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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论文 西周列鼎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2018-12-06 17:37:51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在西周严密庞杂的礼乐制度中,列鼎制度始终占有核心位置。现发掘的许多西周墓葬已证实了列鼎制度的存在,从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大致可以看出西周列鼎制度的发展脉络。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为列鼎制度的萌芽阶段,尚未成为一种定制。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为列鼎制度的正式形成阶段,且许多墓葬列鼎数与文献所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也”的情况基本吻合。

  关键词:西周;墓葬;列鼎

  一、列鼎制度概述

  周代有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人们衣、食、住、行的一切举动必须按照其规定才能进行。这种礼乐制度是适应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出现的,成为维系和巩固等级制度的锁链和表现形式,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日益崩溃。而在先秦整套礼乐制度中,列鼎制度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当时社会运行的是一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鼎作为当时的一种重要礼器,可以作为用于区分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贵族墓葬中出土随葬鼎的多寡也就间接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这就是考古学上所谓的列鼎制度。简明而言,列鼎制度就是以墓葬中出土的陪葬礼器组合来辨明等级,明确尊卑的制度。

  作为一种制度,用鼎制度有着严格的数目规定,《仪礼》载,士用一鼎二簋,卿用六鼎七簋,天子诸侯用九鼎八簋,而且鼎簋配合使用,鼎奇簋偶,鼎簋数多于簋数一。同时这套制度制度不仅有量的规定性,也有形制条件的的要求,列鼎一般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鼎。列簋则形制大小完全相同,列鼎列簋配合使用,构成用鼎制度的主体,只有符合上述条件才合乎用鼎制度。

  所谓列鼎又称为正鼎或升鼎,《仪礼·士冠礼》“煮于镬曰烹,在鼎曰升”,《仪礼·释例》“凡物在鼎谓之升”,故而得名,楚墓遣策又称为登鼎,在墓中往往以一组形制、花纹相近尺寸相同或递减的鼎的形式出现,列鼎的鼎实主要包括牲体鱼、腊、肠、胃、肤、肺诸类。若单以牲体而言,有“太牢”“少牢”“特牲”三种,“牢”本是圈养牲畜之地,按礼制将祭祀前必先择牲系于牢而刍之,故又以“牢”来代替祭祀。太牢者用羊、豕。然一牲不得以“牢”而唯名特。根据《仪礼》的记载,不同等级在不同场合所用鼎的数量及其鼎实都有所不同。

  对列鼎制度及列鼎有所了解,那么西周列鼎制度具体情况如何呢?何休注《公羊·桓公二年》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西周列鼎制度的规定,鲜明地说明了“名位不同,礼数亦异”的森严等级制度,但在《周礼》、《仪礼》等文献记载中又为我们记载了另一种列鼎制度,即诸侯用大牢九鼎;卿、上大夫用大牢七鼎;下大夫用少牢五鼎;士用牲三鼎或特一鼎。《仪礼·公食大夫礼》在记载来行聘的大夫时曰“上大夫八豆,八簋,九爼”接待来聘的大夫时则“甸人陈鼎七”。这就反映出上大夫平时用七鼎,下大夫用五鼎,其实这两种不同的列鼎制度并不矛盾,前一种列鼎制度规定了西周时期各级贵族列鼎的最高数目,及以制度的形式对列鼎制度的数目进行限定,避免出现不同等级之间的混用或僭越,而后一种列鼎制度反映了春秋时期各级贵族用鼎的实际情况。相比较而言后一种列鼎制度中各级贵族在用鼎规格方面均超出了礼制规定的数目,这一点恰巧说明了春秋时期列鼎制度存在着对西周列鼎制的僭越。然而列鼎制度僭越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这与“春秋时周王室势衰无法强有力的维护等级秩序以及列国间频繁的争霸战争有关。在战争中国君往往要依靠卿、上大夫带兵作战,所以其地位逐渐上升。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这些人需要某种形式来显示自己身份地位的变化,而鼎历来被视作身份权力的象征,因而在列鼎数目上出现僭越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考古发现的列鼎

  经考古人员多年的发掘和研究,现已发掘多座含有列鼎的西周墓葬,这些墓葬多集中

  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现将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列鼎以表格的形式总结如下:

  西周至春秋初年中原地区贵族墓葬青铜列鼎及其它器物组合

  墓葬

  列鼎列鼎概述粢盛器酒器水器炊煮器三门峡M2001虢季墓

  7鼎宽折沿、附耳、浅半球腹

  蹄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垂鳞纹6簋、4盨

  2簠、2铺2方壶、2圆壶

  

  1盘、1盉 

  8鬲、1甗陕西韩城梁带村M27

  7鼎敛口、宽斜沿、附耳浅半球腹圆底口沿饰一周“C”形窃曲纹

  6簋、1盆

  2方壶

  1盘、1盉

  1甗北赵晋侯墓地

  M91

  7鼎

  /

  5簋、1铺2方壶、2圆壶

  

  1盘、1匜

  2鬲、1甗北赵晋侯墓地M93

  5鼎

  折沿、方唇、立耳、半球形腹、颈部饰重环纹

  6簋

  2方壶

  1盘、1匜

  1甗陕西陇县边家村M5

  5鼎敛口、折沿、立耳、深腹、圆底、腹部饰一周窃曲纹

  

  4簋

  1方壶

  1盘、1盉

  1甗陕西户县宋村M3

  5鼎直口、折沿、立耳、浅腹、平底、蹄足、素面无纹

  4簋

  2圆壶

  1盘、1匜

  1甗陕西韩城梁带村M26

  5鼎折沿、方唇、敞口、附耳、圆底、马蹄形足、颈耳部饰窃曲纹、腹部饰垂鳞纹4簋、2簠

  2盆

  2方壶

  1盘、1盉

  4鬲、1甗陕西韩城梁带村M28

  5鼎

  敛口、斜折沿、方唇、附耳、浅腹、圆底、兽形蹄足、腹部饰一周凸弦纹

  4簋

  2方壶

  1盘、1盉

  4鬲、1甗北赵晋侯墓地M113号墓

  4鼎方口、平折沿、双立耳、器壁略外鼓、圆底、柱足器壁饰浮雕兽面纹

  6簋

  

  1尊、2卣

  /

  1甗陕西宝鸡茹家庄

  M2号墓

  

  4鼎方唇、敛口、两圆立耳、

  三柱足、素面

  

  5簋

  1尊

  1盘

  1甗平顶山应国墓地M95

  3鼎平折沿、立耳、浅腹、圆底、蹄足、口沿下饰三组饕餮纹、腹部饰凸弦纹

  4簋、2盨

  2方壶

  1盘、1匜

  4鬲、1匜北赵晋侯墓地M31

  3鼎

  平折沿微斜、立耳微外侈、球形腹、三蹄形足、腹部上部饰一周重环纹

  2簋

  2圆壶

  1盘、1盉

  /北赵晋侯墓地M62

  3鼎

  短折沿、附耳、圆底、蹄足、颈部饰一周窃曲纹

  4簋

  /

  1盘、1匜

  /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6

  3鼎窄沿、口微敛、立耳、半球形腹、蹄足、颈部饰重环纹、腹部饰凸弦纹

  2盨、1簠

  2圆壶

  1盘、1盉

  4鬲、1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

  3鼎平折沿、方唇、立耳、深腹、圆底、蹄形足、腹部饰一周重环纹

  4簋

  /

  1盘、1匜

  1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3

  3鼎口微敛、立耳、半球形腹、三蹄足、腹部饰一周窃曲纹

  2簠

  /

  1盘、1匜

  /陕西韩城梁带村M19

  3鼎宽折沿、方唇、敞口、立耳、圆底、兽蹄形足、颈部饰窃曲纹、腹部垂鳞纹

  4簋、1盆

  2方壶

  1盘、1盉

  4鬲、1甗北赵晋侯墓地M92

  2鼎斜窄折沿、口微敛、附耳、

  腹微凸、圆底、三蹄足、

  颈部饰一周重环纹

  2盨

  2圆壶

  1盘、1盉

  /北赵晋侯M64

  2鼎短折沿、立耳、腹壁较直、圆底、颈部饰窃曲纹、腹部饰波曲纹、足部饕餮纹

  4簋

  2方壶

  /

  /平顶山应国墓地M84

  2鼎窄平折沿、直口、口微敛、方唇、立耳、浅腹、底近平、口沿下饰一周凸弦纹

  1盨

  1尊、1卣

  1盘、1盉

  1甗陕西扶风齐家M19

  2鼎

  平折沿、方唇、敛口、方立耳、深腹、圆底近平、

  口沿下饰分尾鸟纹一周

  2簋1尊、1觯

  1卣、2爵

  1盘、1盉

  1甗通过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列鼎我们对列鼎制度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从列鼎的数量可以看出列鼎制度在遵循诸侯七鼎、卿五鼎、士三鼎的基本规定的同时,在实际的应用中会因具体情况有所变动,会出现列鼎数与墓主身份不相符的现象,这也就是出土的列鼎会分为二、三、四、五、七几个层次的原因了。此外从墓葬中出土的其它器物我们可以得知列鼎制度中并非只有列鼎,列鼎与粢盛器(通常列鼎与列簋相搭配)、酒器、水器、炊煮器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用鼎制度。

  三、西周列鼎制度

  作为一种制度不可能从它一诞生起就已成熟规范。很多学者认为列鼎制度在西周已经形成,最晚在西周中期趋于规范,而印群先生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对他们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西周还是列鼎制度的初始阶段,尚未成熟,直到春秋时期随葬列鼎的数目才日益规范化,与东周礼书文献所载的情况基本吻合。而我的看法是虽然在西周之初的墓葬中不同等级贵族用鼎数目存在差异,但当时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直至西周晚期才与何休注《公羊·桓公二年》的情况基本一致,并且这种规范化的列鼎制度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由于春秋中晚期日益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规范化的列鼎制度逐渐遭到僭越。为便于明确说明问题,我们以保存相对完整且能辨明墓主身份等级的西周考古墓葬为依据对西周列鼎制度的发展过程作一解析。

  根据西周考古资料,我们可将西周列鼎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历经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执政时期);此为列鼎制度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列鼎制度尚未形成定制,同一级别贵族墓葬中用鼎数量多寡有别。以考古资料为例,同为诸侯级别,从出土的墓葬中可以看出用鼎数量参差不齐,山东济阳刘台子M6号墓为国君夫人相当于诸侯级别,虽随葬六鼎,但圆鼎、方鼎各占三件,其中圆鼎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相次,而方鼎纹饰相差较大,因而只有三件圆鼎才能构成列鼎;平顶山应国M84号墓墓主为一代国君,随葬仅有二鼎,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可被视为一组列鼎;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M113号墓墓主为晋侯夫人相当于诸侯级别,该墓随葬八鼎中,圆鼎六件,方鼎仅二件,其中四件圆鼎构成列鼎。陕西宝鸡茹家庄M2墓墓主为井姬乃弓鱼伯之妻,其级别等同于诸侯,随葬六鼎,方鼎一件,独柱带盘鼎一件,另有四件圆鼎组成列鼎,此二例为列四鼎的证明;而陕西宝鸡如家庄M1号弓鱼伯墓,其甲组五件鼎形制完全一致,大小相次,可列为列鼎,此墓乃列五鼎的组合。由此可见,在西周中期的墓葬中,即使是同等级的贵族,随葬用鼎却分成了二、三、四、五等不同的层次,并且未出现达到列七鼎的规格,因此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尚未形成规范的列鼎制度。

  第二阶段: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历经厉王、宣王、幽王执政时期);此为列鼎制度的形成与规范时期。这一时期列鼎制度正式形成,但依然存在个别贵族使用列鼎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三门峡虢国M2001号墓中出土的十件鼎中有七件构成一组列鼎;三门峡虢国M1052号墓中的七件鼎形制、花纹基本相同,大小相次,组成列鼎;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M91号墓的七件列鼎亦是列七鼎的形式。这三座墓皆是诸侯墓列七鼎的实物证明,和文献记载的情况完全吻合。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诸侯墓的列鼎数未达到诸侯级别。例如:天马-曲村晋侯M62号墓,墓主为晋侯邦父,随葬五鼎中仅两件形制、纹饰、大小相同,组成列鼎。晋侯M62号墓以及11M31号墓均为晋侯夫人,出土三鼎组成列鼎;天马-曲村晋侯M93墓主为晋文侯,随葬列鼎五。这些诸侯墓葬未能达到列七鼎的规格,其原因比较复杂,还需进一步分析研究。再看这一阶段大夫级墓葬,有陕西户县宋村M3号墓,陕西陇县边家村M5号墓均随葬五鼎,鼎的形状基本相同、大小相次,符合大夫身份。仅三门峡虢国M2010号墓例外,此墓虽出土五鼎,但仅有其中三件组成列鼎,随葬级不符合墓主人自身身份。最后了解士阶层的墓葬情况,这一阶层中,列鼎三的有两座及三门峡虢国M2013号墓和M2006号墓;列鼎二的亦有两座及陕西扶风齐家M19号墓,山西芮城坛道村M1号墓,此二墓皆出土两件列鼎。综上所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阶段,逐步形成了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的列鼎制度,其中虽有部分贵族列鼎数低于自己的身份级别,但尚未出现列鼎数超越礼制所规定的上限。

  四、文献、考古发现中列鼎制度的异同

  古代文献与考古发现都是研究列鼎制度的重要资料。以考古发现的实物研究列鼎制度

  直观性强,有较强的说服力。以三门峡虢国M2001虢季墓为例,该墓是一座诸侯级别的墓葬,墓葬共出土十件青铜鼎,通过对着十件鼎形制、大小、纹饰的研究对比,其中七件鼎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可定为一组列鼎。从墓中出土的簋、鬲等其它青铜器可了解到此墓中一整套的用鼎制度。对此墓的研究也就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一时期诸侯级别的列鼎制度。同样,要了解卿大夫、士的用鼎情况,也可通过其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加以研究。因此,以考古资料来研究列鼎制度,真实、可信度较高。据何休注《公羊·桓公二年》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也”,然而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实物列鼎与该书中的书法相悖。例如:天马-曲村晋侯M62为诸侯墓葬仅随葬两件列鼎,M93号墓晋文侯墓随葬五件列鼎,他们墓葬中的列鼎数并未达到诸侯列七鼎的规格。通过该实例说明列鼎数只是当时人们对该制度的一个量的规定,而在实际应用时,会因一些人为因素有所改变。再者由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年代久远,很多器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仅以墓葬中的列鼎来研究列鼎制度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辅助。与考古资料相比,文献资料存量较大,内容丰富且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列鼎制度必要的辅助资料,但文献中记载的列鼎制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先秦文献中关于用鼎制度的记载互有矛盾。例如,王平时吃饭用几个鼎?《周礼·膳肤》记载:“王日一举(郑注:杀牲盛馔曰举),鼎十有二。”而《礼记·玉藻》则云:“天子......曰少牢,朔月大牢。”及平日只用五鼎,初一、十五才用七鼎(或九鼎),这和周礼的说法相差很大。这一记载就体现了文献记载本身是有矛盾的。

  其次:从现存的先秦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某一身份等级的人在不同具体场合的用鼎数

  是有变化的。例如:从《仪礼·士丧礼》、《既夕礼》可以看出,士死后到下葬要进行多次祭奠。始死之奠仅用一笾一豆,无鼎;小敛时用一鼎、一笾、一豆,大敛时用三鼎、二笾、二豆、二筐,朔月之奠用三鼎二豆二敛,大遣之奠用五鼎四豆四笾。也就是说,在士的丧礼过程中先后使用的鼎数有零、一、三、五共四个级别。由此可以推断,大夫以上的人在不同场合的用鼎数及器物组合情况一定很复杂。由于现存文献的片断性,我们当然无法对某一等级的人在所有各种礼仪活动中的用鼎数及器物组合作全面总结,也不可能对各级的人在同一种礼仪活动中的用鼎数及器物组合数做全面比较。但我们至少可以就现有文献全面列出每一等级的人用鼎数的变化范围,以及器物组合的各种方式,这样才能够避免在研究考古资料时因套用简单的公式而把正常的现象当成“僭越”。

  第三:先秦文献中有一部分关于鼎数的记载,并未说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例如:《仪礼》中的少牢馈食礼用五鼎,经文本身未指明主祭者的身份等级。郑玄《三礼目录》说是“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称于庙之礼”,贾公彦疏“郑知诸侯之卿大夫者,《曲礼》下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为诸侯之卿大夫。”

  最后特别强调的是,先秦文献中关于用鼎制度的记载,不但有上述矛盾、片断性和不明确性,而且因为这些记载大多出于西周晚期或更晚的作品,所以只能反映东周以降的用鼎情况,一旦和西周的考古资料对照,便会发现明显的差异。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献的角度研究列鼎制度,尽管资料丰富,但众说纷纭,相当片面,有的缺乏明确性、有的互相矛盾。通过考古资料研究西周列鼎制度最突出的优点就是直观,考古人员通过对器物器形、纹饰的对比,可初步判断器物是否构成列鼎,但就目前发掘的西周墓葬来看,还未曾发掘到任何未经盗掘的大型墓,中型墓的材料还相当少。只有春秋时期的大中小型各类墓稍为齐全。因此要研究西周列鼎制度,就应把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不断丰富考古资料,对繁杂的文献以考古资料逐一加以验证,只有这样我们对西周列鼎制度的认识才能更加完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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