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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崇拜类论文 从三星堆祭祀坑遗物浅析古蜀的早期宗教崇拜

2018-12-12 13:47:01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神秘璀璨的三星堆文明从1933年被发现首次考古发掘并被命名为一个地区性考古学文化之后,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三星堆祭祀坑文明为出发点,旨在剖析古蜀的宗教文化即巫文化。蜀王是“群巫与群巫之长,各国之君与天下共主”的地位,从三星堆众多遗物看来,古蜀国的巫文化也的确发达,既有着与同时期殷商文化相似的文化特征,如青铜容器和部分玉器,也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的文化特征,如青铜神树、金杖、青铜凸目面具以及大量的青铜人面像等,我们可以看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三星堆祭祀坑,古巴蜀,宗教崇拜

  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文明之后,在西南地区以巴蜀为中心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入青铜文明时代,三星堆文明的问世,为我们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并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到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古蜀人的宗教文化渊源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出土,为我们展现了古巴蜀国神秘的祭祀文化,那么,古巴蜀国崇尚祭祀的渊源何在?据调查,古蜀国所统治的地区是当时羌人所统治的地区,整个西南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在当时都是羌人的统治范围,据说当时羌族的祖先从西北迁入岷江地区,与当地的土著氐人即戈基人进行了羌戈大战,在羌戈大战中,羌人对戈基人的描述就是他们长着尾巴,并且有着竖目,十分凶残。在羌族传说的羌戈大战中,因为羌人爱神,于是得到了神灵的帮助,在他们最后一场战役中,神明将柴棍给了羌人,将麻杆给了戈基人,让他们进行搏击,最后戈基人伤亡遍野,以惨败告终,最后神明又让羌人把预先扎好的草人立在岩上,让其躲在岩脚,神明说,红岩脚下地方很好,谁先占领就归谁所有,之后羌人听懂了神明的意思,接连把草人往岩下摔,戈基人于是也争先恐后地往岩下跳,结果最终戈基人绝了迹,这就是羌人如何占领岷江一代的传说。从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羌人祖先是因为借助了神明的力量,才使自己一族得以在岷江地区定居生活,后来的羌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统治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古蜀人,对神明的信仰便由此而来,因为神明他们得以留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所以,他们必须要不断地向神明进行祭祀,以供奉神明,得到神明的帮助。这里,我们从神话传说里,大致了解了古蜀人为何要崇尚神灵。但是,林向先生也坦言,“传说与历史有三点不同,第一,传说的幻想、夸张、虚构成分很多;第二,传说可以将若干人的事件综合、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第三,传说可以讲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发生的事件粘合在一个时空里,甚至随时代而层层叠加”。所以,我们虽然不能相信有什么神灵帮助了羌人,但笔者猜想,当时可能是有一些自然因素或者谋士帮助他们对抗自然灾害或者与其他种族进行斗争时获利,于是,便将这种因素神化也不是不可能的。不排斥古代传说,因为它是先民表述历史信息的话语权,理论上讲它与后代学者表述历史信息的话语权,具有同等的意义。所以,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传说,但我们可以根据传说进行分析。

  古人总是将自己崇拜的对象想象得异于常人,在古蜀国的关于其国君有这样的记载,《华阳国志·蜀志》中关于古蜀国第一代国君蚕丛的描述是“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为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关于目纵,在笔者看来,就是蜀人崇拜自己祖先的表现。通过石棺石椁,我们可以了解的是,在当时,蚕丛氏应该是生活在岷江上游地区,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在岷江上游今名“蚕陵山”一带岷江河谷两岸山麓上,考古发现了大批石棺葬,似乎可作为这一带确有过“蚕丛石棺椁”习尚的证据。

  考古发现证明,在蚕陵山一带的岷江河谷两岸山麓上,曾发现了大批石棺葬,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当时的蚕丛氏就生活在这片区域。根据《蜀王本纪》 《蜀王本纪》:西汉扬雄著,本书为历代蜀王传记,始于先王蚕丛,迄于秦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蜀王事迹,与此略同。原书已佚。

  的记载,古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要说三代蜀王如果只是指的三个人,各自都活了几百岁,这是不符合人类学基本要求的,况且在古代,人们对于天灾、疾病等的抵抗力量也非常弱,笔者推测三代蜀王应是指的氏族部落名称,即所谓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就跟中原地区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一样,而不是单指某个人的名称。

  三代蜀王中的蚕丛和鱼凫分别是从岷江上游地区南迁进入成都平原的,而柏灌的来源,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应是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区今都江堰“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虽然他们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不同,但最终都在南迁的过程中先后相遇,于是便导致了为了争夺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根据《蜀王本纪》所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九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可以看出,经历了三代蜀王的战争,最终以鱼凫氏的胜利告终,失败的部落民众一部分成为胜利者鱼凫氏的臣民,一部分就跟随其首领逃亡了,《史记》有云:“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反映的就是“其民亦随王化去”。在鱼凫氏统治时期,我们可以看出,已经形成了以地缘为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已经不仅仅是鱼凫氏这一单一血缘氏族,还包括因为战争失败的蚕丛氏族、柏灌氏族,以及后来蜀王势力不断扩大,从而包括了西南夷各部和羌族等民族,蜀王既是拥有治权的君,更是拥有与天地神沟通的大巫,即形成了“群巫与群巫之长,各国之君与天下共主”的关系。

  在继鱼凫氏之后的蜀国,先秦文献没有文字记载,但《蜀王本纪》中有“(鱼凫)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的记载,我们可以推论,在鱼凫氏之后,蜀国的国君是杜宇。而在《蜀志》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而《蜀志》中的“七国称王,杜宇称帝”能够推断杜宇时代就是七雄称王的时代,即战国时代,但鱼凫所在时代是夏商时期,所以紧接鱼凫氏的杜宇就应该是商代后期以及周代时期。

  同时能够推断到了春秋中期,蜀相开明氏取代了杜宇建立了开明王朝。《蜀志》有“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不过众多学者都不信杜宇是禅位于开明。禅位制早已不时兴,所谓的以贤能作为下一代领袖的推选标准,是在原始社会时期的比较落后的方式,而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在杜宇时代,也就是商周时代,禅让制早已不时兴,所以,所谓的“禅让于开明”是不可信的,更多的学者认为是开明氏驱逐杜宇帝而夺取蜀国王位。开明氏夺取蜀国政权的原因笔者分析有两点,其一在于开明氏有杜宇不具备的治国才能,上面所提到的开明氏决玉垒山解决水灾的功绩,使得开明氏在蜀地的威望空前提高,可是光是这一点,肯定不能夺取蜀国政权,因为杜宇一族的地位在当时的蜀地地位和能力也是最高的;其二据《蜀王本纪》所述:“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可以看出,望帝杜宇是多么荒淫无道,所以开明氏鳖灵无法忍耐爱妻被侮辱的奇耻大辱,于是便通过一系列手段夺取了杜宇的权力。在开明王朝时期,蜀国完成了文明体制的建设,效仿中原诸侯国建立了君主权力相对集中、礼乐制度大体完备的国家:

  “开明帝(鳖灵)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

  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为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华阳国志·蜀志》)

  自开明五世开明尚,始立宗庙与蜀。(《路史·余论》卷一)”

  在开明王朝统治时期,蜀国国力强盛,与中原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北有强秦,东有强楚,因为国力的强盛,在战国早期以及中期,蜀国也与中原争雄。

  自蚕丛始,到开明朝时期的蜀国,古蜀不断地发展,最终虽被秦所灭,但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现今发掘的三星堆遗址为我们展现了当时蜀国不逊色于中原的强盛的国力。

  三星堆的宗教崇拜内容

  佛雷泽谈到,“古代巫术正是宗教的基础”四川广汉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大量出土的遗物表明,在这片区域,曾经有着高度发达的古代巫术文化,这里,我们称之为“祭祀坑”的说法,在学界里基本上没有异议的。两个祭祀坑有大量造型奇特的青铜器、象牙、玉器等,虽然有些青铜器与中原商王朝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特征,但大部分遗物都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通过碳十四的测定,确定两个坑不晚于商代晚期。

  考古发现表明,这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有着十分浓重的宗教色彩,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神崇拜都在三星堆宗教文化中表现得很有特色。赵殿增先生曾说:“当时出现了以树崇拜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鸟崇拜为代表的图腾崇拜、以‘纵目神’崇拜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和以人像群体为代表的‘灵人’巫祭崇拜,组成了三星堆原始宗教的基本构架。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等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原始宗教结构。

  三星堆文明中著名的青铜神树,不仅造型独特,别无仅有,而且,洋溢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中,将神树描述为及其重要和神奇的植物,是日月出没的场所和沟通宇宙的象征,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西方的若木,就是这样神奇的三颗神树。扶桑神树就是在太阳升起的东方,是太阳的起点;若木就是太阳栖息的地方,每天早晨太阳从扶桑神树上升起,黄昏时则落在若木神树上;而建木则是居于其中的树,黄剑华先生曾说明建木的作用,“《淮南子·坠地训》对此有一段说明:‘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这里说的众帝也就是众神,“所自上下”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上下天庭的场所,众神或者仙人和巫师们,通过建木而往来于天上人间,建木便是这样一座神奇的天梯······以树木作为天梯,则只有位于天地之中的建木这棵通天神树”。三星堆青铜神树,正是以这三棵神树为原型,创造出了属于三星堆人民信仰的神树群,一共八棵,其中三星堆一号神树造型夸张,极其高大,一号神树高达396厘米,树干残高384厘米,一共有三层,每一层上各有三根树枝,树枝上有9个花果、9只神鸟,因为神树是太阳栖息的地方,那么这9只神鸟就是太阳神鸟,神树树干上还盘旋着一只头朝下,尾朝上的神龙,古代龙的作用就是沟通天地的象征,众神乘龙来往天地的传说比比皆是,那么神树也有着天梯的功能。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再现这个祭祀的场景,在当时人们眼中,他们的巫师就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巫师能够通过神树将人们的愿望传递给众神,众神也可以乘龙到下界,将自己的意见通过巫师传达给民众。三星堆青铜神树群神秘而又代表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不管是在造型艺术还是宗教文化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神树的崇拜,我们可以归结为三星堆人们的自然崇拜以及鸟的图腾崇拜。

  有关图腾崇拜,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图腾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鸟图腾为主要代表,其次还有羊、龙等动物图腾。三星堆文化没有明确的文字遗留,但是三星堆文化有丰富的象征符号,“图腾是识别三星堆文明的标志”,有关于鸟图腾,我们可以总结为三类,其一是三星堆器物中的鸟纹饰和鸟形器占了器物总数的绝大多数,其二是鸟刻纹在金杖上的中心位置,其三是青铜神树上的神鸟,可见鸟图腾的重要地位。为何图腾文化会有这么重要的地位,笔者从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谈起,我们了解的是,三星堆的发掘只是祭祀坑的发掘,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墓葬发掘,在一开始关于三星堆的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们认为是发掘到了古蜀国的墓葬,可能是统治阶层的群族墓地,可后来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到最后,除了大量的象牙器和一些动物骨骼残留,里面的骨质遗物没有一块是属于人类骨骼,而且两个挖掘坑为我们带来的大量前所未有的各种造型与刻画纹的青铜器物、玉石器,象牙器等,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这是作为宗教文化的遗留存在。从龙山时代起,黄河流域形成的新石器文化中心地区,已普遍出现大型墓葬和祭祀建筑,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三星堆古蜀时期墓葬现象鲜有发现,这表明与中原地区相比,其宗教内涵有所不同,宗庙式祖先崇拜还未形成,其祖先崇拜内容还处于原始宗教早期阶段,与动物自然图腾崇拜并存。关于鸟、鱼的图腾崇拜,不少学者都认为是以鱼凫为图腾标志的古代蜀国一代统治集团“鱼凫氏”的族徽关于鸟图腾的崇拜,并不是单一的只是图腾崇拜,也有着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二期遗址众多青铜器上都刻有鱼凫氏的标志,而被称为三星堆遗址最珍贵遗物的一支金杖上有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共三组,上面的两组图案:下方是两头相对的两只鸟,上方是量背相对的两条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据考证,这里的“穗形叶柄”实际上是一支箭的形状,图案中箭已射入鱼身,其含义是一只鸟正被拖着一条被箭射中的鱼。这里的鸟是一种擅长捕鱼的鸟,这组图案内容可理解为“鱼凫”之义,这批器物的主人可认定为“鱼凫”部族集团。何为“鱼凫”,是岷江一带的信仰“鱼”的部落和山东信仰“凫”的部落二者的结合。三星堆青铜神树上大量的鸟造型,以及各种器物上鸟型器的造型,都使我们不难看出三星堆民众的鸟、鱼图腾崇拜在整个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在古蜀国的众多青铜器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的图腾崇拜从具体内容上是多样性的,有关鸟图腾的崇拜上文已经作了详细解释,这里则着重解释有关对龙的崇拜,还有着对蚕和虎的崇拜,从一开始的关于嫘祖的传说,传说最早发明扩大养蚕技术的就是嫘祖,而嫘祖是黄帝的正妃,所以,对蚕的崇拜是古蜀人最悠久的传统,龙,是来自于中原,虎,则是来自于古氐羌,在与这两个文化接触之后,古蜀人结合龙虎蚕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图腾文明,在造型艺术上通过想象发挥而融化整合在一起,创造了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古蜀特色的龙、虎形象,而这些图腾文明与原始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了一件青铜爬龙柱形器,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上的神龙,用生动的形象表现出龙是沟通天地和人神关系的象征,再现了古蜀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三星堆文明的宗教文化到底有没有发展到宗庙文化的高级状态这还未可知,虽然到现今为止还没有墓葬以及墓葬群为主的宗庙式祖先崇拜的发现,但在笔者看来,三星堆文明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祖先崇拜。

  当图腾崇拜与人类生命的繁衍和维持联系起来之后,就形成祖先崇拜的萌芽,人类从崇拜生活资料本身,进化到崇拜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经验,形成对祖先及氏族英雄的崇拜,祖先崇拜开始形成。三星堆文明中另外一类具有特殊含义的神秘色彩的遗物,当属大量的造型夸张的青铜人面具和青铜纵目面具,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不管是重量还是大小上,大多数都是不适宜人配戴在脸上的,所以,关于青铜面具的功能,学界里也是众说纷纭。青铜人面具拟人化特征明显,脸宽且短,三角形鼻,鼻梁短直,鼻头肥大,长方形耳廓,饰云雷文,且耳垂穿孔,长刀眉,杏眼,嘴大而且紧闭,下颔向前斜伸;青铜纵目面具则是造型奇特而且夸张,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不少数量的青铜纵目面具,它们眼球向外突出,双耳极大,耳尖向斜上方伸出,鹰钩鼻,大嘴,且两嘴角上翘接近耳根。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青铜纵目面具的宗教含义,青铜纵目面具,其突出的就是眼睛的地位,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遗物中,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状饰件和以眼睛为主题的纹饰图案,形成对“眼睛”的特殊崇拜。青铜纵目面具和青铜戴冠纵目面具,《华阳国志·蜀志》关于纵目有这样的说法,“蜀候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蚕丛就是相传古蜀国的第一代统治者,他教会了古蜀人民养蚕缫丝,并且教会了他们如何将丝织成衣服,在养蚕缫丝技术发达的蜀国于是古蜀地区先于周边地区进入文明,从此将蜀国变得十分富庶,所以,纵目描绘的就是当时古蜀人第一代统治者蚕丛的形象,更说明了这类面具是古蜀人对祖先的崇拜。远古时期的人们最初在寻找自己的来源时,误以为图腾是自己的祖先,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事物的多方面观察,逐渐认识到人与动物或植物乃至于无生物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图腾是不能繁衍人类的,人类的繁衍靠自己,于是产生了人祖先观念。祖先崇拜中还有一类重要的族群,就是以青铜大立人为代表的巫祭集团,青铜大立人通高262厘米,两手处于手中握物状态,由大立人本身和方座组成,头戴回字纹冠,衣服至少有两层。在立人的深衣外层,还逃有近似“背子”的外套,亦为左衽,肩上有一背带,从右肩斜绕左腋下,最后两端在背后结绊,右侧为竖直排列的目纹和虫纹相间,左侧为上下两组相同的两尾相对龙纹,龙纹为高冠有角,有归翅、球形爪、分尾、身卷曲,在左背上边有一卷龙纹,从他华贵衣饰的装扮上,我们可以看出,这尊青铜立人像的身份和地位不是一般的了。与其造型相似的还有一群相对较小的青铜雕像,这里称为青铜雕像群。原始崇拜作为可以称为巫术,巫术则需要巫术或者巫师群来进行巫术活动,蜀王被称为“群巫与群巫之长”,那么在这里,笔者猜测这个青铜大立人就很有可能是蜀王的形象了,而下面这些比较小的青铜雕像,就应该是当时与蜀王一同进行巫术活动的人群,他们就是在当时具有沟通神明的神职人员,地位非常的高。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体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巫祭集团,代表了早期社会第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人像写实为主的艺术风格看,他们所表现的主要树现实中真实的人,从身体的姿态、所处的位置。所饰的装束看,他们又是祭祀者,是各种祭神活动的主持人,以大型青铜立人像为总指挥,各种形态的立人像、跪人像、人头像(原有身躯)为主要群体,包括跪祭、立祭在神坛、神树、祭山场所的众多人像,共同组成了一个巫祭集团 。这样的巫祭集团,在当时也是集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族群,他们的思想对当时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至于将这样的巫祭集团最后化为青铜雕像,在笔者看来,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很有可能也被当做了祭祀对象,这对后来的古蜀人而言,也是一种祖先崇拜的形式。祖先崇拜是相对于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进步,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同时也继承了它们的文明,我们能够在三星堆文明中关于祖先崇拜这一问题上看到图腾崇拜的影子,也能在图腾崇拜中看到自然崇拜的影子,这些都是循序渐进,继承性发展的。

  三、三星堆神权与王权结合下的文化

  不管是夏商周王权建立还是古埃及、古希腊等的王权建立,我们都不难发现,神权在国家建立初期的重要地位,这些国家的建立几乎都是神权与王权的有机结合,我们所了解的商王,在最初祭祀的时候,他们也充当了巫的角色,商王朝非常重视祭祀,他们信奉鬼神,不管是国家农业、军事、经济,都要通过占卜的方式,询问鬼神,是否可行,这种沟通鬼神的能力也不是一般人才有的,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作为巫,地位是非常的高,在最初由商王充当,后来一些也具有这种能力的并为商王所信任的人成为了专门的神职人员,地位也仅次于商王,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通过后来考古学家发掘了妇好墓,墓内所出的铜礼群和武器,以及大量玉石器等,大体上反映了武丁前后商王朝礼器群的类别和组合,是研究商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大型青铜礼器、武器和大量的玉器、象牙器也显示了商王朝的兴旺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商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从玉器可以看出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新石器时代某些文化的先进因素,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猪龙",良渚文化的琮、璧等,并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了商文化的内涵。整理资料后得出的结论,妇好在当时也是商王朝的祭司,也就是巫,妇好墓丰富的陪葬品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以及当时对于宗教的重视程度。

  那么,在相对同一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是否也与商王朝一样,重视巫术文化呢?答案是肯定重视的。与中原王朝所不同的是,相对于“戎”,古蜀国更加重视“祀”,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所出土的兵器甚少,但是祭祀器却非常的丰富,而且有着内涵十分丰富的早期宗教信仰文化,从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再到祖先崇拜,内容丰富,巫术文化底蕴深厚,并形成了早期的宗教萌芽。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么丰富的思想文化,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支撑。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会被大量的奢侈品遗物而震撼,大量的青铜器、数以吨计的象牙、金器等,都为我们展示了古蜀国的繁荣。在物质文明方面,古蜀国毫无疑问是非常富庶的。如此庞大的奢侈品遗物群,肯定是不可能是属于某个平民或者普通民众群所有,这必定是属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阶层所有,繁荣的物质文化和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对蜀王的宗教领导权力奠定了基础。在精神文化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出,古蜀王国有着自身不与时代脱节的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在三星堆出土的几乎所有的青铜器都是跟神秘的宗教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它们的形态,它们的组合,都为我们展现着古蜀国神秘的宗教文化。蜀王,作为古蜀国的君主,统治着四川盆地以及周围地区的西南夷、氐羌民族,他是王者,但同时也是祭司,而且是大祭司,具有与天地鬼神沟通的能力,并且繁荣的物质文化为他的政治与宗教权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这样直接就可以看出鱼凫王对部众所拥有的宗教权力。众人都认为蜀王不仅是王,而且更是神,将自己劳作和捕获的珍贵物品用于献给蜀王,也就是献给自己的神,再进行一系列的宗教形式,就能传达他们内心的想法,而蜀王就是这个沟通天地的中介,能够传达普通民众的意愿,并把“天的旨意”告诉民众,这是双向的沟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巫术文化在古蜀国的重要地位,用经济和政治对宗教文化进行巩固,宗教文化又反过来成为了一个有力抓手,使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缺一不可。在古蜀国,我们可以很清晰的了解它是一个有着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绚丽的精神世界的国度,从建立开始,就与中原主流意识才一定程度上保持联系,不管是在最初的图腾信仰,还是君主制度,还是器物的种类与形制,都是与中原文化有所联系,不可避讳的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模仿中原先进文明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出,古蜀人民对先进的美好的事物与文化的向往。古蜀国盛大的祭祀活动,从本质上也是王权和神权的一种体现。

  四川曾经被广大学者认为是蛮荒的,并没有古代文明的地区,直到192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被人们发现,1934年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之后彻底否定了四川地区没有文明存在的说法。华夏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就是源远流长、绚丽多姿的,古蜀文明的发现更为华夏文明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有关三星堆文明的来源问题,学界内外众说纷纭,学者们通过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并提出了证据的做法,科学地为我们阔广了思维的维度,霍巍先生就曾在其著作《西南考古与华夏文明》中就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作出这样的说法:“以三星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光辉灿烂的古蜀文明,是悠久的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并不限于中原一个中心,而是由若干中心区域。它不是由一个文化中心向四周传播,而是通过各个区域的相互交流和逐渐融合,才最终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共同基础。这个过程中,也同样不能排斥对相邻外来文明因素的吸收和融解。古蜀文明正是在广泛吸取周邻优秀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与中原文明既有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层次的文明中心。”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华文明,恰好是起源最早的地域文化有幸发展成为了今天文明的‘源头’,但是,中华文明自原始社会就是多元的,石器时代时中国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就有着不同的文化,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共同组成了文化多样的中华文明,三星堆文明就是众多文化中的一个存在,不管文明起源于本地还是来源于国外,它都有着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并参与中华文明这个大家庭的发展。三星堆文明证明了古蜀国这个以宗教立国,并且宗教首领就是国王的现象,在整个古代文明中特征更显著,更具有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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