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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研究论文 浅谈“王阳明”哲学研究方法--以近年来高校博士毕业论文为

2018-12-21 13:50:24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王阳明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研究中重要议题,其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这是我们研究王阳明的思想宝库,尤其是相关的博士毕业论文。由于其基础性、切实性更是我们学习其研究方法的重要资源。因此,本文以近年来相关博士毕业论文为线索,具体分析了他们在专题研究过程中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最后得出这些方法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有侧重的被加以运用。并且总体上也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思想。

  关键词:王阳明;哲学;研究方法;博士;论文

  王阳明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但崇德尚义,文韬武略,成就卓越,尤其是他创立的“心学”体系,在明以后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影响深远,也因此与儒学创始人孔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流传至今,堪称“百世之师”。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足见王阳明历史地位之高,思想影响之深。

  除了在中国,王阳明的思想在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地也倍受推崇,近年来西方学者也特别重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因此,就不难想象古今中外对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研究,所积累下的成果之丰硕。单就知网上仅以“王阳明”为关键词加以检索,就可以发现有近6000条结果。如果逐条单将这些文章进行阅读整理,可以说,在短期内都是一项难以完成的繁重的工作。如此纷繁的资料一方面为我们所学习和研究王阳明思想提供了全面而又宝贵资源。另一方面,如果不加限定的进行笼统研究,也会导致没有侧重点,最终,如无头苍蝇陷入盲目而一无所得。

  本文试图从浩繁的研究王阳明的众多文献中,截取2014至2016年各高校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从中归纳和吸取他们对于王阳明其人其思想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帮助我们这些后来学者在宏观上能够沐浴在王阳明的伟大思想之中,甚至发现其中的学术问题,进而与众多同道中人一起推进阳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在具体操作上,为了研究方便性和深入性。我们将以近年来高校博士毕业论文中有关于阳明学的论文为线索,来具体思考中国哲学界目前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是如何一种现状,且对我们后学者有何种现实性、实质性和启发性意义。根据对近年来王阳明研究的相关博士毕业论文的检索,我们可以发现有如下几篇论文可以作为分析对象:

  1、陕西师范大学王文琦的《从“见在”到“现成”阳明良知教的演变》

  2、中共中央党校牛冠恒的《王阳明<论语>学研究》

  3、吉林大学陈琦的《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

  4、河北大学陈媛媛《王阳明心学之道德主体性研究》

  按照现在的学术规范要求,每篇学位论文都应对其研究对象所采取的相关研究方法加以介绍和论述。所以,通过对2014年到2016年几篇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博士论文中关于王阳明哲学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梳理,读者不仅可以清楚的从宏观上看到关于王阳明哲学研究的现况,而且也能窥探出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来说究竟有那些具体研究方法在实践层面被实际运用,从而也可以避免空谈研究方法使我们“不知所云”的尴尬境地。因此,通过对这几篇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梳理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研究方法被提及和运用:

  一、“内在性研究”方法

  这个方法在王文琦的《从“见在”到“现成”阳明良知教的演变》中被提及。“内在性研究”方法强调将研究对象的体验移入自身,设身处地加以感受作者的原初思想。所以他们认为“阳明心学为‘体认、培根’之学”,研究王阳明 “需要不仅从理论思辨的角度对良知理论的演变加以理解,更需要同情地了解和思考每个学者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处在良知理论演变的哪个阶段。”

  这种方法以冈田武彦为代表,他认为“冈田武彦体悟式的研究思路和对阳明学同情的理解,能帮助我们走进那个良知学纷祭、争鸣的历史中去理清他们各自的思路”。所以总的说来,这是一种结合了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进路。

  二、“文本研究”和“文献研究”

  读文献是学术研究人员或科研人员的基本功,一方面是了解所研究对象的整个前后发展脉络,另一方面现实一点,就是为了做出与别人不重复的新颖的更为前沿性的东西。对于初学者,文献阅读的起步阶段一般都是一种模仿性的学习。久而久之,到了中后期如果视野训练还比较局限,没能看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很容易陷入到安全陷阱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会调试自己,认为自己做自己那一小滩就好,当真如此,其实很有可能大浪过来,全军覆没。但是,传统基本核心关键词的检索跟全局观是本质相悖的,核心关键词往往限制了内容,虽然有利于聚焦但不利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和概览。面对当前文献数据空前开放的这样一种学术局面,在对王阳明哲学思想进行传统文献梳理的同时,又不陷入仅凭借单篇文献就断定热点和创新的片面化境地,这是需要在文献研究 时所要思考的理路之一。

  “文本研究”和“文献研究”大致都是一种用古代文本和现代问题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历史上由于本身没有“哲学”的自我意识,因此不能像西方哲学一样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并引领世界哲学的发展。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大都是哲学史的研究,而哲学史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于文本的考察和对文献的整合梳理。当然对于古典文献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古代,也应与现实性问题结合起来。所以,虽然陈媛媛说其论文主要采用的是文献研究的方法,但她也认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路的重要性。

  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经典研究方法

  “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是传统学术研究的术语。牛冠恒将其作为了他的论文研究方法加以定位,这一点不同于现在以西式方法论术语为主的论述。那么什么是“我注六经”,什么又是“六经注我”呢,其具体操作又是如何的呢。

  如作者所说“‘我注六经’就是研究者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去注解经书,通过注解经书来探求经书的原意。”这怎么理解呢,从具体操作来看,他是“通过‘我注六经’的方式构建王阳明《论语》学的研究文本——《论语阳明心解辑注》。”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我注六经”的方法与文本研究是类似的。而“‘六经注我’则是研究者用经书中的话来阐释自己的思想”,所以他第二个思路就是“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阐释王阳明《论语》学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特征。”

  但是这个说法比较难以理解,因为你从何处可以论证并体现是六经在注我呢?作者在此并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依旧提到了文本分析的方法,并未体现何为“六经注我”。所以从这里我们发现对于研究方法的运用要有清晰的认识,要在文章中有切实的体现。虽然,在这里作者对于研究方法的分析有所不足,但是其所提到的“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方法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

  四、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思想史专注于人类的思维状态。透过一部优秀的思想史著作,读者可以窥探到前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空里,作何思维。进而在为其智慧连连感叹之余,也能为当下人生开启一扇更清晰的正确之门。透过此门能看到更好的自己和他人。但是,思想史本生能够做到客观的将自己的思维活动呈现在后继者的眼前吗?答案显然是不能的。那么一部好的思想史通过怎样的叙事方法才能做到客观而不失其在那个已经远离当下年代人们的思维活动的状态呢?这恐怕就要借助社会史了。社会史向人们诉说的是每个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一切活动状态。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说过,思维来源于实践,并最终接受实践的检验。最终能沉淀出正确的思想。所以,衡量思想客观与否的标准应该是每个时期人们的实践活动。如此,就明朗了,一部优秀的思想史一定是来源于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实践活动,同时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想,一定是经过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实践的检验的。我们经常说,哲学史专注于某种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清晰的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为人们所欣然学习接受,一定也是这两个方面结合的结果。在学习哲学史过程中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些书越读越不懂,越糊涂。不清晰的原因是作者表达有问题吗?还是那些思想者思维太深邃,常人一时难以参透?其实,都不是的,根本因由在于没有清晰的实践逻辑。

  王阳明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被后人不断的解读,传播。在今天将众多著作拿来拜读,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很多东西没能说透。原因就是在解读王阳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候,没能做到思维和实践的有效连接。好在,今天有人开始努力尝试着用新的更为客观的方法开始研究王阳明学说。该方法陈琦在其《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所运用的研究就是该方法。这个方法代表人物是侯外庐,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非常普遍且实用。侯外庐是一位思想史研究大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于“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做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仅要注意人物思想的特征,也需要将他放到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加以综合考察,这种考察可以看作一种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体现。

  五、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

  创建中国现代诠释学是汤一介老师生前提倡并致力做的一件事,在海内外学者的努力下,学界蓬勃的研究局面和丰硕的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做了正面的回答。“中国诠释学”如何构建?各路学人本之于各自学术优长和独特识见,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林林总总的方案。

  哲学是一门带有很强思辨性和逻辑性的学科,如果不加以深入的考察,我们是很难把握其中的思想本质的。所以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就是在于要“从哲学家所提出的哲学思想历史性、经验性事实的展开中去把握和揭示出其思想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

  因为诠释是一种古与今,读者与作者的交流互动。所以“解释者所解释出的是文本固有的意义还是解释者自己的一个理解和创造这二者构成一个矛盾悖论。”

  但是哲学解释学认为“历史上存在的文本并不是脱离解释者独立存在的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僵化的历史事实,而是构成解释者现实性存在的一个内在要求。它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一个构成直接当下现实存在状态下的实在性内容。”

  所以,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读者在诠释文本中的积极参与作用,最后在文本、情境、与理解之间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那么这种研究方法如何体现在我们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呢,陈琦的具体做法就是“在充分阅读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的架构来研究和把握王阳明哲学思想。”

  从横向上不但考察了王阳明本人的思想特征,还要对其相关的思想家的进行比较分析。这就体现了诠释学要求注重作者写作文本时的相关情境的方法。从纵向上“通过对宋明理学内部王阳明、朱熹等人对《中庸》、《大学》这样的经典文献的义理内容的不同理解去揭示阳明心学思想的精神实质以及其与其前的学术流派之间在问题域上的关联性。”

  这一点又体现了诠释学文本的开放性的特征,这样“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对同一经典文献的不同哲学见解和诠释便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逻辑展开的全部过程”。所以陈琦所运用的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也具有很好的启发性意义。

  通过对以上诸多研究方法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这些方法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有侧重的被加以运用。另一方面他们之间都存在着很多的共通点,其中很明显的是他们基本都带有历史性考察,注重思想的产生环境和发展演变。比如哲学诠释法中对文本情境的重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作者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的综合考察等等,都是对历史研究的重视。所以总的说来,我们在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中,甚至于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都应该具有一种“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思想,并在此指导下合理运用其它具体研究方法。这样我们才能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的本原思想,也才能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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