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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类论文 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

2018-12-09 14:12:52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

  本文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梳理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发展路径,并力图指出其缺点。

  首先,本文从语言入手,分析语言是如何推动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这两种哲学的发展,从而分析出语言在这两种哲学中的地位及作用,得出胡塞尔现象学从语言分析到意识分析的转向,以及维特根斯坦哲学走向语用分析之归宿。

  其次,通过梳理、比较两种哲学发展路径的相似之处以及分歧点,详细地分析两种哲学分歧点产生的原因和分歧之后二者又是如何推动自己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笔者站在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指出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

  现象学;语言哲学;意识分析;观念存在;语用分析。

  前言

  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且二者生平年有交集的地方,但二者所属的哲学流派截然不同,但近几年的“欧陆哲学热”将“天才之维特根斯坦”和“现象学开山鼻祖胡塞尔”请到了同一个舞台,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国外的一些哲学研究机构所提供的文献索引里,关于维式“现象学”话题的研究文献大多被归纳到“欧陆现象学”的名目下----而在传统的“分析哲学”专栏下,此类文献十分罕见。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不少研究者看来,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首先只能出现在欧陆现象学的思想背景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呢?

  笔者受此思路的启发广泛阅读中外文献,发现二者哲学的对比研究实在是凤毛麟角,这个领域几乎是处女地,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从二者哲学的开源点“语言”进行研究的。笔者希望填补这个领域的研究空缺,

  一、 “语言”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地位

  (一)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体系

  以《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为维特根斯坦前期后期思想的代表来看,有一个贯穿他思想始终的主题——“存在”。不同于其他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从语言的角度去探索存在,他在《逻辑哲学论》里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研究的目标“想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 ,并且得出结论“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他用语言的方法划割存在的界限,穷尽语言,直到划出“说不出的存在”。

  维特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语言游戏说,《哲学研究》中说到“在整个话语的使用过程中是孩子们借以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之一。我们把这些游戏成为“语言游戏”,我有时说到的某种原始语言也把它称作语言游戏。我们还将把语言和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的核心是“词的使用”,但语言游戏的本质是“交流系统”,作为系统,它本身是完善的,同时也是不断丰富的,因为语言游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源自日常生活的多样性。我们的语言就是从这种原始语言游戏中发展起来的,我们每说一种新的语言游戏就把一些新的成分引进语言。在之后的补充论述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语言游戏内部必须服从一定的规则,语言和行动联系最紧密的是“原始语言”,而原始语言中指称词如:“这”、“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内涵却又在语言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然和在使用中,指称词往往会让我们觉得模糊和难以捉摸,是因为“词的应用并没有清楚地在我们面前呈现,特别是在我们搞哲学的时候!” 维。如何正确地使用词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指”的理论。“意指”是“缩短的语法范型”,“意指”在具体的境遇使用中才被理解。所以语言的研究研究不是指向“现象”,是指向现象的“可能性”。

  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哲学家们一直追求“真理”。维特根斯坦打破这种惯例,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无所谓本质的,他提出一个反思性的声明:“我们所做的乃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我们能够陈述的只是语言的“外部事实”,我们对语言的误解来自对词的使用的不清——“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清晰性”。面对不清晰的语法,“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 ,哲学的身份是“只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作说明也不作推论”。相比之下“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对哲学的阐释可见其中异同。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完全承认矛盾的无处不在,清晰性的不可获得,哲学研究的目的发生了转变——认识现状,不再误解,矛盾之外,不得而知。相同之处也由此而来,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把世界的意义放在世界之外,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居然把意义留在了虚空,原来他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现在他说所有词的用法都是平凡的。 总之,面对不可说的,我们或保持沉默,或发出各种喧嚣,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所以语言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前期维特根斯坦只是想通过语言探索哲学,而后期他却发现哲学即在又不在语言中,此时的语言既一种工具又是一种目的。

  (二) “语言”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地位

  同分析哲学一样,胡塞尔的哲学也是从逻辑学基础出发,但他反对逻辑学的心理主义,严格区分客观观念之物和主观心理之物。

  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语言,分为自然语言(也称物理语言)和超越论语言,现象学的语言需要进行还原,就是从自然语言上升到自由的观念性。在现象学的语言分析中这就表现为,从作为客体的语言符号出发,回溯到作为主体的意向观念上。也就是现象学的语言分析不仅包括了作为符号的语言现象,而且也包括语言意向意义的显现。这种“语言的分析”方法并不是在现象学的开始便自觉使用,而是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胡塞尔设想的哲学图景是“哲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其中严格体现在具有确定性的知识起源于内在感官中,他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辨,主张在“看”、“直观”中把握事实本身,也就是说事实本身起源于对意识活动的内在反思中。在早期的研究中,胡塞尔把语言放置到第二性的地位上,次于意识哲学,虽然地位较高,但是并不重视对语言问题本身的研究。虽然在他看来没有语言的表达几乎就无法做出那些属于较高智慧领域,尤其是科学领域的判断。但是这里可以看出,语言之所以地位高并不是因为胡塞尔重视语言,而是胡塞尔重视通过语言行为所表达出来的思维以及观念。所以笔者认为,胡塞尔之所以把语言放在这么一个尴尬的地位是因为实在无法绕过自然语言,因为语言是观念思维输出的必要媒介。而他对这种媒介的最主要功能定义是:“语言阐释肯定属于为建造纯粹逻辑学而必须做的哲学准备工作之一,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阐释才能明晰无误地把握住逻辑研究的真正客体,以及这些客体的本质种类和区别。”

  后来在《几何学的起源》阶段,语言在现象学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胡塞尔把明见性诉诸于“语言”,现象学的本质还原表现为语言还原,通过现象学的语言还原,才能达到真理的有效性。正如德里达所说:“这种向语言的回溯,正如重新回到文化和历史一般一样,使还原的计划本身达到最终的完成。超越受束缚的观念性并走向真理的主题,这本身便是一种还原一种使真理相对于所有文化和事实语言一般的独立性得以呈现的还原。”

  正是通过语言还原,真理才被从语言中被释放出来,从而使现象学的还原得以彻底实现 。真理被释放意味着具体境遇的实现,绝对真理成为当下时间点的具体真理。

  胡塞尔不仅走出自然态度,从而进入先验态度,而且出乎先验态度,重新进入自然态度。先验自我重新将自身客体化,流入自然性的身体和心灵生活世界之中,但这种回溯并不是简单的返回,而是带着现象学的还原后的先验成果满载而归。所以,胡塞尔哲学可谓是:现象学从语言走向语言。只不过前后两个语言已不具有相同的内涵。

  二、 维特根斯坦哲学对现象学方法的应用和放弃

  (一) 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现象学阐释

  意义(meaning)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核心问题。前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图像论,后期维特根斯坦批判了图像论这一简单的心理过程,强调意义对语境的依赖和意义的多样性。

  维特根斯坦多次强调: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在他语言中的用法。那么,一个语词为什么能指称我们意指那个东西?维特根斯坦从语词的内涵和外延角度分析,说语词和意指对象存在一定的内在相似性,即语词和意义的部分内涵重合,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才能指称对象。但是由于语词和意义内涵并不是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在语言的使用中会出现歧义,这种歧义往往会被忽视,因为语境作为“视域(background)”会将真正的意义凸现出来。所以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歧义的产生是由于语境的单薄,也就是说意义依靠与语言游戏里的语境得以生存。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中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和功能性,所以语言并不是思想的本质,仅仅是思想的本质寄予在语言中,二者区别很大不可混淆。一个名称所代表的事物就是这个名称的意义,也就是这个词的意义。但是意义与指称虽然直接相关,但是又可以相对的脱离。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说“名称在命题中代表对象。”命题和对象之间是描述关系。也就是说命题的意义即不在事实之中,也不在命题自身里。命题作为语言游戏的元素,只是一种工具,只是表达其意义的可能性。好比说张三死了,这一事实(张三)不存在了,但是张三这个命题还是存在的,我们说起张三时也依旧能想起他。所以一旦张三这个事实赋予了张三这个语词以意义,那么他们两者就可以相对脱离,而意义却可以比这二者存在的更久。也就是说意义不作为存在物,而是存在。

  一个语句并不能承担意义,因为就语句本身来说谈不上对错,我们只有将它使用于特定的语境时,它才有意义,从而能判断对与错。维特根斯坦十分强调意义与语境的密切关系,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对语言的依赖性。弗雷格把语句看做意义的基本单位,早期维特根斯坦基本赞同弗雷格的观点,而在后期则进一步把语言游戏看做意义的基本单位,因为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基本单位。语言的根本目的是表达思想做出命令。人们是在生活中学会了语言游戏,所以只有在生活形式中才能理解“意义”最原本的意义。前期维特根斯坦从名称的指示功能着眼,主张语句、命题是意义的基本单位。后期维特根斯坦根据语境在了解语言意义的方面着眼,主张语言游戏才是基本单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推动哲学的方法和现象学还是有很多相似或者说异曲同工之妙的方法,不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胡塞尔都绕不过“意义”“意向性”理论,而且维特根斯坦在解释意义理论的时候最重要的方法是使用现象学意义上的“视域”,视域可以主动地拨开自然语言外衣,使先验想象力展现出来。其实我们不难理解这个现象,作为同时代哲学的典范,在迫近存在之前都有很大量的方法奠基工作,而这些方法更多的是时代精神催生出来的手段。

  (二) 维特根斯坦在“私人语言批判”中对现象学的批判

  特根斯坦早年与罗素共同创立了逻辑原子论,把哲学归结为一种分析活动,一种“语言的批判”,即逻辑的活动。他认为,人们的日常语言带有歧义性与含混性,从而掩盖了语言的本质和逻辑。因此他同弗雷格和罗素一样,主张建立科学语言,即人工语言,以消除日常语言的混淆。

  在《大打字稿》中他说道:“现象学语言与我们日常物理语言所描述的东西是同一的。前者只比后者多了这样一个好处:利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事物,人们的表达可以更加简洁,同时误解事物的风险也会被减少。”

  这是维特根斯坦第一次使用“现象学语言”这一概念,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他后期的私人语言其实就是现象学语言的一种改头换面。这两个概念相比起来有如下的对应关系:第一,现象学语言的语言对象是“我的现象”,是我所拥有的私有物,和私人语言描述的对象都是个人的感觉体验。第二,现象学语言和私人语言都对日常物理语言不信任,认为那是低等的语言系统,并且认为好的语言系统都带有强烈的存在预设,因为成型的语言系统必然是经验性的,而经验论恰恰是被现象本身所排斥的。第三,两种理论都认为日常语言是描述或者指称实在,也就是说日常语言描述出来的都是实在的图像,而无法表述非实在。

  然而,在《哲学研究》阶段,维特根斯坦公开承认用理想的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私人语言的不可能,证明了内在意识中建立起确定性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私人语言一方面存在于“内在意识”的范围中,另一方面,他又证明可私人语言确立的规则不具有效力。维特根斯坦对于私人语言不可能问题集中论述在《哲学研究》243-315节,他首先说私人语言可以如何如何:“一个人可以鼓励自己,可以对自己下命令、可以服从自己、责备自己、惩罚自己、对自己提出问题给出答案和对之前给出回答。”

  随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然而我们是否也能想象这样一种语言,一个人可以种这种语言写下或者说出它的内在经验——他的感情、情绪以及其他——以供他个人使用?”

  这在里,我们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疑问是:当我们用私人语言描述私人感觉时,他人能否理解?虽然维特根斯坦承认私人语言具有初步描述功能,但是私人语言无法表达,因为私人语言没有语言游戏的游戏规则,或者说虽然有但是无效,这就像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永远是冠军一样,私人语言可以做到表述,但没有表达效果,因为私人语言没有一个客观或者普世参照。

  说到底,私人语言局限在个体意识中。在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私人语言批判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现象学语言的不满,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具有浪漫理想色彩的系统无疑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完满性,但这种完满性仅仅存在于理论的逻辑中,这种理论,也就是现象学方式的语言无法落地,无法使用。

  三、 现象学的语言还原

  (一) 现象学语言还原的原理

  现象学的语言还原不可能借助单纯的自然语句而得到阐明,我们只有通过现象学加工才能谈论它。在现象学的还原中被超越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自然态度’的限制。语言的模糊性和含混性阻碍了我们对观念性含义的把握,我们必须通过直观而重新把握观念之物的明见性,“我们要回到‘实事本身’上去。我们要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得明见性:这个在现时抽象中被给予之物与语词含义在规律表述中所指之物是真实而现实的同一体。”胡塞尔对语言障碍的清理表现在他区分客观表述和本质表述,并且力图将后者还原为前者的努力。

  现象学的语言还原大致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把自然态度的语言悬搁起来;第二步释放出自然语言中本源性的方面,即超越论的语言。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被自然语言悬搁起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现象学的反思和自然反思的区别问题。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的本质特征就是存在信仰,其中即包括世界信仰又包括自我信仰。自然的反思总是先在的默认“存在设定”也就是说在先对对象的存在形式有了规定,当人们以自然态度来对待世界时,世界的存在并不受到置疑,在其中的事物都对我们存在着,“我不断地发现一个面对我而存在的时空现实,我自己以及一切在其中存在着的和以同样方式与其相关的人,都属于此现实。‘现实’这个词已经表明,我发现它作为事实存在者而存在,并假定它既对我呈现又作为事实存在者而呈现。对属于自然世界的所与物的任何怀疑和拒绝都毫不改变自然态度的一般设定。

  而现象学的反思恰恰是破除这种“先定”因为存在设定是对对象意向性的蒙蔽,这首先意味着悬搁世界信仰,现象学家不再将世界存在作为自明之物单纯地接受下来,而是对其存在不做判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世界看作超越之物而排除出去,而是说,世界信仰转变成现象学的“现象”,还原的剩余物是先验主体性,世界成了它的先验有效的大全,如胡塞尔所说:“实行现象学的还原,这就是说,通过深入到其先验起源而排斥世界信仰。”

  所以现象学为了获得一个最终的认识立足点和经验立足点总是要把这些“存在设定”悬搁起来,以助于后面的“非设定性”的直观以及对于存在之为存在的把握。

  通过这种还原,语言就从自然形式的语言转变为了超越论的语言。这样,胡塞尔的语言具有了双重的含义:自然形式的语言和超越论的语言。胡塞尔的现象学依赖于他所提出来的独特的现象学的还原方法,而现象学的还原则是要摆脱自然态度的束缚,也就是说,自然语言是要被悬搁的,达到现象的自身被给予性和意识活动的明见性,那么对于一位严肃的现象学家来说,这才是对哲学研究的基础——语言的必要的改造。

  (二) “语言二分法”的悖论----现象学对自然语言的超越与复归

  如上所述,胡塞尔的现象学经历了语言还原之后,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持自然的心态,自然而然地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日常语言正是在这种自然的心态下形成的。所以,当我们使用日常语言的时候,也就在认定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现象学家怎么能一边使用日常语言,一边又要求把自然的心态悬置起来呢?这里就产生了现象学语言的悖论也就是后来的哲学家批判胡塞尔的地方——“语言二分法”。他们尖锐地指出现象学一方面需要自然语言,一方面又要超越自然语言。也就是说现象学的语言还原,让我们从自然态度上升为先验态度,我们悬置了自然语言,但是我们在表述先验语言时又必须降回到自然态度,用自然语言来表达来交流。

  这个问题看似悖论,但胡塞尔后来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如上所述,现象学还原需要悬搁与直观,如何才能做到“我思”对这个境遇的全面把握和勾画?语言要实现其沟通功能,就必须得诉诸于其物理层面,所以语言的沟通功能的实现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过程里必然会有“他思”相助,这个“他思”并不一定在时间上与我同时在场,因为现象学的时间相互交织互相影响,过去与未来同样可以对当下造成影响,再加之语言在被构造以及在被表达时“他思”就已经被注入。所以对于一个语言境遇的分析一定不是纯“我思”的行为,语言境遇绝对是“共同体”,那么同理,当我用自然语言描述先验存在的时候也已经将“我思”注入,成为他人日后在语言分析时交互主体的另一个主体,因而“我思”与“他思”相互转化,我的“我思”对于他人来说就是“他思”,这种转化是交互主体成为可能,也保证了交互主体的行为能一直进行下去。如德里达所说:“这样,语言便把真理保管起来,以便从此以后在不再是昙花一现的逗留和光芒中得到审视,同时也是为了延长这种逗留。” 德里达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 方向红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p73

  而我认为,这正是胡塞尔高明之处,将真理重新放回到自然层面,这也表明了真理的“全时间性”和“全境遇性”,真理不能成为绝对真理,否则就成为了私人语言,绝对真理脱离时间与境遇成为逻辑符号,真理必须要在境遇中才能体现价值。这时用自然语言描述出来的先验真理不同于普通的自然语言,因为是经过本质还原过后的真理,自然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就像是海绵里的水随时可以被挤出来,而海绵还是海绵,水还是水,海绵只是水的寓所,绝不会存在“海绵水”这种东西。

  所以说现象学的语言还原是为了再现原初经验材料而被创制出来的语言,来为日常物理语言提供支撑,实质上现象学语言与自然语言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只是描述对象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如果具有观念对象所提供的不同样态的话,这两种语言就都能完成这同一个任务。另外,这两种语言对于观念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各自适用范围也是很明晰的。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缺陷

  (一) 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悬搁”之后的语用分析

  纵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他用描述的方法将自然界的存在划界限直至划出不可说的存在。那么,面对划出的不可说的东西该如何表达如何加工? 他为这个问题找到的其中一个解决方式,那就是“生活形式”,而这种回归实质上是走向了语用分析。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反对的是“真理主义”,他认为语言是无所谓本质的,语言只是一种活动而已。哲学(形而上学)的产生是由于人们错误的使用语法,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也都是一些超常规,违反语言规则的提问方式。而且形而上学是把语词和语境脱离开,把语词变成无源之水。因为哲学就是那不可说的部分,哲学并不符合正常语法,一旦说出来就是错误的。通过那些符合生活形式的语法我们可以把哲学界定出来。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否定哲学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其实就是概念研究,而概念作为一个语词并没有语境,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概念的真实意义。因为语境是对这个概念的参照和勾勒,所以他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是荒谬无用的。他认为“哲学病”产生的真正原因正是哲学家们偏执地追求事物的“真理”,以至哲学陷入没完没了的形而上学争论中,就好像是误闯“捕蝇瓶”的苍蝇。

  “语言游戏”就是语言与行为结合生活实际。维特根斯坦强调虽然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主要内容,但并不是生活形式的全部内容,生活形式是一个比语言游戏覆盖面更加广阔的概念。也就是说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的背景,生活形式勾勒出语言游戏的意义世界,而生活形式的其他部分又支撑起语言游戏的剩余意义。维氏通过“语言游戏”,号召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这就使得哲学真正开始走向现实生活,摆脱了以往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他认为,哲学家们的错误不仅仅是因为企图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语言与它的使用分离开来,企图发现语词概念的普遍定义,并且通过它来接近存在于其背后的实在对象。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而上学的根本之处:没弄清楚事实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区别。形而上学问题总带有事实问题的外表,尽管那原本是概念问题。哲学不是关于世界深层结构的研究,而是关于语法的研究。

  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维特根斯坦将自己的哲学引导到语用分析的路径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也并没有先验的基础,因为其立足点仍在于经验性质的生活世界中。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的“生活形式”理论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最主要的区别,前者实为语用分析的语境,实则缩小了生活的范围;后者是形而上学的寓所,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更新具有生命力的境遇。

  (二)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缺陷----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看

  从上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哲学存在很大的缺陷了。简而言之,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当成一种实在而非存在,缺少了本质直观的环节,以至于无法继续推进他的哲学。

  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有类似于现象学“悬搁”的尝试,但是缺少的恰恰是“悬搁”后的“直观”。维特根斯坦认为:既然哲学是不可说的,通过那些符合生活形式的语法,我们可以把哲学界定出来。可以说清楚的就是现象学所说的自然世界的自然语言,而需要保持沉默的便是现象学所需直观的本质世界,“说不清楚”正是因为缺少“存在设定”因而就不符合自然语法。所以在这层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有“悬搁”的倾向而缺少“直观”。

  那么在“悬搁”之后维特根斯坦是怎样继续的呢?他对于这种不符合语法的不可说的东西想借助私人语言来表达,私人语言必须满足两条标准:一是表达内在的意识现象,二是不以外在的对象为参照系。但后来维特根斯坦评价私人语言限于内在意识的范围之内,他认为语言涉及内在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它们是语言活动的两个基本的构成项,少了任何一方,语言活动都不可能。但是离开外在的参照系,语词的使用就变得不确定,就会陷入混乱,因而在后期他又否定了自己对私人语言的尝试。

  相比之下,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内在的意识现象为出发点,但同时它同时又能够建立一种与外在的公共对象为参照系的语言,因为在交互主体行为的时候,“我思”已经与他人也就是外部世界发生联系,进行了参照与交流,所以不会在语言层面发生混乱。纵然现象学家在实际的过程中是从“我思”出发,但他们的理论路线是可行,因为他们表述“我思”的语言并不是维特根斯坦哲学那种绝对封闭性实体化的“私人语言”,所以表述“我思”的语言在原则上是能够被建立起来的且不会产生歧义与混乱。

  维特根斯坦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其实就是概念研究,而概念作为一个语词并没有语境,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概念的真实意义。因为语境是对这个概念的参照和勾勒,所以他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是荒谬无用的。他将自然语言剔除,然后圈画出意向观念,他发现他所得到的东西是不符合语法的,所以就是荒谬的,因而哲学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语法的错误。所以他的哲学又回到了语用分析的层面:“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因此,我们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陈嘉映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p49

  管中窥豹,这句话表明语言哲学和现象学对于语言的最大区别,同时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缺陷,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哲学有“悬搁”的倾向,那么“悬搁”之后,现象学走向本质还原即存在论的语言,语言哲学回到语法本身即实在论的语言,语言哲学没有从语言分析上升到意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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