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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会学论文 单位还在起作用吗?当代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分层的组织逻辑-

2018-12-20 09:45:48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内 容 摘 要

  本文试图通过住房状况的差异,来回答“单位是否还在起作用”这个基本问题。基于CSS2013年的数据,使用逻辑斯蒂克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分别从住房产权私有、人均住房面积、住房质量得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分层状况,以揭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单位”对住房资源分配机制、住房状况不平等的效应等。研究结果显示,自单位福利分房制度停止之后,“单位”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贡献已经不显著,但管理精英更可能拥有住房产权,并且在人均住房面积、住房质量上占有优势。与此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技术精英在市场机制中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在住房私有率、人均住房面积、住房质量上比非精英者更有优势。

  关键词:单位,住房不平等,社会分层的组织逻辑

  研究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城市住房作为一种基本生活资源,住房基本上不作为一种商品资源进行自由交易。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下,工作单位全盘把持着职工的生活机会和社会财富,职工对作为中介的工作单位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居民是否拥有住房取决于社会的再分配体系。详细地说,住房是社会再分配体系中的福利品之一,通过单位以奖励职工或者低租金的形式分配给职工居住,这样一来工作单位是否有建房能力、是否有管房权利,是否有最终的分配权对其体制下的居民起着关键性作用。然而,在这种做法下,在新建房屋的投入上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重,同时城镇住宅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根据某统计数字,在五十年代时国家对住宅的投资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9%左右,此后逐年下降,至1970年已不足3%。

  在这种住房分配机制下,住房不平等的问题也慢慢浮现。首先,各个单位所掌控的住房资源是存在差异的,单位的性质、所有制类型、行政级别都是其影响因素,距离中央部门越近的单位所获得的住房机会越大,住房资源越多;其次,个人在再分配体系中的权力位置,即个人的行政资本影响着个人获得分房的机会、分房的质量。改革开放要求住房去福利化,实现商品化,建立市场机制。纵观三十多年的住房体制改革,是一个

  可以将改革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到1988年的“再分配主体”阶段,这一阶段住房体制改革在几个城市中试点,以国家再分配的方式供应住房依旧是主导的方式;1989年到1998年的“双轨并行”阶段,市场因素的作用愈来愈大,与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再分配机制同时运行;1998年之后是“市场为主体”阶段,福利分房完全废除,住房商品化改革几近成熟,人们通过市场交易获得住房,这即是市场化机制主导期。在住房市场化和商品化改革过程中,不仅使得城市住房体系的结构和本质得到了巨大改变,而且也使得城镇居民住房的水平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分化,并不断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水平愈来愈高,虽然单位福利分房这一制度已经废除,但是居民的住房状况与工作单位之间微妙的联系的“惯性”作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割裂。很多研究也表明,产权的获得途径这一方面而言,公房私有改革是以确保有房者的既有利益为前提的。原公房居住者获得了优先以低价购置现住房的权利,权力精英借助私有化政策合法地将租住房变成私有房,这一来权力精英的优势就得以延续。除此之外,权力精英又享受着较高的住房补贴和工资福利,进而增强了商品房的购买能力。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分层状况及其形成机制的讨论,试图回答“单位还在起作用吗?”这个基本问题。

  文献回顾

  住房分层是衡量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之一。进入21世纪,我国住房体制的改革程度不断深化,住房不平等水平加剧,导致学界对城市居民的住房分层逻辑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住房政策改革后,由于国家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了“单位”和“市场”双重作用的体系,市场机制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单位制模式也仍然或多或少地延续下来起着作用。居民的住房产权、住房面积、房产数量,不单单只是市场化下个人经济资源的反映,单位制下的单位的行政级别、个人在再分配体系中的权力位置的影响仍然值得探讨。

  本文的问题是,在市场化改革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年,“单位”这一组织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获得,是否还在起作用?如果是,那么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中间的影响过程和运行机制又是什么?

  国外研究

  西方学者早期就提出了关于住房阶层的理论,只要是来探讨城市居民住房分化的现状及其对于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他们认为依据不同的住房产权状况、住房产权的实现形式以及对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可以将城市居民划分为不同的住房阶层。上世纪80年代,学者对于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是从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按照经济理性人原则,把住房视为消费和投资的商品,探讨货币因素对住房产权的作用,不仅在微观层面上包括了个人的货币财富、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消费喜好;同时也包括宏观社会经济层面,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财政政策的改变。社会学家、经济人口学家则认为,住房所有权的获得并非完全按照经济因素来进行简单的消费或投资,而是在大的制度环境下与国际政治状况、经济制度、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个人的年龄、性别和婚姻状态、家庭人口数,以及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如小孩的出生和结婚这样的“触发”事件都是影响住房产权的重要因素。另外,特定地区的文化习俗和宗教形式、经济社会特征会形成特定的住房产权形式。

  国内研究

  西方理论是在国家市场经济的机制下提出的,其逻辑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复杂的住房分配形式,因为中国的住房分配政策经历了由单位直接分配到通过市场机制自由购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在渐进式的房改过程中,由于“单位”与“市场”的双重作用,居民一是在再分配体系中获得权力资源,二是在市场机制中占据优势人力资本,这两类路径是获得住房的重要能力,因此我们在这种双路径并存的制度环境下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曾经起着住房再分配作用的单位,是否还对城市居民的住房阶层分化持续发挥着作用?

  就这个问题,学界目前已有两种研究理论:其一是市场转型论下的制度主义视角,研究重点是行政力量改革下催生的市场机制对原有再分配体制下的利益获得和机会结构的影响。住房市场化改革开辟了住房资源在市场自由交易中分配这一渠道,住房资源的控制权力愈来愈多的存在与自由市场中,而在再分配经济中控制能力愈来愈少,单位的再分配能力日益低下;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中强调自由放任的原则,市场是一双无形的手,个人的经济实力是在市场中自由竞争的衡量标准,住房资源的占有状况主要在于个人在市场上的经济实力与竞争能力,而不是存在于市场之外的行政资源与管理权力。这直接导致市场能力的回报比例大大增加和再分配能力的回报比例显著降低,新的分层机制由此产生,它凸显了城市居民的技术职称、教育水平、经济收入和融资能力等多种因素在住房领域中的影响和作用。

  另一个研究倾向是权力持续论,它关注的是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作用的延续性,单位和再分配权力对住房资源的分配的重要影响。单位的规模、主管部门行政级别和所有制类型是衡量单位住房供应能力大小的主要指标,城市居民个人行政级别、管理能力等再分配权力因素是个人是否获得住房产权、住房水平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即单位对职工的住房状况仍然起着极其关键的力量。因此,管理权力所有者比技术职称所有者更有可能拥有住房产权,在人均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水平上也均优于技术精英。再分配体制下住房分层机制的这种惯性和延续性,使得昔日的权力精英在市场转型中将持续位于优势阶层。

  回顾中国住房体制改革的具体历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住房资源全权掌握在单位手中,个人所在单位的权力地位又直接决定着他拥有住房产权、居住的面积、居住的质量水平等指标。在单位分配住房时,往往有一套具体的分配体系,这些体系的不同指标赋予了不同的分值,按照权数加总得出的总分进行排列。那么,行政级别高,管理权力大,工龄时间长的职工就占有优势。并且,在行政地位较高的单位、部门,在住房区位上更可能获得较优地理位置,如临近中心区、绿化较好、靠近交通路段,临近学校医院等等。城市住房政策改革将福利性住房转变为商品性住房的渐进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权力再分配体制、单位体制的瓦解,而市场化机制、个人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增强的过程。

  市场化机制下,单位制的分配作用愈来愈消减,人们开始大多依靠市场购买来获得住房来进行阶层划分,买得起房,买得起区位好、面积大的房、居住质量高的房说明了购房者本身的购买能力,而购买能力自然是和个人的在市场能力的优势相关,技术性职业、高收入才有充足的能力购买更好的住房。但恰恰正好是在于我们的改革是一种渐进性的,并且其过程长期受双轨机制的作用,并不能说改革对于拥有再分配权力精英是不利的。实际上,改革的前提依然是已保证有房者的既有利益,它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反倒将低价租住给他们的房屋让政治精英们以低价买走合法化为私有财产,这样一来就从起跑线上奠定了住房的不平等;除此之外,政治精英们获得的较高工资和福利也使得他们在市场化的体系中有更多的能力去购买住房。

  总的来看,现行住房制度及其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着城市居民的住房状况。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时期,住房制度的变迁使得城市居民住房分化也在发生变化。虽然已有许多研究中国城市居民住房阶层分化的影响及其作用,但主要都是集中放置在住房分配体制改革之前以及改革的渐进过程中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缺乏反映住房市场化方向确定以后或住房商品化改革成熟之后的的住房分化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并且,住房是一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其存续使用有很长的生命周期,现在居住或私有的住房很可能与个人曾经的社会权力、经济地位有关,而不是仅仅取决于现在的状态。因此,需要我们对近年来数据的考察,来揭示出住房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后果,探查单位制下的再分配体系是否仍然起作用,以及居民住房分层的变动趋势。

  结合已有的研究基础,当今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分层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市场机制下住房商品化改革的过程中,拥有住房的产权与否,关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成就;第二,个人或家庭是否有能力居住在条件更好的住房,居住在面积更大的房,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越高越有可能;第三,市场能力和再分配能力有优势的人比无优势的人有更高的经济购买力,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双轨制的作用下,市场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均能获得回报。

  综上,我们给出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一:与市场能力无优势者和再分配能力无优势者相比,在二者其一有优势者更可能具有住房产权、人均住房面积更大,住房质量更好;

  假设二:权力维系假设:拥有再分配权力的管理精英相比较技术精英,住房私有率更高,住房面积更大,住房质量更好;

  假设三:市场转型假设:市场能力有优势者相比较管理精英,住房自有率更高,住房面积更大,住房质量更好;

  最后,我们试图回答假设四:“单位”这一组织变量(单位类别、规模、行业等),依然对城市居民的住房状况(产权、面积、质量等)有显著影响。

  数据与方法

  数据

  本次研究主要在于考察部分城市居民的住房情况,故剔除CSS2013中的农村样本,留下的有效城市居民有效样本数为4305个。

  本文将全国40个省分为5类:直辖市、自治区、东部城市、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

  表1分区域统计结果合计直辖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自治区西部地区样本量430530816791334306606住房自有率(%)71.70%72.99%71.73%73.98%69.02%67.26%均值0.720.730.720.740.690.67标差0.450.450.450.440.460.47住房面积均值30.2423.1931.8531.3128.8728.44标准差24.5614.9225.3121.6520.9923.31住房质量均值16.2716.7416.4816.3715.7315.96标准值2.852.522.722.913.432.84变量

  因变量

  本文通过是否拥有住房产权、人均住房面积、住房质量得分三个维度来测量中国城市居民住房状况的差异。

  住房产权:我们从问卷中受访者目前住房的性质来选取,有产权个案是指所住房是被访者本人私有的;其余的均为无产权个案。

  住房面积:人均住房面积是根据问卷中受访者现在所居住房子的建筑面积比上家庭居住总人数。

  住房质量:这一问题是根据问卷中的“目前所居住的住房的情况”等一系列问题赋值加总建构成一个连续变量。对于问卷中的“C2C.这栋建筑是?”这一问,给“1.平房”赋值为1分,“2.3层以下楼房”赋值为2分,“3.6层以下楼房”赋值为3分,“4.9层以下楼房”赋值为4分,“5.10层以上楼房”赋值为5分;关于住房的建筑类型,给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住房赋值为3分,给混合结构的住房赋值为2分,而砖木结构及其他赋值为1分;对与住房的厨房条件、自来水条件、厕所条件、洗浴设施分别给“1.独立使用;2.与他人合用;3.没有”赋值为2分、1分、0分;还有住房的炊事燃料使用状况,给“燃气”赋值为4分、使用“电”的赋值3分、使用“煤”赋值2分、使用“柴草”赋值1分、“不使用”0分。最后在将这七类变量加总构建成“住房质量”这一数值变量。具体如表2。

  表2 住房质量指标的建构

  住房质量平房3层以下6层以下9层以下10层以上建筑情况12345钢筋混泥土结构混合结构砖木结构及其他建筑类型321独立使用与他人合用没有厨房210自来水210厕所210洗浴210燃气电煤柴草不使用炊事燃料43210自变量

  在自变量上,我们主要集中在个人微观层次,个人层次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再分配能力的变量,即单位性质、是否管理精英、党员身份;另一种是反映市场能力的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总收入、是否技术职称。

  单位性质的获得来自问卷中“B4a. 您从事这份非农工作所在的单位/公司是”,其中,我们把1-4项视为在体制内的公有,其余视为体制外的私有部门。

  职业类别来自问卷中“B3b. 请问您目前主要的非农工作(职业)是什么”,根据css的《职业代码表》将其分为管理精英、技术精英、非精英三大类,其中管理精英包括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各级政府机关管理人、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管理人、事业单位管理人、企业管理人;技术精英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医疗技术人员、经济技术人员、法律技术人员、教育技术人员、文化技术人员;非精英包括一般办事人员、商业从业人员、服务业从业人员、农业劳动人民、产业工人。以产业工人作为参照组。

  党员身份也是衡量权力资本的重要因素,根据问卷中的“A10. 您目前的政治面貌是:1.共产党员;2.民主党派;3.共青团员;4.群众”。选项“1”为“党员”,“2、3、4”合并成一类为“非党员”赋值为0,构建虚拟变量。

  受教育程度根据该问卷中“A1F1.您目前的教育程度”这一问来考察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将该问题的分为一个定序变量,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及以上”五个等级。以“小学学历及以下”作为参照组。

  个人年总收入为连续变量,按照研究惯例,这里取其对数。

  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工作年限、家庭总人数、家庭人均收入、婚姻状况、户籍情况等。

  表 3模型纳入变量编码、描述

  因变量平均值

  /百分比标准差平均值/百分比标准差人均住房面积(square)30.2367724.55867经济专业人员1.46住房产权(property)医疗技术人员2.68无产权(=0)71.70工程技术人员2.74有产权(=1)28.30管理精英(=2)6.6住房质量(quality)30.23677 24.55867企业负责人3.95解释变量事业单位负责人0.79党员身份(political)民主党、社会团体负责人0.32非党员(=0)84.87各政府机关负责人1.11党员(=1)15.13各级党组织负责人0.43单位性质(work)个人年总收入(income)26190.11.58e+07教育水平(educ) 个人年总收入对数(lnincome)10.47261 1.570219 小学及以下(=0)12.82控制变量初中(=1)28.98年龄(age)39.84612 10.5307高中(=2)25.88性别(sex)大学(=3)30.43女(=0)45.24研究生及以上(=4)1.88男(=1)54.76职称类型(job)工龄(year)8.365534 9.080872非精英(=0)78.99工龄的平方(year2)152.4044 274.3927产业工人25.38户籍(register)农业劳动者0.47农业户口(=0)38.05自由职业者0.67非农业户口(=1)61.96商业服务业者35.22婚姻状况(marriage)一般行政人员17.25非在婚(=0)16.75技术精英(=1)14.41在婚(=1)83.25文化专业人员0.55家庭总人口数(family)3.869462 1.500682教育专业人员6.59家庭人均收入(average)13610.28 60233.76法律专业人员0.39方法和模型

  本文拟对上述“住房产权”、“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三个因变量分别进行拟合。根据因变量测量水平的差异,分别采用Logistic、一般线性回归种模型。

  结果分析

  变量描述性结果

  因变量描述性结果

  通过表1分区域对住房面积、住房产权、住房质量三个指标进行分析的结果来看,全国城市居民平均住房私有率达到了71%左右,相较1990年的24%增长了48%,其中四大直辖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拥有住房产权者所占比例稍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自治区和西部地区则略低于全国住房私有率平均水平。

  通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城市居民的居住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居住水准得到了显著进步。此次调查的人均住房面积方面达到了30多平方米。由于各地的住房商品化进程不一致,住房面积的地区差异化程度较大,人均住房面积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达0.81左右(24.56/30.24),其中四大直辖市的人均住房面积明显偏低,这同样是由于过高的房价和过多的外来人口所引起的,住宅区占地用地紧张,房价持续飙高,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因此出现了空间超负荷占用的现象,一室多居。

  住房质量是影响人们住房满意度的重要指标,90年代对上海、天津的某项研究显示,从80年代后期开始,居民对住房质量,如卫生设施、厨房条件等方面条件已越来越重视。九十年代某一对天津、上海两地的调查显示,天津地区权力干部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是产业工人家庭的1. 65倍。而且前者家庭基本上都有独立使用的设备,后者只有一部分拥有各类设备,上海也有类似的差别,但程度较天津为小(边燕杰、约翰•罗根、卢汉龙等,1996)。此次研究中全国城市居民的住房质量得分平均分约为16分,几大地区中直辖市和东部地区住房质量相对较高,而自治区、西部地区的住房质量得分较低。这体现了我国的地区性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和外商投资大大超过西部地区,在房地产开发上竞争激烈,相应的住房质量也随之提高;并且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的许多人工资源开发存在一定的技术困难,需要大量的政府拨款扶持,特别是西部干旱地区的饮水问题。

  自变量描述性结果

  在几个主要的解释变量中,非党员占据城市居民的绝大部分比率为84.87%,党员仅占15.13%;有64.98%的城市居民属于私有部门,35.02%的人就职于公有部门。年总收入的平均值为26190.1,略高于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年总收入对数的平均值为10.47;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大学学历这三个水平段,大学占比最大;管理精英的人数占城市居民总数的管理精英6.6%,其中企业管理人为3.95%,事业单位管理人为0.79%,民主党、社会团体管理人为0.32%,各政府机关管理人为1.11%,各级党组织管理人为0.43%;技术精英占总人数的14.41%,其中文化技术人员、教育技术人员、经济技术人员、医疗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分比为0.55%、6.59%、0.39%、1.46%、2.68%、2.74%;而非精英人数占据绝对比重,为78.99%

  其他控制变量,性别上占总人数的54.76%,略微多于女性;在目前单位的工作时间平均值大概为8年;非农户口的比重大大高于农业户口的比重,占人口总数的61.96%;其余的如婚姻状况,在婚群体是非在婚群体的4倍还要多,而且平均年龄为39、40,说明此次访问的人群多集中在中年在婚人口;家庭总人口均值为3.87左右,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家庭人均收入约为13610.28。

  回归模型结果

  表4 对住房产权logistic回归结果

  住房产权

  (参照组:无产权)

  Exp(B)政治面貌(参照组:非党员)0.542**单位性质 (参照组:私有部门)0.180职业(参照组: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0.969自由职业者0.853商业服务业人员0.0946一般办事人员0.0711文化专业人员-0.280教育专业人员-0.0141法律专业人员0.1078经济专业人员0.413医疗技术人员0.358工程技术人员0.172企业负责人0.326事业单位负责人1.034民主党社会团体负责人1.364政府机关负责人1.161**党组织负责人0.7916教育(参照组:小学及以下)初中-0.116高中0.125*大学0.0672研究生及以上0.377个人年收入1.48e-08*个人年收入对数0.102*工龄0.0955***工龄平方0.00182*年龄0.0144*性别(参照组:女性)-0.148婚姻(参照组:非婚)0.580***户口(参照组:农业户口)1.071***家庭人员数0.0477家庭人均收入4.42e-09_cons1.572*N4261Adj R-squared0.1528表5对住房面积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住房面积

  对数

  Exp(B)政治面貌(参照组:非党员)1.2023*单位性质 (参照组:私有部门)0.706职业(参照组: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1.231自由职业者0.687商业服务业人员0.740一般办事人员0.776文化专业人员1.619教育专业人员1.009*法律专业人员1.435经济专业人员1.442医疗技术人员0.892工程技术人员1.494企业负责人2.014*事业单位负责人1.175民主党社会团体负责人1.539政府机关负责人2.468*党组织负责人2.024*教育(参照组:小学及以下)初中-1.590高中1.235大学0.166研究生及以上1.287个人年收入-2.53e-08个人年收入对数1.006*工龄0.0780工龄平方0.000915年龄0.0840性别(参照组:女性)-0.618婚姻(参照组:非婚)-0.582户口(参照组:农业户口)-0.540家庭人员数-1.283***家庭人均收入-6.76e-08_cons3.43***N4209Adj R-squared0.2087表6对住房质量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住房质量

  Exp(B)政治面貌(参照组:非党员)0.0756单位性质 (参照组:私有部门)0.0559职业(参照组: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0.592自由职业者0.616商业服务业人员0.408一般办事人员0.339文化专业人员0.820教育专业人员0.531法律专业人员0.917经济专业人员0.865**医疗技术人员1.131工程技术人员1.0112企业负责人1.252*事业单位负责人1.387民主党社会团体负责人0.877政府机关负责人1.191党组织负责人0.968教育(参照组:小学及以下)初中0.516*高中0.828***大学0.957***研究生及以上1.317**个人年收入-3.84e-08***个人年收入对数0.485***工龄0.0435*工龄平方0.000823年龄-0.0232***性别(参照组:女性)-0.362**婚姻(参照组:非婚)0.885***户口(参照组:农业户口)0.784***家庭人员数-0.117**家庭人均收入1.35e-08_cons10.72***N4233Adj R-squared0.1584住房产权

  通过Logistic对住房产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到,身为党员的居民比非党员居民的住房私有率显著高了71.94%(e^0.524-1),并且单位性质属于公有部门的成员是私有部门成员的1.19倍(e^0.18),这二者体现了单位对住房的影响,即拥有公共权力的成员更可能获得住房产权,他们获得的渠道是单位通过低价出售公房、奖励分配来实现的。在个人职业方面,以产业工人作为参照对象,非精英中的农业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的住房私有率分别是产业工人的2.64倍(e^0.969)和2.35倍(e^0.853)。在90年代后期城市化进程加速过程中,城市向其周边小郊区扩展,行政区划也随之扩展,许多周边农村被并入大城市,农村土地不同于城市土地是属于村集体所有,农民个体占有是其经营权。农民在城市化改革的进程中将大量土地承包给第三方,并在自家土地上大量建房筑楼,或者村集体统一包公并按照份额分配给农户,因而农民往往拥有好几套房产,被并入后处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村地区时常把除自住房外的其他住房出租、贩售。这里的自由职业者是指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如以出租房屋收租为生者、股票期货投机人、街边商贩小摊等等。这些人群大多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再加上多年的积蓄,他们致力于获得私有产权的住房。技术精英均高于非精英中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一般办事人员,是否具有技术职称是市场能力的重要体现,这说明个人的市场力量对获得住房的影响,然而教育专业人员和文化专业人员却比产业工人更低,这是一个值得后期深入研究的问题。

  管理精英的住房产权拥有率均高于产业工人,其中政府机关管理人、民主党社会团体管理人、事业单位管理人高于技术精英,这反映了管理精英的住房私有率要高于技术精英,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二,权力持续假设。教育水平在研究生以上的高知分子的住房私有率最大,除了初中学历的受访者与参照组相比减小之外,其他学历的受访者住房私有率都大于小学学历及以下者。收入方面,个人收入越高住房私有率越大,并成显著相关。回归结果显示工龄与住房产权获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年龄与住房产权获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较早步入工作岗位的受访者享受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早期的单位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同时由于早期各地商品房销售均价相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为合理,因此购买房产的经济资本消耗较少;同时,年高者较踏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有一定的资本积累,他们拥有住房产权的比例更高。此外,其他一些变量,非婚者的住房产权私有率低于在婚者,这是由于当下中国家庭结婚买房的现象,男女结婚意味着形成一个新的小家庭,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婚前或婚后买房还关系着以后是否孕育新生命抚养子女的等等考虑。非农户籍的人口比农业户籍的人口住房私有率更高。农村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他们的户籍仍然在原农村,但日常生活和工作却在城镇,没有任何像城市户籍居民相同的生活保障,劳动强度高但报酬少,往返与城乡之间缺乏必要资金积累,加之城市房价虚高,很难购买住房获得产权。

  住房面积

  在人均住房面积上,我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得出结果。政治面貌仍然具有显著影响,属于党员的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要高于非党员,公有部门的人均住房面积仍然高于私有部门。农业劳动者在非精英人群中人均住房面积最高,是产业工人的3.425倍(e^1.231)。技术精英的人均居住面积均高于非精英者,教育专业人员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管理精英均高于非精英和技术精英二者,其中企业负责人、政府机关负责人、党组织负责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在人均住房面积这一维度上,仍然延续了住房产权的大致趋势,管理精英高于技术精英,二者均高于非精英。除初中教育程度外,其他教育水平均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同样,个人年收入越高人均住房面积越大,收入高意味着有经济能力去购买使用面积更大的住房。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的人均居住面积、住房产权均低于女性,我们猜想这是由于男性在家庭住房获得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根据婚姻市场挤压理论,男性的阶层地位大多高于或等于女性,因此女性往往能够享受高于自己阶层的由丈夫提供的住房资源。那么与相同阶层的男性相比女性的住房条件就更好。

  住房质量

  我们通过问卷中关于住房状况的不同问题给予赋值并加总为一个连续变量来衡量住房居住的质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我们得出,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的居住质量大体上高出非精英者,而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二者比较管理精英略高,其中经济专业人员和事业单位负责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历水平与居住质量呈显著性正相关,初中学历者的住房质量得分是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的1.675倍(e^0.516),高中学历者的住房质量的得分是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的2.289倍(e^0.828),大学学历者的住房质量得分是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的2.604倍(e^0.957),研究生学历的住房质量得分最高,比小学及以下学历者高2.73倍(e^1.317-1)。教育程度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这些拥有高学历的人群拥有更好的机会选择,更大的发展前景,更强的企业平台,通过个人劳动而获取的经济报酬也就越多,这体现了其市场能力,因而可以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并且,学历越高的人由于他们在长年累月中知识环境氛围的熏陶、眼界的不断开阔,对生活居住质量的要求也越高。此外,个人收入越高,居住质量越好;相同阶层的女性居住质量好于男性;家庭人口数越多,多人分享同一空间,导致人均的居住水平较低。

  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快速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状况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住房政策改革后,由于国家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了“单位”和“市场”双重作用的体系,市场机制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单位制模式也仍然或多或少地延续下来起着作用。居民的住房产权、住房面积、房产数量,不单单只是市场化下个人经济资源的反映,个人的再分配权力仍然具有影响。

  单位的性质、政治面貌代表着个人在公共体系中的权力资源,随着市场化改革、住房商品化的程度不断假声,体制内福利性分房制度结束,虽然体制内职工在住房资源上已不再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单位如果能够给职工提供住房上的补贴,其职工在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质量上的状况会更好。

  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与非精英者相比,在住房私有率、人均住房面积、住房质量得分上全面占据优势地位,可见假设一正确。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背后,市场化机制发展的同时,单位力量的再分配机制也得到延续。个人年收入在三个指标上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市场化机制不断增长,技术精英从市场获得利益也随之增长。市场机制强调个人能力与开放竞争的游戏规则,人们在日积月累的教育中形成个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这是个人从市场获得回报的重要指标。

  管理精英比技术精英在三个指标方面都具有优势,假设二被证实。三十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长期处于一种双因素并存的局面,虽然1988年彻底取消了单位福利分房制度,但在住房上单位仍旧给予职工相应的补贴或者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职工们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单位公房”或“经济适用房”。另外,我们访问的人均年龄在45岁左右,多数人可能在其进入职业初期就已获得了住房资源,而当时正处于90年代,单位体制内福利分房还未彻底废除,这或许是数据分析显示造成管理精英在住房上占据优势的另一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的住房状况分层机制远比西方的理论更加复杂,市场化改革使得技术精英在市场体制中获得利益,同时权力精英在二者中也接连获得利益的满足。由于调查问卷的限制和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得知住房的具体类型,也就无法辨别住房的产权来源。此外本次研究集中在个人微观层面,而由改革导致的不同地域性差异未能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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