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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论文 内蒙地区辽代契丹族墓葬考古发现综述

2018-12-21 13:47:06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 要

  内蒙地区是辽代契丹族墓葬的重要考古发现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代考古新的发现层出不穷,通过辽代契丹贵族墓葬的墓室形制和等级上的特征可判断入葬时间及墓主人身份地位,其中帝陵、宝山墓、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属同时期的典型代表贵族墓葬做单独论述。金属网络和面具等葬俗充分显示了契丹民族鲜明的民族风格,成套的马具、制作精美的鸡冠壶、工艺水平高绝的陶瓷器则是契丹民族文化生活和经济水平的反映。

  关键词:辽;契丹;贵族;墓葬;葬俗;

  关于辽墓的考古调查最早是在20世纪初,庆陵辽代契丹文哀册的发现。建国以来,陆续发现大量辽代的契丹族墓葬。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北京地区以及河北、山西的北部。

  公元916年正式建国后,辽在全国设置了五京,其中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和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最为重要。上京位于契丹贵族耶律氏的发源地西拉木伦河流域,而中京的老哈河流域为皇后一族萧氏的势力范围,可以说以上两个地区是契丹的根本所在。迄今为止,已有超过百座辽墓被发现,由于聚族而居的习惯,契丹贵族墓葬在上京和中京地区大量密集分布。下面主要对内蒙地区的辽代契丹族墓葬的考古发现做一综合介绍。

  一、概说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内蒙地区辽代墓葬的考古发现就一直未曾中断,目前已知墓葬大多为辽代贵族墓葬。

  从地域位置来看,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早期辽代墓葬和呼和浩特脑包沟的中晚期辽墓外,其余在内蒙古东南部大量集中分布。游牧民族沿水草而居,契丹民族也不例外。从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再到翁牛特旗,不难看出墓葬发掘地大致在西拉木伦河两岸分布。而位于它们东南方向的通辽市、库伦旗、奈曼旗、敖汉旗、喀喇沁旗直到最南方的宁城县的这一走向,则与老哈河的流向一致。

  依据所发掘墓葬的形制和随葬文物,大致可以将内蒙地区的辽代契丹族墓葬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从数量来说,辽代早期墓葬发现数量较少,晚期较多。

  辽代早期(10世纪初到19世纪80年代)墓葬主要包括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台宝山1号2号墓、罕苏木耶律羽之墓、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M3、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墓、赤峰大营子耶律阿保机女质古与驸马赠卫国墓、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墓、库伦旗奈林稿墓等。辽早期正属大量吸收汉文化的阶段,所以墓葬形制大多模仿了中原唐末五代的汉人墓形制。这一时期所发现墓葬多为长斜坡墓道的砖室墓、石墓和砖石混筑墓。墓中带有庭院、仿木式砖墓门。大中型墓葬多数为前后双室,前室平面呈方形一般两侧带有耳室,中后室即主墓室内流行安放巨大的花岗岩石板组合的石室,即我们常称的石房子,石房子内的尸床上安置尸体。在这一时期大型墓葬宝山墓中发现了雕凿精细的用整块石板组合而成的石房子,此墓早年被盗,但从残存的木构建筑发现了木质的小帐,用于笼罩尸床上的尸体。其实石房子的制作费工巨大,在早期并没有被普及,大多是将像宝山墓中发现的那种木质小帐罩在尸体上。在已发掘的多数辽墓中,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吐尔基山辽墓中发现了彩绘的双层棺外,其余未曾再发现棺椁。所以尽管这一时期契丹民族学习汉人建造大型石墓,但并没有采用棺椁制度,而是直接将穿戴整齐的尸体安放在后室石房子内的尸床上。小型墓则均为单室墓,这反映了等级上的差异。比如赤峰赠卫国驸马墓由于地位的尊贵,其前室带有双耳室,共前中后三室,是仅次于帝王的墓制。同时期同级别的宝山1号2号墓,虽然被盗多次,但从其所剩不多的随葬品以及丰富精美的墓中壁画能够判断出墓主人身份的显赫,值得注意的是宝山墓是单室墓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早期契丹贵族的前后双室,特别是宝山墓级别与赤峰赠卫国驸马墓级别等同,单室墓的情况尤为特殊。

  辽中期(公元10世纪80年代至11世纪中期),主要墓葬有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墓、翁牛特旗广德公墓、通辽二林场墓、巴林左旗床金沟5号墓(怀陵陪葬墓)、巴林右旗辽圣宗永庆陵等。这一时期墓葬仍旧流行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庭院、仿木式砖墓门。墓内前室也依旧为方形,但耳室和后室渐渐发生变化向圆形靠拢,穹隆顶上开启圆形或八角形孔洞,这一时期出现圆形、六角形以及八角形一直持续到辽代晚期。早期的用于覆盖尸体的石房子消失不见,多为木质小帐和石棺配合使用或就直接将尸体放置在尸床上。中晚期的辽墓壁画也明显增多,早期辽墓中带有壁画的墓葬为数不多,宝山墓是被发现壁画最多的早期辽墓,这些精美的辽代人物日常生化壁画集中分布在室内,而到了中晚期壁画数量增多,场面也愈加庞大从室内发展到了墓道。

  辽晚期(11世纪中期到辽亡),这一时期的辽墓发现数量最多,包括巴林右旗辽兴宗永兴陵、巴林右旗辽道宗永福陵、库伦旗奈林稿1号墓和7号墓、宁城耶律琮墓、宁城萧府君墓、宁城萧孛特本墓、宁城萧义墓、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祺墓、敖汉皮匠沟墓、敖汉旗白塔子墓、赤峰大窝铺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墓、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墓、宁城小刘杖子墓等。晚期辽墓与中期相比没有什么明显变化,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庭院、仿木式砖墓门、方形前室、包括壁画的布局。中期出现的八角形主墓室成为最主要流行形制,甚至有部分墓葬前室两边的耳室也逐渐演变为八角形。已出土辽代墓葬除被盗的部分墓葬外,大多随葬品众多。早期墓中金银器、马具、陶瓷器皆有出土,中晚期金银器、马具减少,三彩、单色釉陶数量增加。

  二、辽代帝陵及几个重要契丹贵族墓的考古发现

  (一)辽代帝陵

  辽代帝王陵园大多选择在风景秀丽、人迹罕至的深山。帝陵布局大多三面环山,依山为陵,陵前建享殿,自然崖壁加工成陵门,再依次安置碑石、石人、隔墙等。享殿为平面正方形,殿两侧出回廊绕成院落,回廊前正中辟门,门前两侧设两阁。墓室依旧为砖筑,因为其直接在山梁上开凿,墓室上方没有明显的封土。辽代帝陵都有前、中、后三个墓室,前中两室各带圆形双耳室,共计四个耳室,形成七室墓。辽早期,也有个别高级贵族采用前、中、后三室情况,如赤峰赠卫国驸马墓,前室两侧还各带耳室,形成五墓室,等级接近帝陵。室中依旧可见仿木建筑部分,自墓道至中室集中分布彩色壁画,中室四壁则是“四季山水画”,是对辽代帝王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去不同地方巡游狩猎活动的描绘。辽代有为守卫和奉祀帝后陵寝而设置的奉陵邑制度。取陵名加上州字,祖陵的祖州、怀陵的怀州、显陵的显州、乾陵的乾州、庆陵的庆州等都是奉陵邑,其中祖、怀、庆三州位于内蒙地区,城址尚存。

  辽代历经9帝,辽世宗追尊其亡父耶律倍为人皇王葬于显陵,因此共10座帝陵。从表2中来看,景宗、世宗及其父阿保机长子人皇王葬于辽宁西北地区不在内蒙,而天祚帝则是作为末代皇帝死于金建国以后,被女真人草草附葬乾陵,所以也不在

  在位年帝号汗名/契丹名陵名奉陵邑所在地916-926 太祖亿/阿保机祖陵祖州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人皇王 倍/突欲显陵显州辽宁北宁市北镇926-947太宗 德光/尧骨怀陵怀州内蒙古巴林右旗岗根苏木947-951世宗 阮/兀欲附葬显陵显州辽宁北宁市北镇951-969穆宗 璟/述律附葬怀陵怀州内蒙古巴林右旗岗根苏木969-982景宗 贤/明扆乾陵乾州辽宁北宁市北镇982-1031

  圣宗

  隆绪/文殊奴

  永庆陵

  庆州

  内蒙古巴林右旗大兴安岭庆云山1031-1055

  兴宗

  宗真/夷不堇

  永兴陵

  庆州

  内蒙古巴林右旗大兴安岭庆云山1055-1101道宗弘基/涅邻永福陵庆州内蒙古巴林右旗大兴安岭庆云山1101-1125天祚帝延禧/阿果附葬乾陵乾州 辽宁北宁市北镇 表2 辽代帝陵一览表

  内蒙地区,其他相对集中在上面我们所说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也就是辽代上京,契丹皇族耶律氏发源地。10座帝陵中,大多墓室的具体位置不确定,很多调查还没有展开,多年来调查工作最多的就是永庆、永兴、永福这三座帝陵。永庆陵前室为方形,中室圆角方形,后室圆形,符合辽中期墓葬形制特征。永兴和永福前室方形,中后室均呈八角形,与辽晚期墓葬形制一致。这三座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庆陵,与太多的贵族墓一样,庆陵在辽亡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地表建筑被破坏,随葬品被洗劫,只余墓室内壁画。从1912年起法国闵宣化、日本鸟居龙藏、民国汤左荣、日本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依次对巴林左右旗内的帝陵进行了调查,对壁画、契丹墓志哀册等进行记录拍照甚至洗劫带走陵内珍贵文物。1993年,内蒙文物工作队再次对永庆陵进行了发掘,新发现了墓道中的大型壁画,但永兴陵、永福陵由于早年的盗掘,蓄水溢出侵蚀了壁画,致其完全脱落。到现在对于辽代帝陵的挖掘工作依然在进行中。

  (二)宝山贵族墓

  宝山墓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台乡宝山村西1.5公里处,是早期辽墓的典型代表。墓葬位于宝山主峰阳坡之上,四边有辽代夯筑的茔墙,墙内发现了从南至北规律的三排大约10余座墓葬。

  宝山墓从早年到现代多次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但墓葬形制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墓门、方形墓室、石房子、彩绘木质小帐等基本要素与辽代早期贵族墓葬一致,宝山1号墓内壁画上还发现了“天赞二年”(923年)的题记,也证明了这是一座辽代早期贵族墓。其石房子内西壁有发现:“天赞二年癸[末]岁,大少君次子勤德年十四,五月廿日亡,当年八月十一日于此殡,故记。”墓主人勤德,“大少君”次子,14岁下葬于辽太祖天赞二年,此时契丹建国仅十六年,所以宝山墓也是有纪年的最早辽贵族墓。宝山2号墓也出土了契丹小字石碑,碑文3行9字,2号墓主人为成年女性,下葬时间略晚于1号墓。

  宝山墓壁画是辽代早期绘画艺术宝库,包括男女侍仆图、宴桌图、寄锦图在内面积近100平方米。壁画颇具晚唐绘画风格。参考表3,像宝山2号墓中石房子侧壁的杨贵妃教鹦鹉图、织锦迴文图,宝山1号墓中高逸图,应当直接取自汉地图画粉本,启门和厅堂也含有汉地文化,而备马图、侍奉图、犬羊图等则是契丹民族独有的特点。

  契丹建国后初期的葬制深受晚唐影

  墓葬名称墓室前

  墓室右

  墓室左

  石房子前

  石房子右

  石房子左

  石房子后

  墓室后

  宝山1号墓

  侍者

  侍奉

  备马

  侍者

  高逸

  降真

  厅堂启门、宴桌、犬羊宝山2号墓

  侍者贵妃教鹦鹉织锦迴文花鸟响,但总体设计时又遵循了自己的民族特点,所以在借鉴晚唐汉墓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不仅壁画如此,包括墓制方面,斜坡墓道、方形砖石单室墓是属唐代汉墓范畴,但墓室中的石房子、尸床、庭院又是契丹民族独有的创新部分,甚至宝山墓墓地四周筑有茔墙的情况也是较为少见的。

  (三)耶律羽之及其家族墓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罕苏木的耶律羽之墓葬群墓地发现了共30余座墓葬,包括有耶律羽之之子甘露、孙元宁、曾孙道宁以及旁支耶律祺之等墓。

  耶律羽之家族墓地是一座布局严谨的城堡式墓地,也是目前所知契丹贵族耶律家族中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构筑考究、最具学术价值的家族墓地。墓主人耶律羽之是与阿保机同出一祖的堂兄弟,这位显贵跟随阿保机平定渤海国,设立附庸于大辽王朝的东丹国,后在太子耶律倍出走后唐后成为东丹国实际统治者。

  耶律羽之墓与宝山墓相比最显著的墓葬形制变化是单室变为了多室,也就是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庭院、花岗岩墓门、方形墓室,前室带有两个方形耳室。后室内砌有尸床放置耶律羽之及两位夫人,尸床上罩有彩绘木质小帐。耶律羽之墓没有使用早期辽墓常用的石房子,但其无论尸床还是其他皆以琉璃砖作为建筑材料进行装饰,使得整个墓葬看起来金碧辉煌,这是其他贵族墓葬中绝无仅有的。而其墓中金银器、瓷器、铜器、铁器等300余件随葬品的出土,也能看出其身份的显贵,出土的数十件金银器都采用当时工艺成品少见的金花银制作,瓷器包括部分外来青瓷,其余来自本地烧制的上等辽瓷。

  墓中还出土了一方记述耶律羽之属皇族近支的显赫世系及其生平事迹的楷书墓志,这是前阶段没有的,当然事实上这依旧是对汉墓葬制的一种借鉴,其他方面也不乏有五代墓葬的影子,但诸如壁画止步于前室、人物画为主兼有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壁画内容、木质小帐与尸床组合的殓葬方式、随葬品依照契丹居室的摆放特点等等这些已经形成的葬制,相比前一阶段对汉墓葬制的借鉴程度减小,创新的葬制规划更多的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的辽代墓葬葬制也奠定了以后辽墓葬制的发展方向。

  (四)陈国公主墓

  陈国公主墓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龙山镇东北10公里处,是辽代中期贵族墓葬的典型代表,也是目前为止未遭盗的辽代贵族墓。该墓是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的合葬墓,陈国公主是辽圣宗的弟弟耶律隆庆之女,驸马萧绍矩曾任泰宁军节度使,是圣宗仁德皇后之兄。依据墓志记载,墓大约建于开泰七年(1018年),下葬时驸马30多岁,公主年仅18岁,墓主人的显贵身份以及未被盗掘的这一点使得该墓成为不可忽视的辽代契丹贵族大墓。

  作为辽代中期的墓葬典型代表,陈国公主墓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庭院、仿木式结构墓门、前后双室等的墓葬形制一应俱全。这一阶段最大变化是后室由方形变为圆形,而室内未见木质小帐和石棺,公主与驸马的尸体直接安置在尸床上,这点比较特殊,并不是同时期辽墓常用的尸体处理方式。此墓壁画依旧大量集中在前室和墓道,以墓主人所居方向为中心,两侧男男女女侍奉图、牵马图相对而立做等候主人状态,此外墓顶还绘有白鹤、日月星、莲花等图案。

  由于此墓未被盗掘,使得我们可以看到此墓在下葬时的原始布置情况及完整的殓葬方式。服饰和配饰方面,男女墓主人均是银质镀金冠、黄金面具、银丝网络、金带具、錾花银靴的基本组合,金银、琥珀、玛瑙、水晶的装饰品随处可见。

  墓主葬服 配饰

  陈国公主银质镀金冠、黄金面具、银丝网络、錾花金银枕、缚银质蹀躞带、錾花金银靴琥珀珍珠头饰、项链、镂花金荷包、錾花金针筒、八曲连弧形金盒、琥珀柄铁刀、金镯、金戒指、

  萧绍矩 银质镀金冠、黄金面具、银丝网络、錾花金银枕、缚银质蹀躞带、錾花金银靴琥珀璎珞、玉臂鞲、琥珀握手关于殓葬方面的最突出变化是网络面具的发现,其实这一时期甚至不排除前一时期网络面具应该是数量众多并且广为流行,但是大多的贵族墓葬遭劫,所以缺乏确实的考古材料。1从陈国公主墓来看,墓葬形制依旧继承与发展并存,主室变圆形,网络面具系列的流行是发展创新部分。辽中期也是辽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期,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银、玉石、珍珠等贵重物品共计3327件、44余组,其中纯金制品就达1365.75克,一方面反映墓主人的显赫地位,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辽中期经济水平的上升,所以墓葬制度也是稳步发展阶段,巩固本民族特色为主,少量的汉族因素更好的融合于墓葬整体之中,辽代贵族墓葬制基本确立。

  三、契丹民族的独特葬俗

  (一)尸体防腐技术

  契丹的早期丧葬方式是树葬和火葬。在《北史·契丹传》中有关于契丹人早期葬俗的记载,称契丹人“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早期契丹墓葬的葬俗有包括火葬、树葬、风葬。具体做法是用树皮和绳索编织成网(或直接使用渔网),将尸体装进网中架在树枝上,等到尸体风干腐烂后取回焚烧,收集骨灰和余骨放入罐中安葬。这些安放骨灰的陶瓷罐也颇具民族特色,其中在内蒙古赤峰市就发现有做成毡包模样的骨灰罐,样式和形制都与毡包一样有门和窗户,顶上留有天窗。

  随着与各族人民的经济往来生活交往,契丹民族渐渐放弃了原有的葬俗方式,开始模仿汉族使用墓葬。据文惟简《虏廷事实》丧葬条记载:“北人丧葬之礼,盖各有不同。汉儿则以棺敛遗体,然后瘗之。凶礼一如中原。女真则以木槽盛之,葬于山林,无有封树。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这一段话描述了契丹民族丧葬中关于尸体的处理方法,取出死者肠胃内脏等进行清洗,再将香药盐矾填入其中,用五彩线缝合。又将掏空了的芦苇削尖做筒刺入皮肤,让尸体中的血慢慢沥干,在脸部罩上金银面具,手足缚上铜丝网络。

  关于面具和网络考古挖掘已经证实,但上述的处理尸体的方法尚缺考古例证,不过也不能完全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在1981年内蒙的察哈尔右翼前旗的辽代6号墓中出土了一具女尸,尸体被放置在尸床上,面部覆盖着金铜面具,十多层葬服下是完整的铜丝网络。尸体没有像文献记载中的那样被破腹取内脏,不过在肩部和大腿发现膏血斑痕,由此猜想可是是属记载中的“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的防腐方法。2解剖后,发现尸体胃部砷的含量超出人体所含砷正常数值,这一现象在2003年的内蒙通辽的吐尔基山墓也有发现,其墓室内双层彩绘木棺中女尸体内胸腔含大量水银,由于所含数量远超致使墓主人中毒身亡分量,所以排除墓主人中毒身亡的可能,初步推测这是用砒霜防腐的一种方法,细胞内外砷和汞的沉积,起到了固定活细胞的作用。

  (二)金属面具与网络

  《虏廷事实》中的“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这一特殊的葬俗不止于文献记载,在考古挖掘中也得到了证实。

  1983年的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精美的黄金面具,属辽墓出土的面具之最。出土时公主和驸马都带有面具,面具为黄金片一次性压制形成,所以带有明显的个人脸型特征。公主下葬时18岁,脸型丰圆,上额宽阔,有年轻女性柔润的特点;驸马下葬年龄稍大大约30岁左右,面具上宽下窄,颧骨稍突,下颌略尖,双眼圆瞪,双唇抿合显示出年轻男性俊俏的特点。迄今为止,辽墓出土的包括黄金面具、银面具、铜面具、鎏金面具等40多个,共计30多座墓。关于金属网络,《虏廷事实》中文惟简所见只是局部网络,在已出土的20余座墓葬中大多确实是铜丝编织而成的手足的局部网络,但全身网络也出土有8件。保存完整的除陈国公主墓的两件银网络外,1981年在豪欠营6号墓出土的女尸身上发现了完整的全身铜网络,包括头套网、胸背网、左右臂网、左右腿网、左右手网、左右足网等6部11件,均用铜丝编织成六边形紧贴身体各个部位。

  用面具覆盖面部最早在先秦时期有记载,古代礼制称之为“覆面”,后在汉墓中出土了玉制和漆制的类似面具的实物用于覆面,但金铜等制的面具未曾见。3辽代的金属面具最远可以追溯到夏家店上层文化,赤峰市红山后出土了人面铜牌,宁城小黑沟也出土了青铜人面具。创造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胡民族,早在春秋战国就出现金属面罩的实例,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就出土了6件人面铜牌,而近年在辽宁北票喇嘛洞三燕时期的鲜卑墓地也发现青铜人面具,以此证实东胡系的鲜卑族有此习俗,契丹是鲜卑宇文部别支,所以作为东胡民族的后裔,契丹人民汲取东胡古老的葬俗制造出精美的金铜面具也不足为异。相比面具,金属网络敛尸的做法完全为契丹民族独有,有学者推测契丹民族早期流行古老的树葬,会用绳结网或渔网固定尸体,后期的金属网络可能是对早期树葬的一种继承发展。

  金属面具和网络是契丹民族固有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是判断死者族属的重要依据。

  特殊随葬品

  辽亡后,包括帝陵在内的大部分辽墓遭遇了惨烈的盗掘,迄今为止未被盗掘的有赤峰赠卫国驸马墓(共出土2162件)陈国公主墓(3227件、44组)、通辽吐尔基山墓(200余件)。辽墓出土的随葬品带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前面提到辽代丧葬习俗深受汉族文化影响,但在吸收融合汉文化过程中,契丹民族也没有丧失自身民族特点,而是逐步演变创造出新艺术文化。这点体现在随葬品上像动物形制的饰品、马具和鸡冠壶都是契丹民族特有之物。

  1、马具

  契丹民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马在他们日常生活中自然必不可少,在辽墓葬的考古发掘中,不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在他们的随葬品中都有马具的发现,有些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有些像陈国公主墓、吐尔基山墓中出土的完整精美 的马具则是为随葬而特意打制的。辽代出土的马具之精,与端溪的石砚、四川的蜀锦、定州的瓷器并称“天下第一”。马具器类主要包括络头饰、马鞍饰、缨罩、马镫饰等,大量的带饰马具随葬显示出契丹人善骑射的强悍民族性格,也反映了其游牧民族草原游牧狩猎的生活方式。马是契丹人主要交通工具,所以爱马、装饰马也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世间的爱好在死后也被带到了地下。将日常所用和热爱物品制成精品随葬,这种实用性审美也是许多草原游牧民族的随葬品所特有的。

  2、鸡冠壶

  在辽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大量工艺水平高绝的宋瓷,当时宋辽贸易往来频繁,不仅宋瓷流入辽国,宋朝技术尖端的制瓷业还影响了辽朝。据考古可证辽境内发现了多处瓷窑遗址,这些瓷窑不仅仿制宋瓷,还烧造了颇具民族风格的产品,这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鸡冠壶。

  在契丹民族的游牧生活中,盛水的皮囊为马上生活常用物品,而鸡冠壶就是仿制皮囊而烧造,因其穿孔部位形状似鸡冠,所以又称鸡冠壶。鸡冠壶发现数量众多,包括瓷质、釉陶质、木质皆有出土,其中最为精品的是未被盗掘的赠卫国驸马墓出土的一件白瓷鸡冠壶,这件乾瓦窑出土的产品,高23.5厘米,最大腹径19厘米,造型稳重,釉色光洁,实属罕见。

  内蒙地区已公布的辽代契丹墓葬数量众多,其中早中晚三期皆有发现,满足综合对比研究的要求。每一时期墓葬面貌既有汉文化的继承发展,也有契丹民族独有的民族文化的创新。墓葬形制与墓主人身份地位密切相关,每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也带有自己特征。通过辽代墓葬,我们能够充分了解辽代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对于辽代历史也有了更清楚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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