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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类论文 侯仁之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2018-12-08 14:35:44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内容摘要:侯仁之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也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创者。其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历史地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先生从历史地理这一新兴学科入手,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建国初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文化遗产保护学兴起之前,侯仁之先生早就意识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积极投入文化遗产,特别是首都北京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一个学者有着高度的敏锐意识,积极促进我国申请和加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成为我国的申遗第一人。

  关键词:侯仁之;文化遗产保护

  一、绪论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1、选题依据

  (1)侯仁之先生以北京城作为自己的学术的发源地,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学科还没有得了发展的时期,就已经具备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先生从历史地理研究入手,研究当今北京城的文化遗产的源流与演变,在深感文化遗产的价值后,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呼吁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从文化遗产保护历程来说,具有研究意义。

  (2)针对在历史变迁中的文化遗产,有些经历了自然或是人为的变化已经不复存在,只能通过考古,划定范围,在图纸上进行复原,如金中都;有些文化遗产在时代的变迁中见证了历史,时代又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如卢沟桥与圆明园;梳理先生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一方面来说,对于文化遗产本身发展历史来说也有重要的价值。

  (3)侯先生治学强调严谨与经世致用,并在治学过程中显示出了高度的社会关怀意识。在梳理先生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依循先生的理念与方法,对我国从事文化遗产研究的工作者有所启发。

  2、研究意义

  (1)学术意义:侯仁之先生不仅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山鼻祖,将我国的沿革地理发展成了现代学科,开创了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先生还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入手,对于建国初期我国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先生也是最早将保护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引入国内的学者,围绕侯仁之先生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条线索,梳理先生为保护文化遗产所作的贡献,追寻先生的研究人生与学术贡献,为当今相关文化遗产的研究留下可梳理的资料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

  (2)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发展强调质量、效益、结构与活力,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更要抓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梳理先生早期对于文化遗产的探源、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的活动,对于现今文化遗产的发展与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在历史地理学上颇有建树,但先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源了北京的文化遗产的发源与流变从而增添了先生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在现今的研究中,主要是针对先生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主要是单一地针对某一处或是几处遗产提出,并没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是通过搜集文献资料入手,系统的梳理先生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渊源,从先生为什么会产生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到为文化遗产保护所做出的一系列行动再到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以先生和文化遗产为线索,梳理先生的学术贡献与社会价值,从此为文化遗产有可查询的资料并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从中得出相应的启发。

  二、侯仁之先生的学术探源

  (一)“育我之亲,爱我之切”——师友的启发

  1、师从洪业教授。

  侯仁之从研究历史地理出发到呼吁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一切都是源于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使他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先生日后的研究方向。当时新建的燕京大学,位于北京城的西北近郊,在历史上有名的园林区—淑春园与勺园的旧址上建成的。洪煨莲教授关于勺园研究的《勺园图录考》,和影印的米万钟手绘的《勺园修禊图》,让几百年前的校园的一处得以重现。“正是煨莲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洪业先生从校园的史地出发,也为校园的建设,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师从洪也教授,让侯仁之先生也渐渐培养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有了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

  2、顾颉刚教授予以的启发。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年,顾颉刚先生在《中学生》杂志中发表《贡献给今日青年》的文章,使侯先生明白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决心报考燕京大学的历史系。在颉刚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的课堂上,侯先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古代地理的经典著作。侯仁之先生受益于顾颉刚教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了他许多实地考察的机会。顾颉刚教授在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别出心裁地开设了“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的课程,在课程中,每周带学生进行北京城郊或者城内的古迹古建筑进行实地野外考察。这对于侯先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训练,也进一步地启发了他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与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怀。顾颉刚教授组织对张家口进行长途的调查实习,使得侯先生对于张家口长城上的小城堡高台中的古建筑产生了兴趣。根据考察,写成了《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的论文,这是侯先生第一次将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使先生进一步对历史遗迹感到重视。

  (二)从历史地理开始着手,保护文化遗产。

  从古代北京的历史地理环境、北京城的起源与城址的选择、历代水源的开辟、城址的变迁沿革、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与规划设计等方面来研究文化遗产,后又提出保护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遗产。侯先生认为,水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印记。先生从河湖水系、交通位置等地理特点入手来研究历史地理,留学英伦之前, 他已经撰写了《北京金水河考》等文章。英国完成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并讲将历史地理与城市规划相结合,1949年回国以后, 侯先生继续发展这一学术阵地, 而且将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与新中国首都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学术高峰期。历史地理具有环境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特点,于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 他还前往宁夏河东地区、内蒙西部乌兰布河沙漠以及鄂尔多斯高原 南部的毛乌素沙带开展沙漠历史地理调研。

  “先生从最初对北京水利以及燕园历史的关注, 到对海淀聚落发展、西郊水源河道的演变, 以及北京城市起源、规划设计、功能结构、性质特点、水利生态、交通道路以及演变规律等多个方面, 再到新中国首都的建设和未来发展。”

  从河流水系与城市演变开始研究历史地理,再从历史地理入手提出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致力于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一)对北京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1)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开发

  圆明园位于清华西北路,是康熙给皇四子的赐园,历时150年重修与扩建,建筑面积有16万平方米,是有中西结合特色的园林建筑群,被西方人称之为“万园之园”。侯先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圆明园开辟成天然风景园区的条件。又从元代开始追溯圆明园的原址到清朝乾隆时期对于圆明园的大规模修建,圆明园发展到了鼎盛的时期。可惜八国联军的一把烈火,将圆明园化为废墟,到解放初期遭受的各种洗劫。到了“文革”期间,园中仅存的一些遗迹又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条件下,侯先生认为,圆明园遗址不仅是一个可以让人民群众游玩的胜地,更是能够让人铭记历史的纪念地,因此保护与合理开发圆明园应该得到相应的重视。侯先生数点了圆明园遗留下的建筑遗址、景观溪水、石刻石雕,认为这些残留下来的遗迹应该得到相关部门的调查与核实登记。并针对圆明园现有的开发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设想。“可以设想,如果以圆明园遗址为中心,善加规划,继续建设首都西北郊的这个已有基础的科学文化区,还是大有创新的余地和大有文章可做的”, 先生设想围绕圆明园,大力加强圆明园地区的保护,开发文教事业的发展。再次,就圆明园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行的建议。“首先要明确管理体制,加强领导机构,依据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法令,严禁继续破坏。同时修墙筑路,本着“以水为纲,以木为本”的原则,整理河湖水系,普遍进行有计划的植物栽培,并从长春园界内开始,逐步迁出住户和占用单位,以便有效地保护遗址,尽快地正式开放,为广大游人和旅游事业服务。此后再逐步考虑重点恢复一些景区。”

  在强调合理开发的同时,更加注意的是考古工作与研究工作的先行,并建议“西洋楼”这样的残迹,应当保留下来,对于人民铭记历史起着重要的意义。

  (2)明十三陵的开发设想

  明十三陵作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东西北三面,峰峦耸立,如屏如障,只有正南一面开向北京城所在的平原,而且就在这开口之处,恰好有两座小山,东西并列,把这一代陵域封闭起来,形成了房源将近40平方公里的一个小盆地。”

  侯仁之根据明陵的地理与水源的研究,解释明陵修筑的合理性。追溯明陵修建的历程与其历史文化价值,结合明陵的地理特点,提出明十三陵建立利用十三陵的盆地修筑水库,拦截四季泉水与雨季洪水,形成一个人工湖泊。并对未来的开发与利用做出设想:“假如修筑水库的意见能够成为事实,明陵一带也将成为首都附近一个消夏盛地和风景中心。我们可以想象,在翠山川环抱之间,一片湖水,平远浩荡。在湖水沿岸的山麓台地上,除去古代陵殿之外,还将有若干疗养所、休息站或其他公共建筑物,点缀其间。湖岸浅滩可以开辟为广大的游泳场,辽阔浩瀚的水面上也可以供无数游艇荡漾。这是一副可能出现的美丽的远景。”

  此外,长陵地宫具有高水平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在定陵地宫开发后所显示出来的价值,为我国建筑艺术史的研究和相关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侯仁之绘制了定陵地宫透视图,并建议继续打开地下长陵地宫,对地宫进行开发与保护。(图1:定陵地宫透视图)

  图1:定陵地宫透视图

  (3)卢沟桥的历史追溯与保护

  卢沟桥,在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处,丰台区永定河上,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卢沟桥因为“七七事变”的历史事件,因而作为日本全面侵华的标志性的建筑。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它被形容为一座巨丽的石桥,后来外国人都称它为“马可波罗桥”。侯先生主要从卢沟桥修筑始末、与北京城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卢沟桥追根溯源。提出卢沟桥的历史意义与纪念意义。侯先生指出,“正是因为卢沟桥所在的古渡口才导致了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发展” 又因金中都在蓟城的旧址上发展起来,而蓟城诞生在永定河的古渡口上,这才兴建起来闻名中外的卢沟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首都北京进行“文化中心”的建设,卢沟桥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意义,还有作为全国性抗日战争起点的纪念意义与政治意义。在人民政府制度的《关于开发卢沟桥文化旅游区的规划》的基础上,侯先生还提出修复大桥西端古建筑“大王庙”;设立永定河史料陈列馆;开辟卢沟桥公园和在园内兴建“桥梁博物馆”;改造卢沟桥河床上下游,建坝蓄水,恢复自然景观的建议。在祖国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出现了种种矛盾。在20世纪七十年代左右,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超限大件重载车辆从卢沟桥桥上通过,虽然看似对卢沟桥没有明显的破坏,但桥身已有难以修复的内伤。侯先生对此极度关注,于1985年8月15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的文章,再次追溯了卢沟桥本身发展、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作用与价值,更表明了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的背景下卢沟桥作为抗战纪念地的意义,从而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建设,同时还存在文化建设的问题”,“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两全其美地解决它,是刻不容缓和十分必要的”。侯先生积极呼吁专业与有关部门落实方案,保护在北京甚至是全国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与纪念意义的卢沟桥。

  (二)对北京河流水系研究与水利遗产的保护

  1、对北京河流水系的研究

  水系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都,在各项城市建设与发展中都要求首先解决水源的问题。因此侯先生认为将北京城的发展而进行的水源开辟的工作进行总结与检查,对以后的城市建设有重大的参考意义。首先是1951年《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梳理了海淀镇的起源、地形与水道,并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讲海淀附近地区定位文化教育区提出了很好的建议。1955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的《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中,从三国时期曹魏镇北将军刘靖对于蓟城附近灌溉工程的探究开始到清代引近郊水源作为漕运之用,都做出了系统的整理与探究。1988年6月又发表了《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流水系及其利用》,主要在基础研究上,又围绕水源的开发在北京历代的城市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来探讨北京城内及近郊河湖水系的演变。

  2、对北京水利文化遗产的保护

  “侯先生认为,北京是一座因水而生、水系相连的城市。恢复北京古都的历史文化风貌应该首先从治理、改造北京城市的水系开始。”

  与北京城的起源有着密切联系的莲花池、金中都的宫苑遗址鱼藻池,对于研究北京城的渊源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什刹海与北海团城,对于研究北京的河流水系和城市研究据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城市的开发中,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侯先生提出要先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在城市建设中已经受到破坏的水利文化遗产,对于北京城市水系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为此,先生在对北京河流水系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这些地区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对于现今的保护与开发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区

  什刹海地区分布了众多的名胜古迹,为北京40片文化遗产保护区之一,其中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占4处、市级占13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区级暂保单位3处。而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经过数百年的变迁已经面目全非了。侯先生在什刹海研究会上提议修编一部《什刹海志》,梳理什刹海演变的历史文化脉络。《什刹海志》于2003年由侯先生主编正式出版。《什刹海志》展示出根据资料构成要素将什刹海海域研究范围跨东、西两城区界,占地146.7公顷的历史文化风景区,延扩至包括历史悠久的北护城河在内占地400余公顷的什刹海社区;显示出首都北京独具特色的旧城中轴线和京杭运河终点的古往今来,反映出什刹海地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以及斜街、曲巷与民居四合院的“海味”魅力。”侯先生还建议修复汇通祠。汇通祠是什刹海附近的一处重要的古迹,原名法华寺,是明朝时期的建筑,但在1972年的城市建设中被拆除。侯先生得知后,积极建议修复汇通祠,并设立为郭守敬纪念馆。郭守敬是元朝著名数学家与水利工程师,在元大都水利的建设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把修复后的汇通祠辟为郭守敬纪念馆亦是饮水思源的意思”。

  (2)莲花池

  侯仁之先生通过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说明了莲花池于老北京城市的成长密切相关。“北京皇城中轴线上的湖泊,从昆明湖下来,原来都是串联的。而现在却隔绝了,并变成了一滩死水。”正是由于这一湖泊的出现,使得北京的建城与中轴线的产生。在1993年城市规划中,想要把北京西客站建在莲花池的上方,将莲花池进行填埋工作,侯先生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先生认为“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 先生研究莲花池的历史地理对于莲花池的重要性的认识,自然远远超出常人。“由于莲花池的存在,影响到一个古代城市一步步的成长,最后扩建为金朝的中都城,这就是北京建都的开始”。

  在先生的争取下,市领导将西客站移至莲花池的东南面,保住了莲花池的一汪湖水。《莲花池畔再造京城》,阐述了莲花池对北京的重大意义。在1994年,与夫人实地查看莲花池,积极关心这一水利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1998年,侯先生又在《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一文中提出,要重新整理和贯通北京城内的水系,把“玉渊潭的水从北方沿西三环路引下来,注入莲花池。”在莲花池的引水完成后,侯先生针对莲花池的建设与保护,又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作为京门的西客站附近应保持开阔的空间,且不会被占据;第二,富有历史渊源的自然风光出现在号称京门的一侧更为历史文化名城增添光彩;第三,更重要的是,如果给予充分的水源,可使人文,交通荟萃之处的西客站小气候得到改善。这样,我们不仅很好地保留下了莲花池这个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遗址和见证,而且也可以为市民和在西客站上下车的旅客,提供一个环境优雅的休憩场所。”

  (3)金中都的宫苑遗址鱼藻池

  金中都是北京原始聚落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座大城,在北京的城市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于研究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1966年的考古调查,已可确立金中都的宫殿、城墙等位置和部分街道的布局。但这些遗迹早已经被历史的河流深藏在了大地之下,以往的宫城只能依靠图画的复原。鱼藻池是金中都留在地面上的唯一遗址,十分珍贵,它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对于研究金中都的历史文化价值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鱼藻池遗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更名为“青年湖”,在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开发中出现了“烂尾楼”的惨状。91岁高龄的侯先生得知鱼藻池公园的开发与保护与当年的设想大相庭径时,坐着轮椅,亲自到鱼藻池所在地进行考察,心情沉痛,殷切地希望作为金中都的唯一地上遗址鱼藻池,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实现原真性的发展。而今日,鱼藻池遗址依旧与侯先生当时所设想的可供居民游玩的“鱼藻池公园”相差甚远,在现代化的建设中,保留大量历史信息与价值的文化遗产和已经确立的市重点保护单位却遭到破坏,这不禁使我们陷入深思。

  (4)北海与团城

  北海公园位于紫禁城的西北部,有着800多年历史,是辽、金、元的离宫,明清时期的帝王的御苑,是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早在1925年开始对外售票开放,在1978年3月1日,重新恢复对外开放。侯先生认为没有北海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北海的修建远远早于现今的北京城。在《北海公园与北京城》一文中,侯先生说明北海公园的历史是从金朝时期的建立的太宁宫为始的,又从地质史的角度分析了北海建园的条件。到了元朝,忽必烈以太宁宫为核心来新修宫城,名为大都城,而这个都城就是现北京城的前身。论证了现今的团城是属于太宁宫宫苑内的一部分小岛,联系东西,曾被命名为瀛洲,象征着神话里东海的仙岛。北海和团城在我国园林建筑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对研究整个北京城也有着重大的价值。在1954年,在城市工农业发展与城市建设中,团城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侯先生力保北海与团城的保护工作。周总理在认真听取侯先生等文物工作者和专家的意见后,最后决定保留团城。让团城南面的中南海国务院围墙后移,马路向南扩建。在北海堆云积翠桥的南面、团城北面城墙下修一座台阶,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加容易地观赏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

  (三)对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改造

  1、中轴线保护的意义

  北京中轴线的对于整个北京城的城市规划与平面布局上,广受中外的城市建筑规划学家们称赞。侯先生在《论北京旧城的改造》中对于北京中轴线对于当时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的历史文化内涵做出了阐明,并对中轴线的产生的渊源与演变进行探讨。中轴线在全城的中部位置上,体现了封建帝王的“唯我独尊”的观念。又进一步说明了自北而南的垂直走向,体现了封建社会统治者“面难而王”的思想,这一思想最初见于《周礼·考工记》的“匠人营国”一节。而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面临着一项根本的任务——赋予新的时代思想,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因此,这一中轴线的保留与改造日益提上日程。

  2、天安门广场的改造

  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市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它的诞生,是我国明清时期,封建制度达到顶峰的象征,是劳动人民却不能踏入的封闭的T形宫廷广场。天安门作为一个宫廷广场,在新中国成立的时代,显然其内涵是过时的。在北京首都的建造过程中,应该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文化遗产,既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因此,对于这个广场的改造便提上日程。侯先生在《天安门广场: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造》中,回顾了像天安门这样的宫廷广场的演变,从金中都的宫廷广场到元大都城宫廷广场的变化,再到明清北京城宫廷广场的晚期形式。“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后,封闭的天安门广场也经历了初步的变化,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中心,在旧日的宫廷广场上燃起了革命的烈火。“正像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历史的回顾充分证明:旧日天安门广场的设计,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的建筑手法与艺术形式,也是完全服从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代以来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场所,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革命传统”,“旧日天安门广场的这两个方面,就成了解放后既可以充分利用,又必须加以改造的基础。”

  从筹备开国大典起,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便开始了,首先是封闭广场的三面红墙和阻碍东西交通的长安门被拆除,于是被拓宽的、气势恢宏的人民广场开始呈现在我们眼前。广场西侧是代表人民政治权利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中侧是于1958年5月全部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两翼的东西长安街也改造为坦荡的大道,成为贯穿新旧市的新中轴线。“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成为平面布局的中心,占据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地位。”

  3、后门桥

  “紫禁城和天安门广场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一个完全保留下来,一个有重大的新的发展,说明新时代的到来。可是,后门桥还处在一个及其令人可悲的状态。”

  后门桥原名为“万宁桥”寓意“万世安宁”,因与前门南北相对,因此称之为后门桥。但它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不仅位于中轴线上,并且是中轴线最初设计的起点。也就是说,是后门桥对于整个北京城的中轴线的设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侯先生发现后门桥已经被毁坏得不成样子,桥上的石桥栏已被破损,水面也已经不在。在1997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上,侯先生提出修复后门桥的建议。在1998年中共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时,做了报告,又提出了后门桥修复问题。在报告中,先生从自身独特的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说明后门桥作为中轴线基地的意义。而现今的后门桥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对于北京建城有着重大意义的后门桥急切需要得到重视。侯先生大胆提出将后门桥所在地的道路扩宽,将桥梁也拓宽的设想。为了使当初设计中轴线的起点焕然一新,侯先生还提出“将什刹海的水引入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这段河道上的水上景观”力求保护和恢复后门桥的历史面貌,使中轴线得以完整的保护。

  (四)对北京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

  1、四合院的保护

  四合院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可以说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因屋子四周都有房屋,中间是一个庭院,故取名四合院。据资料显示,四合院最早出现是在商朝,北京特有的四合院则是在周灭商之后,到了明清时期,北京四合院占民居的一半左右,样式规范,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面临着已经被拆迁或是政在拆迁的危险。侯仁之同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梁从诫、舒乙等学者多次致书北京市有关部门,呼吁保护这些具有历史与建筑价值的明清古宅。侯先生说:“国际建筑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改造城市街区,要留下标识。四合院并非只是封闭的产物,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建筑科学。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屋面发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屋面,体见了传统的建筑工艺和人居创造的完美结合,你说到底该不该保护?”

  侯先生还提出了保护四合院的具体办法,提出“微循环改造,或功能性置换”的改造方法。侯仁之常说: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了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它的历史地理,就无法继承,也无法更好地发展。

  2、北京城墙的保护

  北京的古城墙始建于元朝,明时建成,明清继续沿革保留。直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古城墙有几处多多少少出现损毁。但在建国初期,城墙内部还几乎保存完整。但在50年代中的一场对于是否应该保留北京城墙的争论中,改变了后来北京城发展的风貌。首先是梁思成和其学生罗哲文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侯仁之先生也站在了梁思成先生这边,认为中国有“奇观之一”的万里长城,首都也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门,是首都历史的见证,也充分地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但因当时北京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工业城市,北京城墙陆续被拆毁,仅留几处城墙的残垣。1985年,瑞典的一位学者来到北京城,将城墙中的每一块砖块作了记录并发表。侯先生感到十分惋惜,“现在我们要恢复城墙,都没什么照片了,不完整了,反而瑞典人充分估计到它的价值,做了很好的记载工作”。后来,美国的一所大学校长向他展示了装在玻璃盒中的“中国文物”,原来是一块当初从北京城墙下拆下的城砖。他感慨地说:“有机会我要告诉北京市长,再不重视保护,后人只能到美国去看北京城了。”侯先生从历史地理与城市地理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北京城墙的价值,进一步呼吁存留下来的北京城墙的残垣。今日,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一带还保留了一点金代中都城的城墙的残迹,元大都城的城墙即上城也有残垣,明北京城墙遗迹仅余两处。随着北京城墙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被挖掘,先后建设了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并对北京元土城遗址公园进行了改造。侯先生于1985年写了《元大都城遗址公园碑记》说明了城垣的历史与时代价值,该碑现立于海淀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西北角;于1988年8月写了《明北京城城墙遗址维修记》,该碑立于西城区西便门北京明城遗址旁;于1993年攥《北京城东南角楼记》,该碑立于崇文区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内。

  四、申遗第一人

  (一)申遗的背景

  1、国际背景: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通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以确立全人类的世界自然文化与遗产,旨在促进世界各国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提供专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援助。公约于1975年正式生效,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加入这个公约,参与文化遗产的认定与保护活动。

  2、国内背景:从该公约通过到在世界范围内盛行,我国对此公约都一无所知。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放开对外政策,各项事业开始与国外接轨。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了解到了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这样一个公约,并开始入手积极让中国加入这个公约。

  (二)申遗的过程

  1、认识“公约”

  1984年侯仁之在康奈尔大学讲学,作《北京—华盛顿在城市规划设计上的比较研究》时,从美国教授那里得知联合国有一个《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和“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侯仁之联想到自己的祖国有许多急需保护和重视的文化遗产,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需要加入这个组织,使国内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遗产。

  2、申请加入“公约”

  在美期间,侯先生就开始萌生让中国加入这个公约的想法。“侯先生驻美期间还两次致信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常驻代表张维先生,询问中国是否已经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是否准备加入‘世界遗产委员会’等,当得知中国政府有关部分正在研究,还没有最后决定时,侯老便有些着急了。”

  侯先生回国后,积极推动我国认识并加入到公约中来。“侯先生的太太张玮瑛在《天光云影共徘徊中》这样写道:‘回国后,仁之立即为此事多方奔走,却难以推动’。”

  1985年3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侯先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起草了中国应该尽早加入《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的“663提案”。邀请了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等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加入该公约。

  在政协会议之后,侯先生在《文物》中发表的《万里长城》一文中又提到“殷切地希望我国政府能早日批准缔结《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到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到12月12日,我国正式地加入了这一公约.1987年,便开启了我国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的认定与申报工作。直到1987年,我国的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等被列入我国的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三)申遗的意义

  1、对历史地理学科的意义

  “侯老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世界遗产公约》中所提出的关于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理念,及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原则,也向历史地理学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深入考察、研究中华大地上至今尚存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形成、历史演变、地理特色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确定它们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认定对更好地研究历史地理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更地保护文化遗产也对历史地理学科提出新的要求,推动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

  2、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从1985年申遗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我国申遗的项目不计其数。申遗不仅仅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使承载了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中华大地具有重大研究意义的文化遗产得到合理保护,还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五、侯先生的治学精神

  (一)注重田野考察

  侯先生认为,进行历史地理研究,文献资料的室内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由于历史时期的地理在历史的长河中,会发生许多或多或小的变化,而从文献资料中去探讨过去,是很难求其近似的。其次,历史文献资料所记录的范围实为有限,如果想要靠这些有限的文字记录去还原真实的地理面貌,是完全不够的。在田野考察中,尽管有些在文字记载中找不到记录,但在实地考察中仍然会发现,并得到问题的解决。张玮瑛先生为《我从燕京大学来》一书中写序说到:侯先生先是参加了禹贡学会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影响到他日后对水源水系研究的重视。后受到顾颉刚先生开设的“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对古迹古物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这项工作使侯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野外考察的重要,也是因为这个缘由,侯先生后来几乎跋涉了大半个北京的郊野,尝试着讲文献考证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善于提出问题

  在研究北京城区的地理面貌中,他又提出了“北京地区的原始植被,是什么时候才被大规模破坏的呢?破坏的后果又如何?”“历史上永定河名称的更替,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河流含沙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山植被破坏的结果呢?” 对于这些问题,侯仁之先生和许多历史地理的研究者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科学的答复,可是正是由于先生对于研究的对象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推动着其他问题的解决和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

  (三)注重对问题的考证

  1、对传世文献的考证

  侯先生对于传世文献十分重视,利用各个朝代的历史文献,进行反复地考证、研究,最终得到问题的答案。在《燕都蓟城,城址试探》中,为了找到燕都蓟城的位置,从《水经注》中得到郦道元所记载的蓟城,约当今北京城之广安门内外一带。又根据《太平寰宇记》所引唐朝或是早于唐朝的地理书《郡国志》的记载,与《水经注》所复原的蓟城位置,大致相同,只是城中周的形状可以更加确定了。

  2、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根据首都自解放以来的考古发现,在城市周围发现了一些唐朝的墓志。1951年发现于东长安街御河桥工地的唐任紫宸墓志与《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关于蓟城位置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1957年在广安门以南700米处发现了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址,在夯土台基的下层,发现有明显的古代文化层,根据发现者对于出土文物的记录,确定为战国遗物无疑,这就更加确切地证明了燕都蓟城的城址所在地,并得出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的结论。

  (四)经世致用的精神

  “保柳睦美认为,新中国的地理学者,强调了对新国家国土建设有用的研究,但并非局限于眼前的应用,而是把基本调查研究作为重点,保持以国土现实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性格,以赶超国外先进水干的精神进行研究工作。”

  侯先生正是有着经世致用的精神,从自己研究的历史地理,不仅仅局限与书本上的研究,并深入实地考察,对现今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贡献。正是先生经世致用的精神,才使得他一步步开始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并为此倾注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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