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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类论文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生成及其内在问题

2018-11-29 11:13:15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是启蒙哲人将自然科学模式延伸至社会政治领域的必然结果,它力求自身成为如自然科学般精确的“政治科学”。只有在此前提下,才可理解现代政治之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基本框架。这种影响使得政治哲学传统发生了深刻变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也带来了众多问题,是后续思想家们不断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这种考察对理解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自身及诸政治哲学传统皆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启蒙;自然科学;政治哲学

  发生在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及其政治哲学变革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直接构成了后续思想家们批判或应对的思想语境,值得深入探讨。国内对此的研究多停留于一些既定的命题或结论,或多以某一当代政治哲学家(如施特劳斯、罗尔斯等)为基点来展开,其问题是忽视了自然科学精神对社会政治变革的深刻影响,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其实是启蒙之科学精神及其逻辑向社会政治领域衍生的结果,政治哲学成为“政治科学”是其理想和目标。这体现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等精神,也潜藏着个人主义、机械主义、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和进步主义等问题,是理解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变革的前提和根本,也是理解启蒙自身及现时代反思、批判或超越启蒙的出发点,离开这一角度,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变革很难得到真正理解。

  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之生成逻辑

  不能离开自然科学的精神、方法和模式来理解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变革,自然科学对启蒙时代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卡西尔说:“18世纪没有跟着以往的哲学学说中的那种思维方式亦步亦趋;相反,它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榜样和模式梳理了自己的理想。“达朗贝尔称18世纪为哲学世纪,但是,18世纪还常常同样言之有理地、骄傲地自诩为自然科学的世纪。”“由于有了牛顿,它才最终站在坚实的基础上,自然科学的任何未来的革命,都绝不可能再次动摇这个基础。”

  奥斯本认为:启蒙运动时期,“是以尊崇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为特征的时代,或者可以将之简化为一个名字——伊萨克·牛顿。在此,关键是自然科学作为更普遍的启蒙模式的问题。所以对孔多塞而言,启蒙的理想本身即屈从于自然科学范式,而且他指出,在每一阶段,这些科学都为启蒙了的人们提供赖以遵从的模式。”

  夏皮罗也认为:启蒙运动力图“把知识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可靠途径上”,认为“科学提供了唯一真正的知识”;“对科学的解放力量抱有强大和乐观的信念”。他指出,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体现了一种对科学双重信仰的纲领性的肯认;一方面,科学被视为能够真正认知宇宙的唯一可靠路径;另一方面,科学同时被认为是按照人们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

  因此,若要理解启蒙政治哲学变革,有必要先回答自然科学对启蒙运动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奠定了何种思维方式?它又如何自然地被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等问题,这是理解启蒙政治哲学变革的逻辑前见。

  自然科学对启蒙时代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首要的是方法论和知识观。在卡西尔看来,自然科学对启蒙时代最深刻的影响是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即自然科学方法,它被认为具有范导性、科学且普遍有效,“整个18世纪思想就是以这种新的方法论纲领为特征的”。这也就是分析综合的方法,即将研究对象视为由各个经验要素构成的整体,分析这些经验要素,揭示出蕴含其中的规律或真理,即从现象到概念和公理,它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它与中世纪提倡的演绎推理方法相对立,后者是“从概念、公理到现象”,这是先验主义和逻辑主义性质的。蕴含其中的知识观变革是,知识不是如中世纪所认为那样是给定的,体现在《圣经》中,而是隐含在经验现象的背后,是有待人借助自身的理性能力和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揭示的,牛顿自然科学的成就证明这一点。关键还在于,这种新发现的知识是“可以用数学方法确定的,是按数和量度构成的和排列的”,从而可以被人掌握和运用。因而如果说,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其集中表达,“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

  知识的可靠性建立在人自身的理性能力而非信仰的基点上,宗教的启示真理由于不能经受住理性的考验,是虚假的知识和批判的对象。这种思路被推广至人类事务的一切领域。对启蒙而言,自然科学方法证明了实证精神可与推理精神和谐统一起来,它也确证了从经验杂多中寻找普遍规律这一基本思路,自然科学的成就证明了这一方法有其实效,从而自然科学模式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模式被确定下来。启蒙所到之处,自然科学方法及其模式都被视作范导,由此建构起一个崭新的世界,“科学”是启蒙追求的方向,社会政治理论之成为“政治科学”是必然结果。在此影响下,启蒙时代的“理性”已不属于形而上的、超验性的范畴,成了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整个18世纪······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即,理性成了工具,反过来服务于人自身,理性是启蒙的法庭,人成了“上帝”的化身,自我独大、自我中心是启蒙延展的内在逻辑。

  自然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自然科学提倡科学与价值的区分。科学的对象是“现象”或“物的集合”,“只有在现象中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真理和标准。只有这样,主体和客体,真理和实在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作为一切科学知识的条件的概念彼此谐调。”

  科学研究回答“真假”问题,无关“对错”“好坏”,科学知识也“无法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它仅局限于事实判断”。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话说,“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原因只被当作衡量科学判断的最后一个哲学概念:或许因为它是惟一能够继续为科学判断提供参照的古老观念,是创造性原则的最后一个世俗化形式。”

  立志成为精确科学的“政治科学”也自然秉持了这一区分,将政治与道德分裂开来,使其分属不同领域,成为不同的研究对象,使政治不再承担道德功能,道德也不得干预政治,成为主流传统,这是现代政治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本特色。与此同时,机械论世界观取代了目的论世界。当科学将其研究对象视为由诸多经验要素构成的整体时,就以对世界的机械论解释取代了目的论解释。目的论世界观认为任何事物都内含有待实现的目的,它是神赋予的,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全面实现这一目的,机械论世界观则将世界理解为一架受机械规律支配的机器,没有什么有待实现的意义和目的,这些规律反倒可以被人所发现、掌握和利用。这样世界变成了一个“物的集合”的世界,不再神秘。这种机械论思维方式主导了整个启蒙时代的精神世界,被运用于各个领域,霍布斯将知识视为等同于加减法的计算,拉美特利视人为“机器”,是典型例证。社会政治领域的“社会契约论”无疑也是受其影响的产物:“在政治学家看来,政治是用数据资料来加强的系统,政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数据和系统之间的因果联系。”

  此外,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实践者的态度取代了之前的旁观者态度。由于目的论世界观被颠覆,“自然”只是“物的集合”、“现象”、“自然秩序”等,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这就潜在地实现了人由之前借助于对“自然”的旁观,从而领会神的意旨,到积极的干预和利用自然的实践态度的转变。在之前,自然“总是意味着某种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作为其行为之根源的东西。这是它在早期希腊作者们那里的唯一含义,并且是贯穿整个希腊文献史的标准含义。”

  哲学家是爱智者,在人、自然、宇宙、神这一等级秩序中处于最低级,现代世界,人处于最高级。哲学如马克思所言是要积极地改变世界。其后果是,“‘政治’这一最实践、最人世、最特殊的世界恰恰被提升到了‘最哲学、最理论、最普遍’的‘科学’层面来,而‘哲学’本身反过来恰恰成了最实际最人世的考虑,因为它实际上都是在致力于改造人类生活世界使之成为‘科学即使世界’的一部分。”由此,施特劳斯说:“现代的根本问题是新自然科学全面胜利所导致”的。

  最后是价值领域。人被提升为“上帝”的地位,以人为中心的所有问题自然成为价值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人的尊严、权利、欲望、幸福等现代价值观被确立起来,不能体现或者违背了人的价值的领域,如宗教神学和封建制度,必然得到批判。借助科学的方法和模式建构起来的新世界一定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世界,是人类的世俗幸福得以实现的世界。邓晓芒说:“正是对人类普遍本质的这种人道主义意识,才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实质。”

  应当指出,启蒙的这种人道主义意识、精神或理想,正是在自然科学的诸成果支撑下才是有底气的。这种人道理想不管是米兰·扎菲洛夫斯基所说的,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包容、人权、尊严、康乐和幸福、人道生活、公民自由、科学的理性主义、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与乐观主义、经济繁荣、自由市场、世俗主义、多元主义与多样性、个人主义、普遍主义、人道主义等,还是卡尔·贝克尔所谓的“人道宗教”:“(1)人并不是天生来就腐化了的;(2)人生的目的就是生命本身,是在大地上的美好生活而不是死后的赐福生活;(3)人惟有受到理性和经验的光明的引导,才能够完善大地上的美好生活;(4)大地上美好生活的首要条件就是从愚昧和迷信的枷锁之下解放人们的心灵,从既定的社会权威的专横压迫之下,解放他们的人身。”

  这些都不仅体现在理念层面,还力图具体落实为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上,由此启蒙运动必然是激进主义的,它欲批判和推翻一切旧制度和旧秩序,建构一个理性王国。这个王国在启蒙哲人的设想中是一个符合人之本性并保障和实现了人之权利和利益的理想国度,这正是启蒙政治哲学的目的所在。启蒙哲人在科学的支撑下相信这个王国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体现了被后世诟病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乐观主义、历史进步主义等思想倾向。我们知道,后来施特劳斯在反思现代性危机时特别指向了其中的历史进步观念。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青年造反运动”,“‘现代观念’本能地只相信所谓‘进步’和‘未来’”,从而“刻意取消‘高贵’与‘低贱’的区别,而用所谓的‘进步’与否来作为好坏的标准”,“‘历史观念’颠覆了‘自然正义’或‘自然正确’的观念”,最后导致的就是“彻底的历史主义”,即彻底的虚无主义,“亦即根本否认世界上还有可能存在任何‘好坏’、‘对错’、‘善恶’、‘是非’的标准,同时这种‘历史观念’导致似乎人间再没有任何永恒之事,因为一切都转瞬即逝,一切都当下消解。这种‘历史观念’因此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

  二、自然科学模式在政治科学中的铺展

  上述影响如何具体落实于启蒙政治哲学的设计中?这就涉及到对普遍人权、社会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等现代政治核心理念的真正理解,它们的提出事实上都与自然科学在上述方面的变革有关。

  首先,普遍人权观认为,“从人类的本性本身而言,所有人都拥有不可转让的权利”,“这些权利对于地球上的所有居民是共同的,因此对于每个人也是共同的,它们虽未成文,但一样必不可少”。

  启蒙政治哲学目的就在于肯定和实现这些基本人权。这里“普遍性”观念受到了自然科学之从杂多寻找普遍之逻辑启发,至于为何要寻找普遍人权?则与自然科学在知识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领域的变革相关。知识观方面强调人们自主选择和决定的东西具有优先权,世界观方面强调世界是一个受机械规律支配的机器,政治就是由个人组合而成的结构和秩序,价值观方面强调人的尊严、地位和权利的优先性。这样现代政治一定是人们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权利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必须摆脱从外部强加给人的任何监督并让自己听任那些针对人类又为人类自身所需的法律、标准和规则的引导”,现代政治需要体现两个原则,即主权原则,“任何权力都源自人民,没有什么是高于普遍意志的”,以及个体自由的原则,“在一个适宜于个体的范围界限内,相对任何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国家权力而言的个体自由。”

  现代政治必然是个人主义的,保障和实现人权是政治建构的核心目的,是人们建构的产物,被剥夺了其“天命”的道德含义。

  那么,如何找到这种不受时空限制、万世永存的“普遍人权”?它具体又由哪些权利构成呢?启蒙哲人抽象化了一个人类社会建构之前的自然状态,这是一个由孤零零的个人构成的,本身也是孤零零的状态。存在于这个状态中的“法”就是“自然法”,是人类社会也应当遵循的基本秩序。自然法学说认为,“存在一种先于一切人的权力和神的权力的法律,它具有独立于这两种权力的效力。这种法律概念的根据不在权力和意志,而在纯粹的理性。只要纯粹的理性认为是‘存在着’的东西,只要某种东西是源于理性的纯粹本质,则任何政令都无法改变或贬损它们。”

  从自然状态中求取“自然法”的路向,体现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它预设了这一状态是现成的抽象的“物”,可以如经验事实那样被分析综合,却无视了这一状态不过只是人类理智的抽象而已。

  无论如何,这是启蒙哲人求取普遍人权的基本思路,只是在什么是“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由哪些“自然法”构成方面存在分歧,然后所有分歧合力构成了现代政治设计捍卫的普遍人权。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理解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他考察其中的人性,指出人对暴死的恐惧和自保的欲望是最基本的人权。这已经包含了“身体的自由”以及过一种舒适的生活状况的权利,逻辑地通向了洛克。洛克是将“自然状态”理解为“和平、自由、平等”和个人拥有自己财产的状态,从而为人的自然权利补充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他认为,财产权是人的自我和欲求幸福的前提,离开了它,则无其他任何权利。国家的真正功能和目的在于“把这些权利纳入它的秩序,从而保留并且保障这些权利。”洛克奠定了现代政治设计所依循的普遍人权之基本内容。

  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泰斗,不过是追寻了牛顿和洛克,也主张自由、平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人权。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精神和模式的影响。他所谓的“法”就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

  对这种“法的精神”的探讨也如自然科学一样,是通过分析丰富的历史事实得来的。他认为,由四条自然法即和平、生存、自然的爱慕和希望过社会生活组成的自然状态 同上,第5页。

  ,是人类法的起源,人类法应遵循人的理性,“法就是理性和各种事物的关系,也是各种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法在各个国家,具体表现为政治、法律等各种社会制度。这些制度首先同国家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同时也和国家的‘自然状态’,即气候、土壤、生活方式、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因素有关系。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法的精神’。”

  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就是应当符合人类的理性,处理好各种社会因素的关系,保障公民的自由,受法律保障,法律本身就是根据事物的秩序、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建立起来,它和自由的真实含义一致。

  他还认为,法律不仅要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最重要的是要保障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维护这种权利,就是保障自由。” 同上,第135

  总之,这里体现的思路是,将自然秩序观念运用于探究人类社会历史,效仿了古典的自然法,提出了自然权利学说,政治建构的目的是保障普遍人权。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爆发,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制订,则充分体现了启蒙的保障和落实普遍人权的实践态度和精神。

  其次,普遍人权是每一个个人生而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建构是为了保障人权。那么,这个国家如何建构起来?答案是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由人们经过协议,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订立契约,建立一个理性的国家。即国家就是由订立契约的诸多个人组合而成的权力机关,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理应为人民服务。这体现了自然科学所确立的机械论思维方式,国家就是一架机器,是人们自己通过分析和综合加以建构的产物,其规则和目的已经被人所揭示了,在启蒙哲人看来,“所有的科学,包括关于物质世界的科学和精神世界的科学,都必定是以这种创造知识对象的活动为中心的,否则,一切认识活动都是无效的。如果不存在建设性地创造知识对象的可能性,就不存在着获得合乎理性的、严格的哲学知识的可能性:‘没有创造······就无所谓哲学’。”

  这体现在霍布斯的构想中。霍布斯就把国家视为“物体”,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它的终极组成部分,并用这些组成部分把它重建起来,国家才能理解。”为此,“所需做的只是把伽利略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综合和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

  他得出构成国家的最终部分不是家庭而是在其意志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孤零零的个人,“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国家就是要把这些孤零零的个人结合起来,焊接成一个整体。于是有社会契约。

  他认为人基于对权力的渴望和死亡的恐惧,促使他们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建立政治国家,这一国家是“利维坦”,即“一台人造的机器(与人这种天然机器形成对比)”。

  国家的权力是人们放弃的自然权利的总和,至高至大、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国家的权力应集中于一人(君主)手中,是因为政治权力如果被国王与议会或者共和政体中的各党派分享,则有可能带来水火不容的党派之争,重陷自然状态,因此君主不是社会契约的一方,不受契约的约束,任何公民对君主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对抗的权利,否则就是对契约的违法,要受到惩处。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体现了个体权利和人民主权原则,他反对霍布斯认为的普遍战争状态,而认为自然状态是完美无缺的黄金时代,生而自由,一切都是好的,没有野心、贪婪、嫉妒、竞争等观念,只是后来私有制和不平等的产生才使人们互相仇恨、残害,使人的自由平等受到侵害,通过契约结成的国家是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平等的,真正的社会契约是人民同由人民自己结成的政治共同体订立契约,而非人民与君主的契约,人民将自己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社会契约一旦制定,社会就形成了“公意”,后者势必体现于一系列成文法中,法律就是人民主权的具体化、公意的具体化,是人民的普遍意志,是由政治共同体集体制定的,因此法律表现为公共利益统治一个国家,它普遍适用于国家的全体成员,任何个人必须受法律约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集体是由人民自己结合而成的,因此服从契约就是服从自己。借此,人们表面上丧失了天然的自由,但实现的却是社会的和道德的自由。卢梭确立了现代政治的主权在民思想,他试图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民主共和制代替君主立宪制,使人类进入平等、幸福的新阶段。 李凤鸣,姚介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最后,借助于社会契约结成的现代国家是自由民主性质的。无论现代国家采用何种政制,自由民主政体是其底色,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现代政治区别于古代政治的最核心的内容。 刘军宁,《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博览群书》,1998年第10期。

  现代政治的自由民主性质是相对于古代政治的封建专制性质而言的。它强调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反对之前专制、等级和集权观念,这是启蒙政治哲学由以出发的根本点及社会契约论整套逻辑运演的结果。现代政治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强调人的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平等。国家的建立就是要体现和保障这一人权,社会契约体现的就是个人权利优先和主权在民思想,是预设了人是抽象的原子式个人,国家是这些个人借助于社会契约组合而成的。国家是工具性和服务性质的,现有国家若违反这一现代政治的原则,则可以被推翻,法国大革命实践了这一观念。在具体的国家制度上,霍布斯主张君主专制,但这里除了君主之外的其他公民是自由、平等的。卢梭说的公民共和制是自由民主政体的最佳形式,孟德斯鸠和洛克一样赞成君主立宪制,但又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说,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立法权由人民集体所享,司法权独立,行政权由君主所有。三者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钳制,目的就是要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政治自由。康德向往民主共和制,但鉴于难以实现,退而求其次,主张君主立宪制,黑格尔也主张君主立宪制,这些不过是自由民主政体基础上的不同政制表现而已。总之,现代政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将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是法治反对人治,以权力制衡取代高度集权,等等,任何违法了这些基本精神的社会制度都被认为是倒行逆施。

  三、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变革及其内在问题

  时至今日,由启蒙所推动的现代政治依然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其核心理念,依然是现代政治和现代国家努力追求的方向。但其通过自然科学的抽象模式,即将人和社会抽象化为静态的单纯的“物”,将国家理解为由原子个人借助契约形式组合而成的机器,却受到了后世思想家们越来越多的批判。比方说,它将人理解为抽象的原子个人,使人剥离于共同体,过渡强调了人的权利优先,导致了现代性政治对道德共同体的放逐,现时代的社群主义者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国家和社会被视为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抽离了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导致了启蒙之用“应当”规定“现有”的主观主义错误,这是黑格尔所反思的方向;它还将假想的自然状态永恒化,将财产权视为神圣的、天赋的,并将财产视为人的各项权利的前提,这隐匿了现代政治的资产阶级性质,结果是普遍权利的形式化和抽象化,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等等,本文择其要者论之。

  首先,就总体特色而言,现代政治是在政治与道德相区分的前提下运思的,这是受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致,与古代政治相区分。古代政治以德性为基础,政治具有很强的道德教化功能。亚里斯多德说:“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那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城邦以追求至善为目的,“谋求优良的生活”,并为所有公民确定和提供好的生活或好的社会秩序。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参加城邦生活是最高层次的人类活动,政治生活是第一性。这一观念是以其背后的目的论世界观为根据的。参加公共生活就是以“有朽”追求“不朽”,实现自身的完善,城邦的建立是实现人的完善和使人过上有德性的生活。在启蒙时代,目的论遭抛弃,“事实”或“经验”成为现代政治关注的核心概念,现代政治被理解为受可以被人的理性发现的机械规律支配的领域,国家是由同样是受机械规律支配的人组合而成的机器。这种理解排除了人和国家指涉善的可能性,将价值剥离于事实的领域,导致了现代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启蒙对人类行为的机械论解释,既包含有关人类行为之可预测性的论题,又包括有关操纵人类行为之适当方式的论题。”

  结果就是,现代政治成了一种福柯所称的“社会治理术”,韦伯所谓的科层制,它力图“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合理地调整手段以达到目的乃是管理或管理者的核心任务,从而管理或管理者证明其行为之正当性的适当方式就在于诉诸他(或她)运用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的能力,这种知识被理解为是由一系列普遍的规律般的概括所组成的。”

  被排除了道德功能的现代政治,惟一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权,对内维护稳定,对外抵御外敌入侵,这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的一贯主张。马基雅维利明确将政治理解为治国术,将政治知识理解为仅关乎权力运作的技艺,他甚至认为政治可以不择手段,否定了道德政治的合理性。霍布斯赋予现代政治以理性根基,将“利维坦”国家视为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政治就是理性的设计,还主张教权应当服从政权,进一步将政治剥离于德性。洛克将道德与政治分属“内”“外”领域,两者互不干涉,强调政治不关心道德事务。后者是私人的事情,选择何种道德是个人的权利,政治只需确保公共生活的规则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将政治与道德分裂开来乃是现代政治的底色,政治不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也不得干预政治,实际上是认为政治之成为政治科学无关价值,只关管理或社会治理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价值中立的渴望和对操纵性权力的要求”才是其中心论题。强调政治与道德互不相干的学理考量在于,以政治干预道德是对人的个人权利的侵犯,是“公”对“私”的僭越,也是无关“价值”的政治科学所不该为的。以道德干预政治会带来政治乌托邦或极权政治,同样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而个人权利才是现代政治最核心的理念。它当然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人告别了黑暗的中世纪。尽管如此,后果却是现代政治越来越成为“官僚政治”和“社会治理术”,现代社会是“对人的规训和管制,通过分解、优化、各种程序、档案记录、全景敞视、灵魂关照等方式,造就驯服的身体和顺从的人。”

  施特劳斯将现代性危机归咎于政治哲学的危机,就是认为正是后者导致了好坏、是非不分,它再也无法以普遍有效的方式解答社会最好秩序的问题。这引发了保守主义、浪漫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新亚里斯多德主义者们的伤感及其他们对古代政治的回归。

  其次,与现代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相对应,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改变。个人是独立的原子个人,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政治国家是原子个人让渡权利通过契约结合而成的,目的保障人权。个人才是第一位的,政治国家是第二位的。“目的”被“权利”取代,个人没有需要借助共同体才能实现的“目的”,只有要求得到保障的“权利”。伊安·夏皮罗说,在启蒙时代,“对知识的理性追求被认为是由科学作为媒介并通过科学而达到的;而人类进步则是以体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个体权利作为评价标准的”。政治国家作为保障机构,当力求个人权利的最大化。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将个人抽象化,剥离其社会和政治属性,然后又用这些“抽象的人”来理性设计政治国家,虽然这一思路是有其历史进步性,自然科学模式也赋予其学理依据,但这样的“人”和“社会”却是只有在想象的世界中存在的。现实世界中,个人就是共同体中的人。这在古代政治中是很明确的。亚里斯多德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恶人。”

  因而城邦的理想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想。现代政治中的人及其关系却是,“人与人之间都是个人有着个人理想的先生、女生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有一元理想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现代政治要求其制度与运作适应人性而不是消人性之足以适政治理想之履。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政治‘只是一种服务行业,它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生活的游戏’。”

  尽管现代政治也强调个人对公共生活的责任,“个人主义的社会要求其成员承担这一责任,自力更生,不依赖别人养活自己。······寻求自身利益并不排除或妨碍我们关心、帮助我们的邻人以及与我们相处的其他人。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又岂能谈得上帮助别人?”

  但是,维护和追求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却是现代人和现代国家的更为根本的责任和义务。道德成为私人事务,其结果对个人而言就是丧失了统一的生活理想和价值目标,权利与利益上升为第一位,表面上高扬了人,潜在地会出现了道德和文化危机,相对主义、主观主义、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等等成为个人的生活困境;对政治本身而言,也会败坏现代政治本身:“在公共领域中公民的概念被化约成了一些在政治舞台上谋取私人利益的个体。构成共同体之根基的崇高社会理想至此也不复存在。国家的统治权也落入贵族和一小撮精英技术官僚手中。”

  追本溯源,出现这些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奉献了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思维方式。正因此,卢梭批判了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强调不能如霍布斯那样借助于外部的物质强制迫使个人联合起来,而应借助“公意”使个人自觉地服从权力,这样权力才具有道德价值。卢梭力图使政治与道德、个人与共同体重新融合起来,他所重建的公民社会是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义务优先于个人的权利。黑格尔进一步坚定和完成了卢梭对启蒙的批判,他明确反对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认为国家是“地上的神物”,有其自身的民族习惯、风俗传统,个人要与共同体合二为一,从道德上升到伦理。“国家或伦理共同体因其法律、民德、习俗和制度而被看作是人之存在的本质。共同体不能被理解成一个促进个人利益的人为约定或社会构造,或者是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相反,它被看作是人之自我实现、自我意识和社会自由得以可能的条件。” 同上,第190页。

  为此,黑格尔在世界观、方法论等各个层面进行了彻底的哲学改造,最后在法哲学中提出了既力图推进现代政治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又力图克服其个人与社会、道德与政治、理性与自然等二元论后果的政治哲学。

  最后,启蒙政治哲学还因赋予财产权以其他权利的前提性地位而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现代政治将人格、法权与私有财产权粘合起来,财产是人之进入社会生活并获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前提,财产权也是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普遍人权,“在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财产概念既是政治自由的保障,也是社会普遍幸福的保证。”

  洛克视私有财产权为自然权利,视国家是为保护公民的人身与财产不受侵犯,奠定了现代性启蒙政治的基本性质,卢梭尽管批判了私有财产,但也认为“私有财产导致人们建立政府”。美国的《权利法案》和法国《人权宣言》都把拥有财产作为选举权的必备条件。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将国家视为“守夜人”,使国家成为经济生活的保障,黑格尔通过将人理解为自我意识,将自我意识理解为法权上的绝对人格,绝对人格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所属能够“占有”私有财产,从而达到了私有财产与绝对人格的相互统一。

  这些都表达了现代国家的隐蔽本质是私有财产权。在马克思看来,它所建构起来的国家制度服务于维护和论证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对此,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揭示和批判了普遍人权的抽象性和形式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人的本质在现代社会就是“私有财产的规定”,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精神的货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和黑格尔对启蒙的批判还是启蒙内部的修正和推进,马克思则力图从启蒙彻底走出来,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也和黑格尔一样首先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完成了哲学革命,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后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学说综合了启蒙传统、保守主义、历史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等各种资源,是一种不同于启蒙政治哲学的新的政治哲学传统,它既吸收了前者的核心价值理念,又变革了其所依赖的自然科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提出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相统一的历史科学,正是在后者的引领下,马克思实现了对现代政治的批判性完成。对此,笔者将择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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