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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论文 近代基督教的传入对云南滇东北彝族宗教信仰的影响

2018-12-16 17:45:00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渗透加强,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开始广泛传播。基督教的传入对近代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政治、宗教信仰等方面产生了影响。而作为彝族主要聚居区的滇东北地区,虽然原始宗教在其信仰中根深蒂固,但在基督教广泛传播的大环境下,其宗教信仰亦深受冲击。本文主要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在云南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以及对其宗教信仰产生的影响及原因。

  一、研究综述

  彝族宗教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旅行家、传教士、学者开始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对西南边疆民族自觉学术意识的发端,彝族宗教一直是学者的关注之点”。

  马长寿、杨成志、庄学本、丁文江、陈宗祥、马学良等学者的彝族宗教“研究成果”,代表了20纪前半叶彝族宗教信仰研究的最高水平。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因意识形态影响,对彝族宗教的调查研究限制颇多。

  改革开放后,随着彝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关于彝族宗教信仰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彝族宗教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与突破,研究领域、研究方法都有新的拓展。诸多研究运用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对彝族宗教信仰予以解读。但是,综观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学术研究,不难发现,学术界有关基督教与彝族宗教信仰的论著并不多,80年代之后,相关研究成蓬勃发展之势。

  肖耀辉,刘鼎寅《云南基督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一书对基督教各个教派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情况作了详尽的论述。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等方面深入地探讨了自1877年以来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相互联系,从而揭示了基督教对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影响,以及基督教在云南传播、发展过程中的变迁与特点。张丹枫《近代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载《保山师专学报》2003年06期)一文论述了基督教在西方殖民主义政策的庇护下传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既带来了殖民文化的消极影响,也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杨学政、韩军学、李荣昆《云南境内的世界三大宗教——地域宗教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1月)记录了基督教在云南的现状、形态、历史、内容及其演变特征。杨学政《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概述基督教传入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发展演变以及教派组织、活动、机构和发展状况。东旻《川滇黔彝族同基督教的冲突与调适》(载《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02期)论述了基督教在我国彝族地区的传播情况。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一书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论述基督教在滇黔川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历史状况。班礼《当基督来敲毕摩的门—彝族宗教文化结构探析》(载《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记述了基督教传入彝族地区的原因及影响。此外,蔡华等人《对彝族毕摩宗教现状的调查与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年第10期)实地调查发现毕摩宗教在文化传承、祭祀、教育、执法、医疗等方面仍发挥着作用,毕摩在彝族社会中仍旧存在较高的认同。陆文熙、陆铭宁《彝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2期),李晓莉《论云南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戴波、蒙睿《云南彝族多样性图腾崇拜及生态学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等文章指出了包含在原生宗教中的生态观,倡导利用其中的合理因素使得民族地区得到协调发展。张再亮《试论彝族文化中的鬼神观》(《金陵神学志》2007年第1期)一文将彝族宗教中的一些理念与基督教教义进行对比,并对两者间的相似之处进行了分析。

  综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基督教与彝族宗教信仰的研究有颇多,其中的研究重点主要在集中在彝族宗教与其他宗教对比、彝族宗教与文学、彝族宗教崇拜观念、彝族宗教与生态保护、彝族宗教与艺术、彝族宗教仪式、彝族宗教中毕摩与苏尼的研究等方面。但是,关于专门研究近代基督教与云南滇东北彝族地区宗教信仰的具体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总结分析前人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基督教在云南滇东北彝族地区传播的研究,探讨基督教对云南滇东北彝族宗教信仰产生的影响。

  二、彝族及其宗教信仰

  云南是我国多种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种类众多,宗教文化多样的边疆地区。在云南除了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形态丰富多样的原始宗教以外,还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道教、天主教等宗教。各种宗教在云南各民族中传播、发展,与各民族的文化产生冲突、调适、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形态和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一)彝族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撒尼、纳苏、诺苏、米撒泼、罗武、阿西等不同称呼。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以“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在中国,彝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而在云南,彝族主要分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以及昭通为主的滇东北地区。彝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历法、文字、文学、宗教、艺术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居住在云南滇东北的彝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滇东北彝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其历史可追溯到我国古代西北的羌游部落,距今五六千年。《后汉书·西恙传》中的‘越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的‘南中青羌’,指的就是古代金沙江南北地区的彝族先民。氐羌迁往西南地区,川流不息,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禹家于西西羌,地名名纽’。石纽在纹山郡广柔县,即今四川省茂文县。禹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洪水时代人物,说明氐羌南迁,至少在距今五六千年前。”

  滇东北作为彝族的分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种多样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宗教文化。滇东北彝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彝族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群对其所信仰的神圣对象,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全身心的皈依及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少数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全身心的皈依和思想信念表现于特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中,并用来规范和指导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风俗,与人类的工作、学习、生产和生活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彝族社会中,人们相信万物有灵,有山神、天神、水神、地神、文神、财神、武神、福神乃至交易神等等,各统一方,互不相属。彝族世居西南,具有灿烂的古文化与悠久的历史。

  “彝族的宗教信仰基本上处于‘万物有灵’为基础的原始宗教信仰阶段”,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灵物崇拜和迷信鬼怪是彝族的主要信仰。彝族人相信万事万物都有神灵,泛灵的观念是普遍的,从而形成多神崇拜。彝族宗教是彝族文化的结晶。它有完整的宗教典籍,以《指路经》为代表。有专门的宗教神职人员“毕摩”,毕摩同时兼有教化功能。根据现代专家学者的研究认同,彝族宗教被称为“毕摩教”。彝族宗教信仰集中表现为祖先崇拜,万物有灵和自然图腾崇拜,其完整的宗教礼仪在彝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滇东北彝族有着丰富的宗教文化,但是,封建王朝几次大规模的征剿,使彝族文化受到大规模的打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基督教趁势传播到滇东北彝族地区,使一些彝族陆续皈依了基督。至此,彝族传统宗教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三、基督教在云南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

  (一)基督教传入云南

  基督教发源于中东地区,是一种信仰天国和上帝的宗教。在人类发展史中,基督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是人类的救世主。所以基督教是一个一神论宗教。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为当今三大世界性宗教。

  近代基督教在西南的传教主要是在滇东北地区。“滇东北地区指的是今天的云南省昭通市的永善、巧家、彝良、威信、镇雄、昭阳区等县。”

  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殖民主义者和传教士们就将西方的文化不断地输入中国。传教士不断地向中国传播基督教,以此来发展他们自己的基督教信徒。当基督教在中国内地大城市及沿海重镇站住脚跟后,开始谋求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山区发展。同治九年(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发表了《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吁传教士到中国内地,特别是中国西南去传教。”

  戴德生倡导并成立了一个跨宗派的联合组织——中华内地会,该组织认为:“只依靠《圣经》所给的保证,到中国内地传教,考验其信仰。”

  这个组织一呼百应,迅速发展壮大。同治九年(1865年),英国传教士詹姆斯·哈德逊·泰勒(汉名戴德生)在英国伦敦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团体,致力于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国内地山区派遣传教士进行所谓的拓荒活动。同治十三年(1874年)“马嘉理事件”后,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也为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云南传教奠定了基础。“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教活动始于1877年。”

  “光绪九年(1883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樊某到昭通传教,不久即离去。1886年,英国传教士索仁里到昭通传教。1887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到昭通传教,在县城三官庙租房居住。”

  帝国主义列强打开西南门户以后,英国循道公会与中华内地会就马不停蹄的进入云贵川三省,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传教活动。循道公会和中华内地会是后来在西南彝族当中,实力最强、发展速度最快、影响最为深远和最为广泛的两个基督教会。

  (二)基督教循道公会在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

  基督教循道公会产生于18世纪,是以英国的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统称,于1851年传入中国。1905年英籍牧师伯格理来到贵州威宁石门坎创办教会,建立学校,使得当地苗族人的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一时间成了“中国苗族文化最高区”、“中国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基督教在贵州苗族地区的传播,客观上改善了苗区人民的生活,影响到了周边的其他民族,当地的一些彝族土目开始渐渐改变了对基督教的看法,开始信仰基督教。

  “循道公会于1883年传入云南,时称‘圣道公会’,主要分布在滇东北苗族地区。”此外,基督教于“1886年开办昭通教会并于1912年建立了圣道公会西南教区办事机构。”然而,早期抵达云南的传教士极少,只有几人,所以基督教的发展非常缓慢。 “到1900年时,虽然基督教在云南经历了20年的传播,但设立布道所不足10所,信徒不过百人。”

  “到了1904年,在滇东北重镇——昭通开展活动的循道公会,虽然经过了近20年的惨淡经营,但皈依者寥若辰星,教会活动陷入了进退维艰的地步。其间,在昭通活动的英国传教士柏格里曾试图向昭通附近的彝族当中发展,并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金沙江以外的凉山彝族聚居区活动,但都未能获得成功。”韩军学著:《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26页。

  1904年之后,基督教循道公会在昭通地区的彝良、永善、鲁甸、大关、威信等地建立了十多所教堂,基督教循道公会在昭通地区得到快速发展。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循道公会教堂表

  教堂名称所在地建立时间小龙洞乡间屋舍昭通1889集贤街大礼拜堂昭通城1902咪耳沟教堂彝良1906大坪子教堂永善1907么店子教堂彝良1907拖姑梅教堂彝良1910青树林教堂彝良1910老棚子教堂永善1910白岩脚教堂鲁甸1913管坝教堂昭通1913学庄教堂昭通1913广东院子教堂昭通1913水磨上寨教堂鲁甸1915凉风凹教堂大关1916簸箕寨教堂彝良1916核桃湾教堂彝良1916牛坡坎教堂威信1916马楠山木林教堂永善1920老鹰岩教堂永善1920(材料来源:《昭通地区志上卷·宗教篇》)

  (三)基督教内地会在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

  基督教内地会是英、美等国基督教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教会组织。1865年由英国人戴德生在伦敦创立,总会设在伦敦,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设有分会。从1889年起内地会改为国际性教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地会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深入我国内地和边疆地区传教。“光绪三年(1877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嘉由上海沿江而上,经四川巴县等地进入云南”,成为了传教士进入云南的先导。1904年,内地会在威宁板底建立了板底教会,成为黔西北彝族聚居区内以彝族为主要信徒的最早的彝族教会。1908年,由于语言上的障碍,苗系葛布教会中的彝族信徒分离出来另组彝族教会,在彝族聚居区建立彝族教会,并成了黔西北彝族地区彝族传教中心。内地会在黔西北彝族的传教活动扩展到滇东北的昭通、彝良,镇雄以及川南的古蔺、叙永等地的彝族地区,也成为这些地区彝族的传教中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内地会传入滇北地区的禄劝、武定、富民、元谋以及永仁等处的少数民族的社会中。“1883年,内地会英籍传教士索里仁(Thorned)等人由上海沿长江而上,经四川宜宾,到滇东北重镇昭通传教。”“1899年英国传教士梁廷栋在滇东重镇曲靖建立了内地会组织。”

  这一时期,施行改土归流,内地将封建文化大力地推向滇东北地区,使得滇东北地区一时形成纷繁复杂的社会局面。而在这种内地的封建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交织不清的情况下,基督教内地会逐渐在滇东北的一些地区传播开来。

  基督教传入对云南滇东北彝族宗教信仰的影响

  彝族人民在处理外来宗教的问题上,善于兼容并包,对外来的宗教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部拒之门外,而是将其与当地已有的宗教相融合,把人们熟悉的内容融入到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中,把它改造成为本族自己的内容,为本民族的宗教服务。

  宗教文化存在差异

  彝族的宗教文化能够满足彝族人的精神需要,彝族宗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张力。彝族宗教信仰是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毕摩文化,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彝族有着独特的宗教文化,有自已的宇宙观、有自己的祭司——毕摩、有自己的神灵信仰,对生命人伦、天地万物、生老病死有着古朴的自然解释。这与基督教的神创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他们不是同一种思路。因为彝族有着独特的宗教文化结构和思想,所以当基督教传入彝族地区时,无法深入内里,只能徘徊在彝族的门口。彝族作为农业民族,它的社会结构和家支直接脱胎于氏族社会,具有很强的家族观念,而且家族势力的长期存在,更进一步强化了彝族的家族观念和祖先崇拜。毕摩是祭司阶层,长期服务于彝族的宗教信仰,传承着彝族的宗教文化,使得彝族的祖先崇拜更加稳固。彝族先民对宇宙世界的认识构成了彝族古代自然哲学,在解释生命的来历、天地起源以及生死观上,留下了大量的信息,对彝族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彝族人的祖先崇拜属于家族祖先崇拜的多神教,包括家族的始祖、远祖、近祖。”

  彝族人的宗教信仰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彝人祖先崇拜以祖界观和祖灵观为思想基础,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人死以后,有三个魂,进入另一个世界,并保佑活着的人和畜。亲属要为死者举行送灵和安灵仪式。送灵仪式就是把死者的灵魂送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安灵就是把祖先灵鬼附在灵位上供奉于家中。如果不举行送灵和安灵仪式,或者仪式有误,死者的灵魂就成为孤魂野鬼,游荡四处无依无靠,饥饿痛苦难耐,常常作祟于后代,使人畜疾苦不堪。

  基督教是属于地缘关系的独一神崇拜,上帝耶和华是他们的唯一神。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万能的,创造了人类和万物。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而被定罪,并传给了后代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人生来就有这种罪,且不能自我拯救。上帝为了拯救人类,派其子耶稣来到人间替世人接受惩罚,被订死在十字架上。世界末日来临时,信仰上帝者皆可以得救进入上帝的国度,不信或不思悔改者将受永罚而被打入地狱受煎熬。此外,彝族宗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活人,让现世的人活得更好,活得更安全。祖先神的存在是彝族人根据现实世界创造出来,祖先神生活的世界以及其形象与现实世界的生活和人相仿。有着这样的神灵观念,人们对现实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对现实世界的追求更加的注重。“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捐了一块门槛,是为避免死后下地狱。彝族人不会这么做,彝族人只会为了得到一块门槛而去求助祖先神,保佑他们顺利砍倒一棵能够用来做门槛的树。基督教追求的是让上帝高兴,得到上帝的认可,到达上帝的国度,实现永生。”

  人的罪不是人们自己能够选择的,是强加的、逼迫性的,而这个逼迫者就是上帝。从上帝创造世界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从人被赶出伊甸园到接受末日审判,整个过程中,上帝是主角,就像加尔文说的那样,基督教就是上帝自导自演一部戏。

  所以说,彝族宗教是以人为中心的唯人的祖先崇拜,而基督教是以神为中心的唯神的上帝观。经过长期的压迫与剥削,滇东北的彝族群体一再退让,退到了偏远的山区,在山区居住下来,形成了典型的半农半牧的社会形态,有着浓厚的氏族观念,使得祖先神的地位日益强化。彝族也是一个苦难的民族,自秦灭蜀以后,中央政府对彝族地方势力多次用兵,再加上彝族地方势力割据,为了争夺资源长期内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艰苦条件下,为保家求生存,祖先神便成了强化认同,共抗外敌的精神纽带。

  基督教的传入对云南滇东北彝族宗教信仰的影响

  基督教在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不可避免要与本土宗教相遇,从最初的相互接触到逐渐的相互交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宗教文化。由于受到本土宗教的影响,基督教的发展逐渐中国化、本土化。基督教的本土化现象的存在是由滇东北彝族地区的现实和广大彝族群众的宗教需求所决定的,它的存在顺应了滇东北彝族地区特殊的社会背景与环境。从基督教在云南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似乎可以看到,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带给滇东北彝族在信仰的转换与生活方式的转换等方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滇东北彝族社会地位及生活状况也提供了适合基督教传播的土壤,才使得基督教在滇东北地区打开了一个缺口开始传教。

  1、彝族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浪潮中,被基督教势力视为在华的重点传播对象,并为实现在彝族中的传播做出了种种努力。“1889年,柏格里在小龙洞购买土地,建盖有走廊的乡间屋舍,作为传教场所。1902年在城内集贤街购地建大礼拜堂。1905年,柏格里在威宁石门坎建教堂和学校,称为‘光华小学’,1906年正式招生。同年建彝良咪耳沟教堂。”

  基督教中的内地会对滇北彝族地区的影响较大。“1906年,柏格理协同内地会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到洒普山传教。1923年,郭秀峰在洒普山主持成立了‘基督教内地会滇北六族联合会’,设立了下属六个总堂。”“在滇北山区的武定、禄劝、寻甸县等地的彝族群众中,内地会先后建立三个彝族总堂,促使彝族群众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其中禄劝县彝族信徒占本民族总人数的比例高达1/4),使这一带成为教会在彝族地区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当地的彝族各支系中,基督教内地滇北六族联合会曾先后建立了禄劝县撒老坞黑彝族总堂(下辖11个分堂41个支堂)、武定县阿谷米干彝族总堂(下辖4个分堂3个支堂)、寻甸县新哨白彝族总堂(下辖5个支堂)。”

  2、基督教在滇东北地区建立学校,将西方文化传播给当地民族。以民族化的形式在少数民族中传教,消除文化上的障碍,对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得以传播,关键是它有一种适应性,能够把它的信仰与少数民族的生活衔接起来,让人们产生‘这是我们的宗教’的感受”。传教士们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讲着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传教,以此来吸引少数民族的群众来信教。

  3、基督教在滇东北地区建设医疗机构,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在民国以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识药的人比较少,懂得医治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民间主要靠中医用草药开单方治病,药贵民贫,而且很多病无法医治。由于滇东北的彝族人民普遍信奉以灵魂观念和自然崇拜为基本内容的本土宗教,当遇到灾害时,以杀生祭祀为其主要形式,因此盛行请巫师跳神及送鬼治病。基督教传入滇东北地区以后,通过行医办学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分别在“洒普山、阿谷米、滔谷和撒老坞开办了医务室和小学。医务室为群众治病时,不论教徒或非教徒,只收药费,不收诊疗费。医务室设在教堂内,经费大部分由教会向教徒筹集,少量由外国牧师资助。医务室的医生和护士一般由外国牧师及其家属担任。”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教医生到中国偏远的边疆地区和贫穷的山村行医送药,在一定程度上给老百姓减轻或免除了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既然是借医以传教,在行医送药中,当然会有不少传教士不失时机的发展教徒,并且有不少成功的事例。传教士向山民行医送药,许多人为了得到具有神奇魔力的小药片,不惜放弃自己的本土信仰而皈依基督教。“对于传教士来说,一粒药片的作用有时超过10个布道员的作用”。可以说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都是伴随着医疗手段的,在近代中国亦是如此。因此,受基督教的影响,非基督教信徒的杀牲祭鬼神活动也大大减少。

  4、基督教的传入影响滇东北彝族地区的宗教观念。宗教是一个人价值观的基本源泉,同时,宗教所包含的价值观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当社会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在基督教所创办的学校里女生可以和男生一样上学,接受教育,男尊女卑现象减少。此外,在基督教传教的过程中,信教群众的思想境界并没有因为信仰基督教而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一些彝族人民甚至把基督教当成可以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救星”。另外,彝族基督徒认为只有信仰耶稣基督,死后方能升入天国。彝族原始宗教认为,人死后应该由布摩念指路经指引亡灵回归祖界与祖先团聚。但基督徒死后却由教会牧师长老率众祷告,祈求亡灵升入天国,永享快乐。同时,丧葬仪式也由唱诗祷告代替毕摩念经指路,雄浑悲壮的铃铛舞场面一去不复,气氛不土不洋。

  基督教的传入虽然对滇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由家庭式的个体教育和传统的“言传身教”向规范化、制度化的学校社会教育转变和民族文化教育、民族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是,无论他们有何理由他们都无法改变殖民侵略的目的。具有浓厚氏族观念的彝族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共同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即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又有多民族聚居在此地,本土文化的社会基础被破坏,传统文化观念开始减弱,但是对于长时期以来的传统文化不是那么一朝一夕就会被基督教所取代的。“自教务发轫到1911年民国缔造,云南省教务发展甚缓。1907年初,云南省仅有3个差会,有宣教师37人,华职员甚少,领洗信徒不逾百人。”

  所以,在这一时期,虽然有少数彝族群众信仰了基督教,但是彝族的宗教信仰仍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传统宗教。基督教对滇东北地区彝族的宗教信仰有冲击,但是并没有成为主流。

  五、基督教对彝族宗教信仰产生影响的原因

  基督教能够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究其原因,既有基督教传教方式灵活多样等因素,也有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些因素。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得益于西方殖民主义政策的庇护,成就于民族化、世俗化的传教形式,其结果既带来了殖民文化的消极影响,也起到了推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基督教作为一个近代传入云南的外来宗教,能在那些世代居住于与外界隔绝的深山峡谷里、尚处于刀耕火耨的原始生产生活状态的少数民族中传播,并深深地扎下根来,产生经久不衰的重大影响,既有特殊的原因,也有特殊的影响。

  现实原因

  1、殖民主义政策的需要与保护

  (1)滇东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该地区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居住着汉、彝、回、壮、苗、布衣、瑶、水等民族。(2)滇东北地区是云南物资东运的重要通道,是沟通内陆的重要地区。滇东北的曲靖有“滇黔钥匙”、“入滇门户”、“云南咽喉”之称,抗战时期的滇黔通道从这里进入贵州,为内地输送了大量的军用物资。(3)昭通在历史上曾是云南通向川黔两省的重要门户,是中原文化赶往云南的重要通道、为中国的著名的“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4)滇东北对西南地区有很大的战略价值,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地理位置重要,“锁钥全滇”,对于西南边疆的巩固,意义重大。因此当云南的门户被打开后,在这个几族交汇地的地方就成为了传教的首选。

  2、社会经济落后

  云南东北部与四川毗邻的东川、乌蒙、镇雄等地,贵州西部(水西)地区,其社会状况,基本上属于土司统治下的领主制经济。这些地区的彝族,长期以来是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土司制度。经明朝的政策影响,经济、文化也有一定进步,但其发展比较缓慢,到了清初仍是土司领有土地,虐使土民的“自为其王”的社会状况。彝族人民长期处于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桎梏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明朝时期,有大批的汉族移民直接进入彝族聚居或散居的地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彝族中大部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一些汉族人口所不及的山区,则仍“以牧养为业;耕山食荞麦,暇则射猎,捕食猿狙”。

  所以,滇东北地区在鸦片战争以前地主制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土司、土目的势力仍然残存下来,沿用领主制的剥削方式,再加上彝族人民没有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扩大再生产,虽然终年辛勤劳动,仍不能温饱,缺乏生产积极性。因此,彝族地区广泛流行着“种一坡坡,收一罗罗”的谚语,充分反映了彝族生产水平相当低下的状况。

  历史原因与地理环境

  1、历史原因

  秦汉至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彝族实行羁縻政策,元明时期发展为相对成熟的以黑彝族贵族为首领的土司制度。元末,封建地主经济在云南许多彝族地区迅速发展,但在一些地区领主经济和奴隶制残余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明代,在彝族地区兼设流官、土流兼治和土官三种官职,对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清代实行“改土归流”,加强了对彝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从而使大多数彝族地区的领主经济解体,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云南和贵州的彝族土司为流官所取代。但是,改土归流不彻底,土司的统治基础土目大量得以保存,成为了当地的实力派,他们控制着土地,拥有私人武装,私人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维系着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发展。

  因此,自明清时期实行改土归流开始,滇东北的社会纷繁混乱,当地社会更加复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为了加紧侵略中国,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殖民主义者大开方便之门,使得传教士们将西方的文化不断地输入中国。在西南门户被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以后,基督教趁势传播到滇东北彝族地区,使部分彝族陆续皈依了基督。至此,彝族传统宗教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华内地会与英国循道公会马不停蹄的进入云贵川三省,开始谋求向内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传教活动。

  2、地理环境

  在基督教传入前,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距离首都较远,属于偏远地区,较为闭

  塞。滇东北的少数民族都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文化形态,主要为原始社会末期向私有制过渡的时期,少数进入奴隶制或封建领主制;他们都属于地处中央封建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物质生活资料供应匮乏、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界依赖性极大、生活特别贫困的后进民族;在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中,他们处于最底层,不断遭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民族的压迫、剥削和打击、排斥,而无法通过封建关系的秩序得到社会的帮助,以改变他们较落后的社会面貌。为了逃避中心体制社会对他们的伤害,他们不断迁徙,然后躲进深山大壑之中,自我封闭为一个个彼此分散的、隔绝的社会单位,缺少与外界的接触和沟通,得不到社会的关心和帮助,靠着原始的生产方式,维持着最低标准的生存;他们越落后,越受歧视,阶级和民族的压迫,使他们在封建统治下无法与先进的汉族社会交往,并形成了对汉族很深的成见和民族隔阂心理。在无能为力、偶然性和生活匮乏之中,他们只有祈求神灵帮助他们摆脱面临的困境,因而,他们普遍所信仰的原始宗教也就反映了对各种灾难的恐惧和对生活平安的渴求,充满了被“拯救”的希冀。但是仍然整体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在《未知的中国》里,柏格里记载了一件事:“我没有发现经常性的把奴隶卖出部落的情况,但是存在着某位土目或某个黑诺苏人的女儿成婚时,将几名奴隶作为嫁妆的一部分陪嫁的事例。”

  因此当秉着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督教传入时,有一部分彝族群众开始信仰基督教。

  彝族地区是基督教到西南地区传教的一大目标,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会选择在滇东北彝族中传播基督教文化呢?面对西方传教士的宣教,四川凉山彝族予以了坚决抵制。而云南、贵州部分彝族却以相当独立的姿态接受了基督教,并使它迅速本土化。究其原因,凉山彝族封闭的传统文化、地理位置、家支制度和自治状态的保留,使外来宗教没有立足之地;而云南、贵州彝族由于承担沉重的民族和阶级压迫,加上传教士的人为因素,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明清以来,封建王朝在边疆地区大力推行“移民开发”和“改土归流”的政策,使当地本来就贫困的民族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嘉靖时期实行的改土归流就遭到了当地大领主们的强烈反抗,经过大领主们的斗争,不久便被恢复土官统治。到雍正时期,封建王朝不顾当地领主们的反抗,暴力的推行改土归流,给滇东北地区的彝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量村寨被烧,大批人口被屠,大量的土地荒芜,无数群众在流亡,留下了无穷的祸患。后来“鄂尔泰强行推行的改土归流,经过激烈的战争,在滇东北消灭了土司政权,设立了流官。”

  至此,汉人大量流入,汉文化也随之传入。当地的传统社会文化形态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当地已经失去了像凉山彝族那样的文化与社会的双重抵御功能。为了摆脱各种剥削与压迫,部分彝族劳动群众信仰基督教,希望以此来获得救赎,获得自由与公平。能够适应这些人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特别渴望“拯救”的愿望,帮助彝族群众解决他们自己无力解决的困难、抵制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来减轻对他们的压迫,因此基督教得以在该地区彝族群众中传播。由此打开了基督教传入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一个缺口。昭通教会牧师张道惠在1919年给教会的总结中说:“盖汉人之视蛮族,如犬马之不若,任意欺凌。今日事业之极得手者,皆在花苗、栗粟、黑彝等部落中。”

  由此,基督教在滇东北彝族地区的到传播并产生影响。

  六、结语

  基督教在近代的中国,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较广,无论是在信仰文化,还是在生活习俗上,都对当地产生重大的影响。基督教在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必然与当地的本土宗教相遇,从开始的相互接触到逐渐的相互交流,最后融合成了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从基督教在云南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我们似乎能看到,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带给滇东北彝族在信仰的转换与生活方式的转换等方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滇东北彝族社会地位及其生活状况也提供了适合基督教传播的土壤,才使得基督教在滇东北地区打开一个传播的缺口。

  从现在来看,基督教已经逐渐本土化,成为了中国现代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基督教中的一些观念还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相冲突,基督教还没有完全的融入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中。在少数民族特殊的社会背景与环境下,基督教的发展受到本土宗教的影响,基督教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要符合当地人民的宗教需求。基督教传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很自然地把当地把本土宗教的特征注入基督教信仰中,在彝族基督徒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同时,当地群众不仅了信仰基督教,也信仰本土宗教。基督教融入本土宗教,渐渐本土化,这或许是基督教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必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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