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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类论文 美国的宗教研究

2018-11-26 11:56:05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美国宗教概况

  美国是个宗教信仰比较普遍的国家,宗教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宗教在形成美国人的特性和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有人预言美国将会追随欧洲走向广泛的世俗化,但美国人在其信仰和实践中依旧保持了高度的宗教性,宗教在美国人的公共生活中仍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宗教发展极为发达,不仅荟萃了世界各国的传统宗教,也是新兴宗教兴起最多的国家。美国信徒人口多、信教比例高、宗教种类多、参加宗教场所活动次数频繁、捐献总量高。美国学者沃尔德根据密歇根大学政治研究中心“美国国民选举研究所”的资料统计了 1992 年美国人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为:新教福音派:27%,新教主流派:21%,黑人新教徒:9%(新教徒总数为 57%),天主教徒:25%,犹太教徒:2%,不信教者:16%(包括没有申明自己的宗教信仰者或没有参加任何宗教组织者,显然,沃尔德这里把其他不信奉上帝的教徒,如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神道教徒、儒教徒等等,也包括在不信教的人当中,这当然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人不能说是不信教者,而只能说是不信上帝者。) Wald, K. 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p.173.

  2011年美国人口总数达3.11亿人,各种宗教的信徒人数达83.9%。美国一年捐往宗教组织(教会及跨教会机构)的金额高达932亿美元,捐给包括宗教慈善组织在内的慈善组织的金额则为2603亿美元。就美国政府与宗教机构的关系而言,政府在自身行为与政策方面不会对宗教机构有所偏爱或干涉,不干涉个人的宗教信仰和个人信仰宗教的权利。虽然个人的宗教信仰受政府的绝对保护,但个人的行为并不受政府的绝对保护,一样要受到法律的控制,个人不能因宗教而犯罪。

  美国是世界诸多宗教组织和网络的中心。美国宗教组织是美国最具活力的公民组织之一,其影响力深入到全球各层面。美国是在第三世界发展最为迅猛的世界福音派的中心,世界福音派的国际网络由美国福音派创建发展,目前美国福音派在世界福音派中居强势领导地位。在主流教会方面,美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系统居重要地位,各主流宗派自身,如美国联合卫理公会、美国福音信义宗协会、美国圣公会等多个宗派在世界相应宗派系统中具极大影响力。美国天主教会在世界天主教会中财力极为雄厚,在罗马天主教会严密的科层系统中能做到反向对梵蒂冈产生巨大影响,甚至为梵蒂冈设置议程。美国天主教会曾在“梵二”会议中对诸多重要议题的提出和走向发挥重大作用。在东正教会系统,美国是各类东正教系统在美洲的地区中心,是海外俄罗斯正教会牧首驻跸地。众多不同亚传统的东方亚述教会亦在美国发展兴旺,有的教会信仰人数已经超过来源国。美国也是一些在全世界发展极为迅猛的新兴宗教的发源地和中心,如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等。

  美国宗教组织是全球公民社会的重要引领者和其他国家地方政治的积极卷入者。美国宗教组织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各个层面均表现活跃,其影响力渗透到教育、医疗、环保、农业、人权等多个领域。美国宗教组织基于来自美国自身的经验,积极参与各级事务,在国际、地区、国家、地方各层面往往与各级国际组织、政府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展开密切合作并发挥影响力。美国宗教组织在联合国、世界银行、欧盟等多个机构行动活跃,目前多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宗教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具有正式或非正式咨商地位。同时,与各地方的草根群众的联系也非常丰富。众多以信仰为基础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世界各地的冲突解决和和平缔造,他们与美国政府、当地政府、各层各级公民社会组织联系密切,通过推动宗教间和跨宗教对话、开展各类培训、进行斡旋和调停,深植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腹地。

  同时,美国是也是一个世界宗教输出的超级大国。美国宗教以传教为体、救援和发展为翼,在全世界不断扩张。各类传教组织、救援与发展组织、教育组织以美国为中心,在海外形成蛛网式分布。巨型组织成为美国宗教慈善网络海外扩展的中坚力量,而难以计数的各类小型组织则为网络之基。

  (二)美国智库的宗教研究

  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而且也是最具宗教性、宗教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伴随时代的发展变化,美国宗教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纷繁复杂的宗教变化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也引起了美国各大智库对宗教研究的重视,诸多智库对宗教问题都有所涉及。

  1、美国智库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研究

   EQ \o\ac(○,1) 关于基督教的研究

  由受迫害的清教徒建立起来的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为基督教化的国家,虽然基督新教已不复往日一家独大的荣光,但它仍然是美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主流。美国的文明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传统的基督新教信仰仍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方面继续发挥其巨大的影响。鉴于基督教对美国的影响如此深远和广泛,对基督教的研究自然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

  国内外政治学界主要从神学教义和意识形态的角度,依据“自由——保守”

  的光谱,将基督教分为主流教会( Mainline Protestant) 、福音派教会( Evangelicals) 和基要派教会( Fundamentalism) ,这三者与美国天主教会、美国犹太教一起构成了美国宗教政治研究的基础。主流教会是传统上持自由主义神学观点的教会的总称,它们曾长期主导着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教义上强调社会正义和个人得救等社会福音主义思想,在社会问题上对同性恋、堕胎等议题持宽容态度,主要联合组织为“全国教会理事会”。基要派教会是与主流教会相对立而产生的,它恪信基督教经典教义,认为《圣经》具有绝对权威且字字无误,但随着福音派的强势崛起,当代美国新教中的基要派教会已趋于分化和沉寂,它的代表性组织为“美国基督教联盟”( Christian Coalition of America) 。福音派教会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异军突起,它力图在缺少传统性的自由派神学与缺少现代性的基要派神学这两种极端立场之外,探索出第三路径。福音派在对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双重批判中确立了自己的神学立场。总体而言,它仍隶属于保守派阵营,且随着基要派的没落而逐渐成为了保守派阵营的代表性势力,福音派教会的主要联合组织为“全国福音派教会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它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迅猛发展,且在某种程度上和偏保守的美国天主教会达成了一定的联合,使得现今的福音派教会已经取代了“主流教会”而成为美国基督新教中的主导性力量。

  从美国基督教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基督教徒分布的这种此升彼涨的总态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福音派教会将继续占据美国基督新教的主导性地位。从美国基督新教发展的现状不难看出,以摩门教和五旬节派—灵恩派为代表的新兴教派和福音派教会的发展呈现出节节攀升之势,而传统的主流教会的信徒人数和影响力则在不断下降。近几十年来,“无宗教者”在美国人口中的持续增多,其他宗教和基督教边缘教派的吸引力上升,以至于传统的新教徒改信其他教派,都导致了美国基督新教在美国宗教版图中日趋衰落的宏观图景。虽然美国天主教会的信徒总数仍在上升,然而从整体上看,整个基督教会的信徒却在缓慢下降。

  当代美国基督教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当代美国基督教将更加多元化和两极化。伴随着美国宗教的多元化趋势,美国基督新教的多元化也在持续发展。作为世界上产生新教派最多的国家,主流新教教派因地区性因素和对神学教义的理解不同而不断分化出新的分支和不同的新教会,各大教派不断经历组织上的分裂和重组,各类“新崇拜团体”和基督教“边缘教会”也是层出不穷。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宗教的多元化将和基督新教的多元化一起并行发展。与多元化趋势并存的是美国基督新教的日渐两极化,这里的“两极化”是指,美国各大教会和美国基督新教徒已分别围绕在自由派和福音派的旗帜下,所谓的中间路线和基要派则都已趋于沉寂。据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统计,1977 至 1995 年,美国无宗教者在全国人口中的比率一直稳定在约 7 ~ 9% 。 Princeton Religion Research Center,Religion in America 1996 Report,Princeton,1996,p. 47.

   EQ \o\ac(○,2) 关于伊斯兰教的研究

  伊斯兰教在美国属于非主流宗教之一,其信众是来自五大洲的不同民族组合的穆斯林。近年来由于穆斯林人数的增加及其触角在美国社会各领域的延伸,使素以多元文化著称的美国不得不面对新一轮的文化冲击波一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发展。如何正确面对这个冲击波,已成为美国学界必须认真思考和积极讨论的话题。美国的伊斯兰研究和欧洲的伊斯兰研究都源于东方学和基督教神学,两者皆强调对文本的考证。但是,美国的伊斯兰研究已经逐渐与中东研究、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别是宗教学研究产生了重叠。2001年“9.11”事件之前,学界对美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热情不高。因为在美国所有的宗教团体和传统中,穆斯林和他们的宗教是“知名度最低的”?,针对美国穆斯林族群的著述和专题研究文章亦不多见。在近几十年内,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学术界的伊斯兰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学界对美国国内穆斯林的关注一度出现了高潮。这主要体现在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研究的博士论文大量出版,还有就是各类学科一流学术期刊中以伊斯兰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文章所占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增加,对伊斯兰研究的持续关注使相关出版物井喷式地在美国学术界涌现。2004哈高皮安编辑的大事记《处境危险的公民权利:以阿拉伯和穆斯林为目标》记录了“9.11”后美国反穆斯林的偏见的抬头以及穆斯林对这种偏见的担忧;施密特和阿布都对联邦调査局在调査美国城市穆斯林过程中的咄咄逼人、穷追不舍作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美国的伊斯兰教“独立但不平等”。近三十年对美国伊斯兰教历史作系统研究且很具影响力的首推乔治敦大学的哈德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哈德在邓肯一布兰科一麦当纳中心编辑《穆斯林世界季刊》8年时间。从那时开始,她以伊斯兰教历史及基督徒一穆斯林关系为主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诸如美国穆斯林社区、作为有着不同种族背景的美国公民所面对的问题及他们的存在对西方的影响等。哈德的所有著作均关注全美穆斯林社区内的重要问题,包括正统观念、妇女在社区组织和伊斯兰中心管理中的角色、文化和宗教的定位、本土穆斯林和移民的伊斯兰教形式以及独特的美国穆斯林个性的发展等。

  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对伊斯兰教在北美的历史产生较浓厚的兴趣。如对北美早期穆斯林的人种学及宗教学进行过研究的学者有奥斯仃、特纳、丹宁、高梅兹及杰克逊等人对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及其斗争和成长的历史记录作过论述的有本森、苏莱曼和布萨达等。在信教人数比例如此悬殊,而且伊斯兰教形象极富争议的国家里,仅仅开展对美国伊斯兰教的科学研究和统计报告显然是不够的。如何矫正美国多数人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与偏见、如何提高穆斯林的知名度、如何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建设一座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桥梁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任务。因此,在加强对美国伊斯兰教发展研究的同时,美国相关各界在沟通与调和美国穆斯林与美国主流社会之关系方面正在作着不懈的努力。2001年起,美国的Amana Pubns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德克斯的《十字架与新月》《理解伊斯兰教》《美国历史中的穆斯林》等书,以期增进美国社会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并对穆斯林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公允的认可。伍尔夫、哈桑和伽夫尔等人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提倡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呼吁彻底改变美国大众对伊斯兰教的定义,鼓动穆斯林在组织框架内信奉自己的宗教。

   EQ \o\ac(○,3)美国的佛教研究

  佛教自19世纪下半叶传入美国后,仅短短一个多世纪,已经从移民宗教发展为全国性宗教、再到世界性宗教,成为风格独具的美式佛教,信徒达40多万,影响深入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而美国的佛教研究规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无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还是研究成果.都首屈一指,研究水平亦属世界一流,影响巨大.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和美式佛教的转而向世界弘布,使得美国佛教徒一再声称: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佛教的中心.

  美国的佛教研究,依研究机构的所属.可以区分为佛教寺院的研究和俗世学术机构的研究。在美国,凡是比较重要的佛教宗派、比较大的佛寺,一般都设有教育研究机构甚至出版社,从事佛教历史、教规、教义等方面的研究和出版。净土真宗有两个主要的教育中心,即纽约的“美国佛教学院”(American Buddhist Academy)和加州伯克利的佛学研究所,后者还开设了硕士班佛学课程;另外,各地还有数目不等的英文佛学研究班。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仲巴活佛,本人即是学者,著有《手印》、《切开精神唯物论》、《视觉佛法》等专著;他主持的教育机构“那难陀基金会”(Nalanda Foundation),下设那洛巴佛学院。学习和研究佛学、西方心理学等;他还鼓励信徒们从事佛教学术研究,以求达到共识。格鲁派1970年在麻省创立“美国佛学研究所”;宁玛派1979年建立“宁玛佛学院”,出版有“宁玛派英文大藏经”;泛智学会(Pansophic Institute)1974年也在雷诺创办了“宇宙宗教与哲学研究所”(School of Universal Religion and Philosophy).南传上座部佛教1971年创立“丹佛佛教协会”,1973年改名为“静点佛学院(Still institute。).中国佛教则早在1960年就成立了旧金山“美洲佛教会”。1962年在纽约又创立“美东佛教研究总会”;70年代华人佛教徒先后建立了具有学术研究机构性质的“世界佛教研究院”、“世界宗教图书馆”、“国际译经院”,万佛城1976年开办“法界大学”,据称可授予从学士到博士各级学位。

   EQ \o\ac(○,4) 关于摩门教等新兴宗教的研究

  摩门教(Mormonism)是 19 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新兴宗教。作为一种新兴美国本土宗教。摩门教在美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摩门教已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世界性新兴宗教之一。 摩门教发展中获得的成功与影响力的增强无疑增加了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近些年来,美国学界出现了大量美国摩门史的专题性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美国摩门史的各个方面。

  摩门教史学正式肇始于教会成立后不久。摩门教从它一诞生起便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不仅因为它在教义上与传统基督教的区别,更是由于它在迅速崛起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生活上的一夫多妻制,而这些都为当时美国社会公众舆论所不容。因此,这就导致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史学流派:摩门教徒史学流派和非摩门教徒史学流派。在早期摩门教史学中,这两派出于各自立场与目的,对于同一事件的分析往往出现很大的分歧。其后在 20 世纪初,摩门教史学开始走向公正化、客观化,摩门教徒史学家和非摩门教徒史学家对于一些问题的争论虽依然存在,但都开始逐渐正视对方的观点。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后,随着摩门教在美国实力的不断壮大以及教会对自身及其信众历史研究的推动,研究摩门教的史学著作便不断涌现,而总结、整理、批判这些史学著作的论著也开始出现。

  马文·S·希尔在《摩门史的编撰》(“The Historiography of Mormonism”)中指出,摩门教徒史学家和非摩门教徒史学家对《摩门经》的起源、史密斯的评价、犹他教会、摩门信仰运动及“圣徒”在美国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的地位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伦纳德·阿林顿(Leonard J. Arrington)的《20世纪摩门教学术研究》(“Scholarly Studies of Mormo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是一篇有关摩门教史学研究评述的重要文章。在文中,他对 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学者们研究摩门教的动态做了全面概述,指出了摩门教徒史学家和非摩门教徒史学家的历史分野,并且批评当时的摩门教史学研究过多地集中于早期及杨伯翰时期的历史,忽视了 20 世纪的摩门史研究。这篇论文为此后的摩门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埃德温·高士塔(Edwin S.Gaustad)在《宗教在美国:历史和历史编撰学》(Religion in America: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有关摩门教史学研究部分中指出,摩门教是美国本土产生的新兴宗教,对于它的研究,不同于天主教和其它新教教派,因为这些教派已有雄厚的研究基础。他认为对于摩门教史,摩门教徒史学家和非教徒史学家观点的对立,比其它教派更为显著。此外,他还对这两个流派的史学论著做了简单介绍。

  2、美国智库对于宗教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

   EQ \o\ac(○,1)对于宗教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

  长期以来,美国不愿正视宗教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其原因主要有4点:1、美国在传统上主张政教分离。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深谙欧洲历史,他们对宗教冲突和暴乱的危害深有体会,因此希望使这个新的国家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似乎都有一个谨慎的共识:尽管美国有“基督教”的文化和价值传统,但“教会—国家”式的制度化管理模式在美国是行不通的。 2、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员仍习惯于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式,将强权政治作为其理论分析手段。他们坚持认为,对战争的研究就是对实力对比的研究,考察战争成因素时应主要以“可计量”的事物为基础,其底线就是武器系统和正规部队的数量。 3、宗教问题是一个微妙且棘手的话题。美国人在席间漫谈时恪守“不谈国政和宗教”的古老格言,并且在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同样遵守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宗教因素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很少有学者透过宗教的视角来考察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冲突与战争。 4、在美国,有关宗教的问题十分敏感,甚至有可能引发政治冲突。美国国内对宗教、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任何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的行为都有很大的政治风险性。然而,美国如此冷漠地对待宗教与国家安全的问题是十分危险的。在过去的20年里,对于“安全”的追求已经不再是仅仅通过战争来实现,其基础是建立在对国际力量更加细化的分析之上。

  如今,国家安全已然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所幸的是,“ 9. 11”事件之后,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都开始把了解“宗教因素”作为自己的职责之一,并且积极支持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土安全和维和等方面的行动。与此同时,有关宗教与安全的讨论在美国的媒体及学术界也开始火了起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伊朗霍梅尼革命、苏东巨变和“9.11”为代表的事件爆发令美国朝野对宗教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重视持续升温,并渐呈宗教安全化倾向。在此安全视野中,如何消弥宗教恐怖主义等造成的危机及相应衍生危机,并转危为机,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重要议题。由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坚定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民主”以巩固自身安全的长期战略。宗教自由逐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组成部分和战略目标。2014年2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全国祈祷早餐中再次重申,“宗教自由与我们的国家安全攸关”。

  自20世纪90年代始,一众学者呼吁重视宗教自由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关联,由此积极倡议宗教因素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和优先考量。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反复强调

  近几年,众多利益集团对宗教自由在美国长期安全战略中重要性的认识反映在众智库的研究成果和各类倡议中。自“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布鲁金斯学会、赫德逊研究所、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皮尤论坛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及大型智库纷纷加强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外交、宗教与公共政策方面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把2009—2010学年定为宗教之年(Year of Religion ),下属研究机构均联系各自研究方向、地域,推动宗教与美国及世界各地政治研究并召开论坛、讲座或发布研究报告。

  从工作类型来看,积极推进海外“宗教自由”的项目类型有两类:其一是研究一倡议一体型。此类项目有赫德逊研究所的宗教自由研究中心、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宗教与民主研究所、宗教与公共生活研究所、乔治敦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项目等,这些机构组织进行全球“宗教自由”、“宗教迫害”方面的研究,与国内外宗教和人权组织进行密集互动,积极举办各类研讨会、成果发布会,骨干人员积极参与外交政策游说,频繁在国会相关各类听证会发表证词。其二是研究一跨国实践一倡议一体型,如缔造和平联盟、全球参与研究所、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等,这类机构集研究、实践与倡议为一体,以推进民主和宗教自由为终极目标,集自身在西方宗教界以及民间和政界的各类网络和资源,采取灵活姿态与其他国家当地政府和当地宗教团体、公民社会团体展开接触和合作,介人世界各地的冲突解决、和平维持,救援与发展是新世纪美国民主输出新趋势。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均把宗教作为推进本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重要资源如近几十年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便呈现出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盟化、媒体化、安全化等或明或暗的趋势。 关于上述七个趋势参见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33-35页。

  冷战结束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就巳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把宗教问题看成是“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和“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在其对华政策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徐以骅:《宗教与年美国大选及当前中美关系》载《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6期,,29-30页。

  在2014年2月6日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再度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宗教政策,称所谓宗教自由“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而维护此种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目标”。

  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鼓吹“宗教自由即促进国家安全”的“宗教自由和平论”,把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与“反恐怖主义”和“反宗教极端主义”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等量齐观。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F.法尔在2008年314月的《外交》双月刊上就再次呼吁美国外交应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5[]目前在美国,宗教自由问题已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倡导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自冷战结束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以来,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急速提升,业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考量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则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岗位,直接向世界“推销”其关于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例如,1998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了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等机构和专职人员,以主要从事针对全球范围内各主要国家宗教自由状况的跟踪报告,并认定所谓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以及采取行动。

  在主推议题上,美国在论及中国宗教自由现状时主要聚集于以下六类问题:一是中国的法治和宗教管理问题,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中国的法治文化环境尚待发育,这都影响到中国的“宗教自由”;二是地下教会,以美国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宗教登记问题,认为中国政府依法对地下教会的管理“侵犯”了信徒的宗教自由,对基督教形成“迫害”;三是西藏、新疆问题,认为西藏和新疆的“宗教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低估“藏独”、“东突”分子对国内和国际安全的莫大威胁,指责中国是借反恐之名约束两地的“宗教自由”并以多种方式支持“藏独”、“疆独”分子,各届美国总统均多次会见达赖;四是中国对邪教类膜拜团体的处理问题,他们漠视邪教膜拜团体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将中国对这一类组织的取缔当作中国“侵犯公民宗教自由和人权”的重要“罪证”;五是所谓朝鲜“脱北者”问题,美国将有关朝鲜非法人境者看作是逃离朝鲜“信仰极度不自由”的“难民”,要求中国接纳而不是遣返这些“难民”,并通过《北朝鲜人权法》直接表明美方立场和解决程序;六是所谓香港“民主化”问题,近年来美国国务院和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均反复提到香港的“民主进程”。总体而言,其隐含逻辑目标为中国的国家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将冷战思维用宗教自由进行新的包装。其次,是采取间接制衡的方式。对中国的海外战略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围堵和侵蚀趋势。首先,该议题的形成和传播直接损害中国的全球软实力,尤其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亚非拉多国的基督徒中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其次,借助推进宗教自由逐步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包抄。美国日益直接而深入地介入东亚、东南亚、南亚、非洲部分国家的广义宗教自由议题,采取制定国内法进行干涉、多层次外交等方式进行推进,并支持美国一些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直接影响越南、老挝、缅匈等多个中国周边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政策及实施,参与当地社区建设,渐次深人各国社会转型进程。

  总的来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实施以来,美国从理念、机制、组织和行动四大层面不断推进宗教自由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相结合。美国国家和社会针对世界各国的不同国情,采取灵活方式在各国对宗教自由进行理念宣传、行动推进、组织接轨和机制嵌人。美国对美式国际宗教自由的推进在多个层面对中国软实力造成影响、不同层面上有损中国海外利益,但短中期内更多体现为间接和隐性效应。基于现实世界体系,该战略对当前两国关系影响较为有限。由于该战略及其机制的长期确定性、宗教和人权全球接触效应的草根性与滞后性,“宗教自由”有可能成为中美长期战略互动和中国政治、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变量之一。

  3、美国智库对于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逐渐崛起的新兴大国。面对 21世纪的新问题、新挑战,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正在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关键性因素。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便成为美国政界和学界关注的重点课题。在中国研究成为美国智库的重要研究领域一。它们对中国的认知、对中美关系的洞见和建言都深深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准确的认识中国国情,深入理解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机遇与挑战是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前提。自 2009 年美国新一任政府上台以来,以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为代表的新智库就发布了一系列涉华报告,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分析。崛起的中国将会选择一种怎样的国际战略,又会对国际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成为美国新智库关注的重点。

   EQ \o\ac(○,1)美国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

  美国的佛教研究是在西欧的影响下起步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美国却已经取代老牌欧洲,成为西方佛教研究的中心。即使是在中国佛教的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的学术成果值得我们中国学者了解。在中国佛教领域,他们与中国学者一样,偏重于北宋以前的佛教史,特别是以禅宗为主的隋唐佛教宗派。而对宋元明清的

  佛教史,他们则引入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出现了较具启发意义的新视野。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还集中在“佛教中国化”问题研究,佛教宗派问题研究、儒释道关系及其他研究方面。

  从事中国佛教研究的美国学者,既有专治佛教的学者,也有从事中国史的美国汉学家,甚至可能是搞东亚地区研究的专家。从种族上说,他们既可能是美国土生土长的西方人,也有可能是移民到美国的西方或东方学者,甚至是最近才去美国的中国内地学者。这种族裔的多样性,既体现出美国佛教研究极强的国际合作性,也使他们的佛教研究具有相当的活力,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国学者借鉴。

   EQ \o\ac(○,2)美国学者对中国道教的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美国中国学界涌现了众多著名学者和大量高水准的著作。美籍学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丁荷生所著《华南的道教科仪和民间教派》,是对福建地区的道教历史、现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加以论述。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明士(Robert Hymes)是研究江西地方史与宗教史的名家,他在2002年出版的

  《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使他第二次获得列文森奖。通过对宋代华盖山这一道教天心派圣地的研究,作者提出了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的问题。高万桑(Vincent Groossaert)是法国学者,同时也是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的执行委员,他的新作《北京的道士,1800-1949:城市神职人员的社会史》以1800年为时间上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其下限,跨越了150年的历史,在这一宏观的时间范畴里向我们展示了北京的道士这一群体。近年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道教本身的研究愈加深化。

   EQ \o\ac(○,3)美国学者对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

  韩书瑞是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专家,她的两部著作《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以及《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打破了以往研究农民起义所一味注重的经济环境,“她的成果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而不把重点放在社会抗议的经济方面,诸如农民的‘不满’和‘惨境’。”理查德·荣格(Jung, Richard L.K)、高士达(Blaine C.Gaustad)等人也对白莲教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民间信仰所具有的丰富内容,越来越为众多美国学者所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不仅历史学家感兴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更感兴趣,目前,相关研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总的来说,时至今日,美国学者的中国宗教研究,终于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框架体系,新的资料来源,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视角,使得这一有机体不断焕发生机,逐渐呈现出全新的研究模式和发展趋势。

  4、美国智库对美国宗教治理与宗教外交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在宗教上最具有扩张性且最有能力向世界各地投射宗教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在向世界“输出民主”的同时,也通过其教牧明星、慈善事业、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传媒、宗教或基于信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传教团体等“宗教出口业”的“要害部门”将美国宗教以及美国宗教观念和模式输送到世界各地。 美国智库关于宗教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宗教治理和宗教外交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美国的宗教研究机构和智库建设

  1、美国宗教研究机构的特点与分析

  美国从事宗教研究的机构主要有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和相关研究协会、智库等。近几十年来,美国各高等学府开始重视宗教的教学和研究。如哈佛大学、宗教系、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学府都设有宗教研究机构,是美国宗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智库性质的机构有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成立于1916年,是独立的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有几十名专业研究人员,主要进行当代国际问题和美国国内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是其中涉及的领域。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重要智库之一。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也是重要的智库,是独立的非赢利性的研究组织,也是美国最重要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和美国最大的咨询研究机构之一。兰德公司涉华研究主要是中美关系、中国安全战略、中国军事等。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是又一重要机构,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成立于1973年。在30多年推动保守运动过程中,传统基金会“奠定了在美国和世界政策研究机构中的领导地位”。有明显亲台现象。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简称美国企业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与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一样,被认为是华盛顿的重要“思想库”,主要研究台湾问题、中国内政问题等。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有影响力的但无明显党派倾向的智库,20世纪初成立。对20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华态度总体积极,主张同中国合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也是华盛顿政府的重要思想智库,主要进行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政治等问题研究,立场中间偏保守。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1984年成立,是重要的思想库,与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关系密切。属于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还有如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等。

  总的来说,美国宗教研究机构较多,但各机构的研究侧重点不尽相同。一般来说,高校宗教研究机构比较注重对宗教本身的研究,如宗教历史、宗教哲学等的学术性研究。而智库型研究机构则更加注重将宗教同社会现状以及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诸如外交、社会环境、种族问题、污染问题等,非常注重宗教的社会功能和对社会的影响,且与政治问题息息相关,带着浓重的政治气息。

  2、美国智库建设的经验及借鉴

  美国政治的旋转门效应和美国公民社会的高度发达使智库学者的贡献并不限于理论层面,他们往往同时身兼数职,不仅在大学担任教授,也在思想库中担任研究职务,抑或转而进人政府任职或在政府部门担任顾问,建立、主持或服务推动政策执行的倡议组织,同时与各种教会组织、各类基金会有着密切的往来乃至深度合作。因此其影响并不局限于理论界,而是扩散到美国及全球政治、外交、公民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而在中国,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宗教研究一直被视为学界的“禁区”,或被打入高校科研教学的“另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研究开始“脱敏”,正在逐渐摆脱把宗教解释为某种社会存在(如政治、经济等)的附带现象的传统研究套路以及相当边缘化的学科处境。 徐以骅:《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第八辑),第402-405页。

  然而学界要真正成为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思想库”和“人才库”,应当积极汲取美国智库建设的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让宗教公共外交应成为中国学界的活动舞台。

  首先,形成对世界宗教发展的长期趋势和当前动态的分析能力。在近多年间,中国学界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能力已有相当大的提高,有关机构、会议、课程、讲座、培训、项目、出版物等已为数可观在相关学科内宗教研究已呈“主流化”的趋势。但就整体而言,除某些涉华问题外,中国学界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介绍、积累和起步的阶段,缺乏具有统摄性的“元理论”,对宏观层面的世界宗教发展趋势和微观层面的各国宗教状况均缺乏原创性和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缺乏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未充分具备建设权威数据库和处理数据的能力。这些缺陷和不足均成为制约中国开展相关研究的瓶颈,与中国作为具有深厚宗教传统和全球利益的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其次,形成向国际社会有效阐述真实宗教国情、政策和实践的论辩和设置议题的能力。由于受到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对本国的事常常是只做不讲或多做少讲在一些涉及中国的重要议题上往往集体失语,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现状所知甚少甚至飞短流长在中国的真实国情与国际形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在宗教领域尤为如此。以至于民众覆盖面较窄的实地性和体验性接触,“百闻不如一见”,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真实宗教国情的有限渠道,而目前中国和合共生的宗教生态、以民生促民主、以宗教和谐来提升宗教自由境界、神学研究的多元化以及作为世界宗教产品主要提供者等宗教领域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基本上仍停留在实践层面而未成为国际性理论议题。因此,在中国国内宗教问题日益具有国际效应的当下“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曰

  报》2011年10月26日。

  宗教向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以及民间外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宗教和宗教团体介入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途径。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对外伸展,中国学界也日益走出国门,并且开始涉足宗教公共外交领域在上述“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等活动中均可见到中国宗教学者的身影部分实现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政府主导的传统公共外交向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的新公共外交的过渡,为中国宗教学界进人公共外交领域提供了契机。

  最后,形成引导公众舆论以及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能力。由于现代资讯的发达和宗教的普遍存在,出现了所谓“不差细节的无知(detailed ignorance)现象,即包括学者和官员在内的大部分相关人士对国内外涉教事件尤其是涉教暴力事件的细节并不陌生’甚至耳熟能详但却缺乏将这些事件置于整体背景下加以理解和诠释的框架。有国际学者根据美国的情况也提出这样的告诫:“研究宗教就好像其不需要技术知识和专门研究的做法将带来非常不幸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宗教——或宗教观点作为更为技术性的说法——在没有受到大多数主张都受到的批评性评论和审査的情况下进人公共话语。如果人人都声称是专家那么人人都可就该问题的真理或谬误发表最后的意见。” 约翰威尔逊著:《当代美国的宗教》,徐以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目前,中国智库建设正在积极推进宗教问题对策领域的智库也已在筹建之中。国内外学界关于智库的职能以及如何界定智库有各种说法本文以为所谓智库至少要发挥三种“桥梁”作用一是智库要在学界和政界之间架桥要把新的理念、思想和建议提供给政府决策者以推动创新思维、国家治理(善政)以及社会进步;二是要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架桥,促进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和互相理解,弓导社会舆论,通过发布权威信息和提供建议的方式使“下情上传”和“上情下达”;三是要在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架桥尤其是加强与国外同行的机构性、常规化交往以学术交流的方式促进中国的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宗教或涉及宗教的智库除了上述三大功能外,还要在政府、学界、社会和教会四者之间的互动中发挥智力服务、对话沟通、促进变革的作用。应该看到学界尤其是高校作为智库,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以阐释政策来取代客观研究、缺乏独立性和建设性以及理论脱离实际国情等缺陷学术研究与咨询对策两大功能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交往与合作学界对教会界尤其是基督宗教界颇为隔膜和疏离此种情形直到近年才得到较大改观。而在学界和政界关系方面,目前正在不断完善的各种报送机制以及“旋转门”机制的形成,将有效地加强学界智库在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建立智库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在我国,智库大多都属于官方智库和大学附属型智库,他们和政府存在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智库和政府之间没有形成互动机制。我国政府应为智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政府通过委托研究的方式为智库提供资金支持,智库围绕政府的需求开展课题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和思想。这种委托研究可以很大程度上保障智库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其次,智库与政府之间建立人才交流机制。充分发挥智库的人才培养和交流的职能,重要的是形成智库研究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顺利转变,实现学者和官员的“双向流动”。再次,充分发挥智库的决策咨询和教育功能。政府要充分利用智库的研究成果,提高决策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发挥智库的政策教育职能,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宣传和解释。总之,政府要以开放的心态,充分认识到智库对于重大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制定的作用。

  探索市场化的运作机制。美国智库无论是在资金来源还是人才管理和课题研究上都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形成了独立性的保障机制。美国智库的独立性包括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具体来说,智库研究人员进行独立性的研究工作,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创新性;美国智库的研究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面向市场独立设置研究项目等。我国智库建设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决定智库的发展方向,逐步建立市场化的智库运作机制,提高我国智库决策服务的质量和政策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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