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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发展论文 国家叙事下的女性话语表达--基于《人民日报》的实证研究

2018-12-18 09:51:59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

  在近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中,女性解放话语始终笼罩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随着传媒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大众传媒形成了公共话语空间,各种社会力量与其代表的意识形态话语都意图在大众传媒中占有一席之地,性别话语的建构也离不开传媒场域中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博弈。《人民日报》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是广大读者观察和了解中国的重要大众媒介,为笔者探究国家叙事中的女性话语表达与形象呈现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本研究旨在通过对2007—2017年《人民日报》中女性形象与话语呈现的实证研究,试图在社会性别理论和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视角下审视其内隐藏的社会性别价值取向,并进一步反思,当前女性主义运动中应该如何平衡女性个体独立话语表达与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性别观宏观约制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女性话语表达国家叙事

  导论

  在近现代女性解放历程中,中国女性解放话语一直是在民族国家话语支配下融入宏观叙事的小叙事。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了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女性的前途命运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息息相关。

  大众传媒形成了公共话语空间,性别形象的构建有赖于大众传媒,传媒中形象地展示了社会主流对理想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期望,它成为了影响大众社会性别观与性别关系的重要舆论窗口。随着传媒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各种社会力量与其代表的意识形态话语都意图在大众传媒中占有一席之地,性别话语的建构也离不开传媒场域中的互动博弈。如今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她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从1977年到现在,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中国妇女在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中,逐步推动和现代化潮流、国际妇女运动的交融贯通。公共空间中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也日趋火热,丰富化的女性形象与话语呈现凸显了社会对女性切身利益与前途命运的关怀,2000年以来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格局,使得女性形象的不断涌现给人以“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喧嚣而凌乱,但是对于繁杂的媒介女性形象进行观察之后却发觉,仍然存在女性在报道中的边缘化或是被物化、客体化的问题,性别话语的传达在我国传媒中逐渐趋于显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隐忧。

  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充满变化的时代,笼罩在国家叙事逻辑中的主流官方报纸中是如何呈现女性形象与表达女性话语的?其内隐藏了怎样的性别价值取向?女性的形象与话语为什么会被呈现以如此面貌?进一步从社会性别与福柯的语言—权力学说角度反思,当前女性主义运动中应该如何平衡女性个体独立话语表达与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性别观宏观约制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女权运动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紧密相连,女性话语的生成与宏观层面上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协调,学者李小江认为,不论是女性群体,还是个体的利益,作为民族和国家整体中被形塑的女性,都同民族国家叙事中的利益诉求相一致。政治诉求在逻辑与实践上具有优先性,笔者选取了代表主流话语的《人民日报》报纸作为研究对象,以2007年—2017年的文本作为样本来源,通过内容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透视文本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与话语,并探究话语表达背后的权力互动关系。

  研究内容与意义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通过对2007年—2017年间《人民日报》报纸中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人物典型报道进行分析,在数据比较和文本分析中探究国家叙事中女性形象呈现和话语表达的发展变化,并试图在文本中寻找国家叙事中潜藏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话语。

  典型报道是指针对一定时段内产生的较突出或拥有代表性的同类人或事物关键内容的报道,通过描述和深入剖析典型的人与事,得出具有普遍价值的启示,以潜移默化地教育大众。人物典型报道通过树立所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建立引导全社会精神文明的风向标。而一个典型人物的树立,往往包含着某种政治意义。

  本研究将女性形象图景置于国家叙事情境之中,使之得以在更本土化、更开阔的视野中思考女性形象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女性是如何被形塑的。女性声音部分地“被代言”,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的道德和行为规训,不自觉地成为个人潜意识的一部分,在话语的无声参与中,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发展,但是,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女性“被(国家)解放”的隐忧挥之不去,国家主导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也潜移默化地参与到了女性自身话语的表达中,甚至于妇女的解放实践运动也被纳入了国家宏大叙事的框架秩序中。纵观整个妇女解放的历史,国家民族叙事始终指引着话语建构、运动目标和行动战略的方向,从近代兴国保种、自强不息、救亡图存的抗争,到建国以后的阶级与社会革命、国家建设,无一不贯彻这种规律(揭爱花,2008)。这种渗透所达到的程度我们或未可知,笔者也无意就此揣测,不过,回到文本自身,《人民日报》作为官方喉舌,一直以来具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透过文本与历史的迷雾,再审视女性在媒体领域的被建构,在媒介传播内容中寻找其内隐含的意识形态取向,或许可以为如何看待国家力量操控下文化传播中女性话语的表达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以定量来表态)与文本分析法(以定性来表意),聚焦女性话语表达与国家革命叙事多重规制之间的互动。笔者以定性研究为导向,借助定量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针对《人民日报》中以女性人物为叙事主体的人物报道进行分析,以探究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呈现与话语表达。

  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呈现女性典型人物形象与话语的有意义词句进行客观分析,以系统化的方法进行量化描述,将非定量的文献内容转化为定量数据,基于数据总结对文献内容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得到一些关于事实的推论。

  文本分析法是指运用符号学方法,在解读文字符号表层含义的基础上,探究背后蕴含的社会性别文化价值观和权力结构。在社会性别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的视角下,运用对“媒介与女性”研究中的批判性眼光,发掘和呈现隐于词句之后含混、模糊、边缘化的声音,解析媒体文本符号下的社会文化话语体系与社会结构。

  此外,本研究还注意借助比较研究法明晰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变化趋势,通过对不同年份文本之间的纵向比较,结合时代背景,理解文本背后的意义所在,不同年代女性形象的建构形式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意义,女性言语之下隐含着更深层次的社会观念变革。

  关于研究内容的载体:《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创办的重要机关报,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是广大读者观察和了解中国的重要大众媒介,在国内众多媒体中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在典型的女性人物塑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民日报》代表了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向广大受众呈现了中国多年以来的发展成果和政策变化过程。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人民日报》也在积极回应着时代的变革,对中国女性了解社会变迁有所指导和启示。对《人民日报》的研究有助于观察中国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呈现与话语表达、全社会性别观念变化、女性争取话语权行动的概貌。

  并且,《人民日报》中对于女性的报道多为正面人物的报道,树立先进模范人物,形塑社会道德风尚,这一审美倾向最能体现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也最应该体现开放先进的社会性别观念,倘若能从其中发现仍然存在的问题,也更能体现整个社会性别观念进步的必要性。

  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样本采集范围是从《人民日报》2007年1月起至2017年12月期间发行的报纸,经统计可得共计262篇报道分析样本符合筛选标准,提取可得368位可供分析的女性人物,具体样本筛选要求如下:

  由于杂志中的文章对男女两性都有描写,所以笔者借鉴了以往学者文本分析的方法,遵循以下筛选原则:对于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文章,将其纳入女性形象研究的样本中去;对于以男性为叙事主体的文章,去除男性,倘若文章中的女性占据一定篇幅且表现出了部分个人特质,具备人物分析条件,也将其纳入研究的样本中去;当几个女性出现在一篇以女性为主的文章中时,如果几个女性的叙述篇幅不等且差异较大,选择主要人物纳入分析,如果这几个女性叙述的比例差不多的话,那就将她们都纳入样本中去(惠平平,2012)。

  变量类目

  本研究对《人民日报》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典型人物报道设置了分析指标。分析指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属性,另一类是形象呈现。第一类包括国籍、民族、年龄、文化程度和所从事的职业;第二类包括女性形象、内容主题和性格特征。变量说明如下:

  国籍:中国、外国、外籍华裔;

  其中,“外籍华裔”这一类情况由于其特殊性,从原应属的“外国”项分列出来,“外国”项中不再包括外籍华人;

  民族:汉族、少数民族、其他、未提及;

  其中,外国人都归入“其他”一项;

  年龄:14岁以下、15~30岁、31~49岁、50岁及以上、未提及;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包括职高)或大专、大学及以上、未提及;

  职业:农民、工人、商业与服务业、医疗人员、司法、科教、文艺、干部、体育、军队及公安人员、航天、公益、媒体、学生、其他、无职业者、儿童、未提及;

  其中,“儿童”一项突出人物的年龄特点,一般当人物的年龄未到达学龄或者其“学生”属性未体现时放入此类;

  女性形象:贤妻良母、奋斗女性、行业精英、知识女性、文艺女性、服务奉献、家庭与事业并重、美丽女性、爱国女性、无明显特征;

  其中,“贤妻良母”强调女性承担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角色;“奋斗女性”突出女性自强上进、努力拼搏的精神品质;“行业精英”指在某一领域才华出众、做出杰出成就或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女性;“知识女性”通常是具有较高学历、知识渊博、文化积淀深厚的女性,科学家、学者常被归入此类;“文艺女性”在这里指文艺才能突出、具有一定艺术素养的女性,或者是在价值理想方面追求自由、浪漫,审美情趣独特的“文艺范”女性,演艺界人士、书画艺术家、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常被归入此类;“服务奉献”强调女性乐于助人、奉献他人、服务他人、富有爱心的精神品质,无私奉献的道德模范、甘于为子女家庭幸福而付出的女性常被归入此类;“家庭与事业并重”突出女性的两种属性,事业发展和照顾家庭都较为看重的女性属于这种情况;“美丽女性”指容貌体态优美的女性,分析样本中未体现任何精神品质特征的美貌女性归入此类;“爱国女性”侧重女性热爱祖国、为国家利益和荣誉而付出的一面;并未体现任何明显个人特质的女性形象归入“无明显特征”一项;

  内容主题:个人成就、服务奉献、奋斗历程、情感故事、文化交流、政策前沿、艺术人生、政治活动、人生经历、其他;

  其中,当文本中较多篇幅侧重论述个人取得的成绩荣誉时,归入“个人成就”,“奋斗历程”相比“个人成就”,更加侧重对女性人物努力奋斗过程的描述和自强精神的强调,在女性成功励志的事迹中,以上两大类目的特征往往兼有,所以两者的区分会依据篇幅和中心思想侧重点而定;“情感故事”强调女性承担女友、妻子、母亲、子女等私人领域角色时的温情故事,在此类目中的女性通常会有为爱付出、为家奉献的行为;“服务奉献”强调女性乐于助人、奉献他人、服务他人、富有爱心的精神品质,此类女性事迹的报道文本通常被归入此类;“文化交流”涉及叙事主体女性参与中外文化交流、对外展示国家形象,或在国内宣传优秀民族文化,或兼容并包外来文化等文化交流活动情形,例如,外国女留学生的来华经历便归入此类;被归入“政策前沿”类目的报道,讲述人物故事通常是为了服务于党和政府推行的政策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文艺活动”通常是指文艺演出报道、影视剧拍摄实录、艺术展览等题材的文本;“政治活动”指重要的讲话、会议、出访等政治事件;事件内容无法归入“文化交流”、“政策前沿”、“文艺活动”、“政治活动”中,侧重讲述个人经历、个别片断故事的记述等都可以归入“人生经历”,此类文本中即使有所反映“个人成就”、“服务奉献”、“情感故事”的内涵但因篇幅不足便归入此类;

  性格特征:人物的性格特征从文本中直接提取关键词或经过总结后,以短语形式呈现,限篇幅15字以内,词性为名词或形容词。

  理论视角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理论视角

  社会性别理论

  “女性主义”(feminism)最初是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在法国,20世纪20年代初随之流行,“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被译介进入中国。大众传播领域成为了性别文化和话语被建构的场域,女性主义对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刻板印象的批判性反思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形成了性别与媒介理论。

  在性别与媒介研究中,区别于性别概念的“社会性别”(gender)是认识和分析媒介女性问题的重要理论角度。一般而言,被称之为“性别”的主要是指两性生理差异,而社会性别强调,社会文化对男女的社会行为规范、角色定位有着不同的期待,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化、规范组织起来的社会规范化的情感的内化模式,由此造成了两性在性格气质、行为特点、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它重新界定了性别范畴,强调社会性别差异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的。

  鲁宾认为,社会性别地位的划分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密切关联,而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通过对两性在社会生产和私人家庭劳动上的区别化安排,一定程度上更加强化与合理化了对其自身社会地位的原有固定评价,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越高,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评价越高;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是指对性别地位社会评价的合理化,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通过将种种社会命题公理化,使批评消音,社会性别形象指在生产象征性符号语言的文艺作品中体现的使社会性别文化合理化的形象呈现。

  “社会性别”视角是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笔者在对本土杂志中女性媒介形象的探究中,主动引入社会性别理论,有利于批判性地再审视已经被我们所熟悉的传播现象,从庸常的文化惯习中挖掘出被我们所忽略的声音。

  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

  福柯的权力一知识形成学说认为,话语(discourse)构成权力。权力和知识是密不可分、共生的,构成一个“权力—知识”复合体。知识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竞争的结果,是权力关系网络作用的结果,知识不可能完全游离于权力网络之外而成为纯学术式的纯粹存在,而知识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生成机制与传播路径又反过来影响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互动”。

  福柯认为,不应该将权力作为一个实在的对象来研究,而应该将其放入复杂的、变化的关系网络中,在各种关系的博弈中,重要的是权力的运作机制,权力因不同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变化。

  虽然话语权力具有客观真理性,但是它又具有形塑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力量,知识的生产过程伴随着特定社会历史力量的作用。在现代国家中,在权力关系网络的作用运行中,知识纪律化的趋势出现,既依据既成的筛选标准对原有的知识进行拣选和真伪辨别,又同时对知识内容进行规范化、统一化努力,从而导致公理化的、形成内部组织体系的知识成形了,知识纪律化的过程对权力结构产生反向影响,推动了权力集中化的形成。关于这个过程,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解释,四个步骤促成了公理化、纪律化知识的形成,第一个步骤,被认定为无用、不经济的知识被取消和贬低;第二步,在知识与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使零散的知识之间通过互动交流实现体系化、规范化运作,突破各种限制,亦即分散知识的规范化;第三步,将知识划分为不同等级,部分知识嵌入其他的知识,亦即知识的等级化;最后一步,从这里开始产生出第四种操作的可能性,即金字塔式的集中,实现自上而下对知识的筛选、定义、控制、传播,形成对社会整体知识体系的上层指导和优势领导。

  权力网络与知识体系的互动中,科学“真理”因其认知领域的权威性地位,制订了一系列价值认定与评价的标准,人们据此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正常标准,形成了针对人类活动的规范性技术,也进一步强化了权力的影响,超出社会规范框架的行为都被看作不正常,总而言之,“真理”属性合法化了知识话语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增强了权力的控制力度。

  国内外相关研究

  西方“女性与媒介”研究

  西方波澜壮阔的女权主义运动发展促进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发端。西方女权运动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期间,女性主义者们高举男女平等的大旗,斗争的目的是保护妇女在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等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相关权益;第二次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股浪潮波及了世界上众多国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强调消除两性差别,并将这种性别差异视作女性处于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运动要求向女性开放公众领域,缩小两性差异,以实现两性地位平等。

  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推动形成了妇女研究的一个高潮,女性主义研究开始成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走入了教育和科研机构的视野,逐渐形成规模。以法国波伏娃所著的《第二性》为代表,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女性主义著作出现,例如美国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美国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女性主义研究的日趋成熟,其开始进入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时期,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将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引入,更多地关注媒介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1978年,美国学者盖尔·塔齐曼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一书,“女性与传播”研究开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陈阳,2006)。塔奇曼在书中提出了“性别假设”的概念,认为在媒介中女性遭到了“象征性的歼灭”。大众媒体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迎合受众需求,但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中,媒介女性形象往往是被扭曲了的,甚至不被媒体呈现。由此,传媒女性形象表征的问题开始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该领域的研究中,以祖伦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和卡特等人编纂的《新闻、性别、权力》最为系统。1994年,祖伦出版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一书,从文化研究的理论途径入手,介入受众收讯研究,女性不再是被动服从于媒介定义、被赋予意义的存在,更是拥有主动权的意义生产者,研究也强调了大众媒介中文化批判的重要性。英国学者卡特则在著作中论述了媒介建构性别的机制,媒介中的性别描述对受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媒介机构以何种方式对性别不平等发挥强化或弱化作用。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秉承女性主义的批判传统,认为当前媒介中的很多女性形象并未呈现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这种片面化的形象塑造充满着偏见;另一种观点认为,女性主义思潮下,媒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的形象,但是这种“女性化”表象下掩盖的却是更加隐秘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媒介内容研究、女性传播者与受众研究逐渐成为了“女性与媒介”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元素。而媒介内容研究是就女性形象在媒介中的呈现面貌、传播特征与审美价值导向进行研究,女性受众与传播者研究探讨了女性复杂多样的受众体验与其在传播领域中发挥的影响力,“女性与媒介”强调运用批判性眼光,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考察大众传媒与女性的关系。

  中国国家叙事下的女性媒介形象研究

  国内女性主义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女性媒介形象呈现、女性的社会角色期待等方面,并且多采用女性主义批判视角,解读媒介文本内容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背后隐藏的社会性别文化制度。多数研究中发现,在媒体领域,女性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为男权文化观念所支配。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后,女性主义与媒介研究开始吸引了学界的兴趣。国内女性与媒介研究从1994年开始,《新闻与传播研究》期刊上当年度第2期上发表的《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成为了第一份出现在中国大陆传播学学术刊物上的具有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研究报告。同一时期,台湾学者张锦华的专著《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理论与实例》通过对电视文化的研究深入探究三者的关系。卜卫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第一本该研究领域的专著,从“理论与政策探讨”、“实证报告”与“媒介评论”三方面汇总了作者六年的性别与媒介领域的研究成果。

  现有的国内研究中,从媒介内容着手研究女性媒介形象是其主要议题。

  李子云、陈惠芬认为百年以来中国女性的媒介形象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是社会权力作用于文化领域的体现,学者们从女性形象呈现变化的角度探究不同时代女性群体的面貌。这种变化不只是浅层次的移风易俗、审美标准的单纯变化,而应该是权力机制动态运行的在文化符号表征中的投射,资本与物质技术力量、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现代性叙事等多种因素构成了权力互动格局。

  董金平通过把建构女性气质的不同话语主体分为三种话语:文化话语、经济(商业)话语、政治话语,话语规训的内容和形式因其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赋予了女性气质、被塑造的身体、活动特征、思维方式以鲜明的时代印记。

  李小江提出在特定语境中,意识形态为女性的心理和行为提供了教育和指导,女性群体在话语的重重渗透和影响下被改造心灵,书写着笼罩在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历史,成为了被塑造的群体的一部分。那么话语是怎样改造人心并改造历史?话语的力量从何而来?以及话语是怎样作用与女人并为女人所接受的?作者并没有从解构“文本”出发解答上述问题,而是联系语境,思考话语如何在语境中被创造,而女性又是如何在话语的影响下建构自己的性别角色与社会行为,在中国女人“整体的被塑造”过程中,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起着关键的建设性作用。

  孙燕认为,从根本上讲,女性是被凝视和观看的“他者”,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蔽的潜在的社会集体无意识,依托于男性的感知、经验和心理塑造出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形象背后蕴含着一种权力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霸权关系。

  主流媒介作为性别意识形态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国家的主流价值取向和审美偏好,不同情境下大众媒介中所宣扬的女性人物,是时代审美的一面镜子,照见了统治性话语对于女性形象的选择和行为的规训,又同时反向固化着人们对于“常识”的认知与维护。

  内容分析统计结果

  依前文所述的样本筛选标准,在2007—2017年《人民日报》关于女性典型人物报道文本中,最终可得共计262篇报道分析样本,提取可得368位可供分析的女性人物。下文将通过对典型女性人物报道的出现频率的考察以及女性人物客观属性与形象呈现变量的统计分析,呈现女性人物的概貌。

  频率统计

  上图展示了2007年—2017年《人民日报》人物报道中可统计的女性人物数量变化情况。前两个高峰出现在2007—2008年与2011—2012年,奥运年与其前一年相较其他时段而言表现出了明显的数量增多趋势。2016年之所以在本研究数据统计中未延续上述趋势,是因为当年出现了较多以女排或女足集体为叙事对象的报道,但此类报道在行文中较少树立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但倘若将其计入,奥运年与其前一年呈现数量高峰的规律或可延续。

  从整体变化趋势上看,可供统计的典型女性人物形象呈下降趋势。

  客观属性

  国籍和民族

  由上述国籍统计结果可知,在出现的所有女性人物中,中国女性占据绝大多数,而在出现的外国女性人物中,主要以优秀运动员和无明显个人性格特征的外国女性领导人为主。

  由上述民族统计结果可知,少数民族女性人物显然是更值得探究的部分,因为在中国语境中的新闻报道里,很多时候,民族身份都只是在特殊的话语情境下才被强调,由于样本的丰富性,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女性人物形象做进一步的深描。

  在2007—2017年间,可供统计的典型少数民族女性人物共有23位,其所在的报道文章来源分布如下:

  从来源报道分布可知,所涉及的少数民族女性人物多数来源于具有鲜明主题导向性的长篇综合报道中,此类报道通常是以具体的国家政策推行进程为叙事框架,通过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小故事,实现国家政策变动的阶段性总结与对外宣传目标。例如,“做好妇女工作,就是做好一大家子工作”与“新疆妇女‘靓’起来”就宣传了国家向少数民族无业妇女就业创业提供优惠支持的政策,“天山南北,巾帼之花竟开放”中历数了建国以来新疆地区杰出的妇女工作者,“蓝天下春蕾绽放”则讲述了“蓝天春蕾女童”计划为几个少数民族女孩的人生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少数民族女性的客观属性(包括文化程度与职业)与女性形象类型分布如下:

  文化程度方面,多数女性的文化程度未在报道中被提及,结合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学历较低甚至是没有上过学,大学及以上的高学历女性只有5位,高学历女性在“蓝天下春蕾绽放”与“天山南北,巾帼之花竞开放”两篇报道中出现频率偏多,但这也只是特殊政治语境下所选取的特例。

  职业分布方面,在可以得知所从事职业的女性人物中,从事商业与服务业的女性最多,在报道中,此类女性多为自立自强、创收致富的创业者,或者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搭上国家政策的春风,从而得以成功就业的年轻女性。数量其次的是干部,其中多为基层妇女工作者和地区人大代表。此外,还有很多未提及职业的女性人物。

  在女性人物形象类型方面,奋斗女性和服务奉献都是出现最多的类型,其他类型极少,显示出了国家话语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呈现与女性话语的传达有着趋势的统一性和一以贯之的审美取向。

  整体分布情况如上所述,接下来在纵向时间轴上梳理女性人物的国籍和民族的变化趋势。

  无论是报道中出现的中国女性还是外国女性,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都并无意外地与前文分析相一致,都呈现出了“奥运周期”,在奥运年与其之前一年是数量高峰期,这种变化也与特殊时段国家话语对女性群体有意识地倾注了更多关注息息相关。相比之下,2016年的奥运年与之前的2015年仍然显示出了对此规律较弱的适应性,笔者猜测,这样的现象可能与2008年与2012年的奥运会上,中国队所取得的成绩更加优异、所涌现的典型人物更突出有一定关联。

  在女性人物随时间变化的民族分布结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大批量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少数民族杰出女性,集中度的凸显是与国家的政策宣传相匹配的,回顾前文所列举的少数民族女性来源文章分布特征,“做好妇女工作,就是做好一大家子工作”、“新疆妇女‘靓’起来”与“天山南北,巾帼之花竟开放”都是与政策宣传相互协同推进的长篇综合报道。

  年龄

  在年龄分布中,处于15—30岁区段的最多,其次是50岁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再次是31—49岁的女性,14岁及以下的女性最少。

  15—30岁女性中,“体育”类的运动员数量最多,有32位,明显高于其他类别,报纸在选择优秀女性人物时表现出了周期性和话题性方面的考虑,更是兼顾了国家形象塑造的宣传要求。体育竞技有其戏剧性与残酷性,“成败在此一举”,有人一夜成名,也有人黯然神伤,水平高超、顽强拼搏的运动员自然是值得大力宣传的,成功故事神话式地采集并加以宣扬更有助于鼓舞士气、提升形象,但是过于偏重一类难免会对多样化女性队伍的关注度有所不足。“科教”和“干部”其次,有18位,再次是“商业与服务业”,“学生”、“农民”和“军队及公安人员”也相差无几。

  在50岁及以上女性中,女性干部数量最多,其次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女性,再次是商业与服务业。“干部”一类中的女性多为基层优秀妇女干部或爱国拥军代表、国家领导人、革命先烈,“文艺”类中多为积淀深厚的老艺术家。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方面,大多数女性人物的文化程度都未被提及,大学及以上的高文化层次女性相较其他类别比较多,结合实际情况,其他类别数量都较少可能是因为普遍文化水平略低,或者是因为其文化程度如何并不影响所报道的内容。

  大学及以上的女性人物出现频率在波动中呈现整体平稳的态势,未提及文化程度的女性人物仍然有明显优势。

  职业

  从以上职业分布图来看,体育界女性明显多于其他类别,其次是政府干部、文艺工作者、活跃在科研与教育领域的女性,科研与教育行业的知识女性形象和“文艺”类的女作家符合一直以来主流大众对女性的审美,“文艺”类的歌唱家、表演艺术家等也是美丽优雅、才华横溢的女性形象,“干部”类比较多的是勤勤恳恳服务人民的妇女基层干部。

  在其他类别中,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商业与服务业的女性也较多,这种职业类别的女性多在报道中表现为努力奋斗、艰苦创业、自主自强的现代女性。此外,“学生”一类中,女性形象类型较为多元化,有向往纯洁爱情的女学生,也有热爱学习、自信阳光、追求梦想的女学生,更有孝顺父母、勇于承担生活重担的女学生。

  体育界杰出女性人物的出现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起伏波动较大;“干部”类别的女性人物数量11年来稳中有降,但是整体来看,除了运动员之外,优秀妇女干部形象显然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话语所传达的女性图景中富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科教”和“文艺”类别中的女性人物数量虽然时有波动,但也是一直以来大众媒介稳定建构和生产的女性形象类型。

  而从事服务业与商业的创业女性数量虽然近两年来有所减少,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其整体上不断增多的倾向,女兵或女警察也是一度集中在报道中生产的女性传媒形象。

  形象呈现

  内容主题

  在关于女性典型人物的新闻报道中,讲述身处各行各业的女性在自己的岗位和领域中奋斗历程的报道数量最多,其次是寓小我于大我中、服务奉献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或是产生巨大正面影响的女性,此类女性典型人物形象往往是心怀大爱的道德典范,再次是笼统讲述一个人生经历片段的报道,此类报道因为难以确定一个具有明确篇幅偏向的主题,无法将其归入其他类别,所以将这些主题模糊的报道归入此类。

  在其他类别中,个人成就主题的报道中讲述的是我们常常听闻的各种成功人物,与奋斗历程不同的是,此类报道中会着重强调其所做出的卓越成就,相对淡化甚至是略去成功过程中的琐碎细节。情感故事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别,注重塑造女性贤妻良母形象,通过温馨感人的情感故事构造出好媳妇、好妈妈形象,在这里,女性家庭角色的义务履行情况仍然是重要的社会道德评价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活动中的女性领导人物并没有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个性特征,与其说她们是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生动女性,不如说她们更像是刻板化的政治符号。在政策前沿主题的报道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并服从于国家话语的生产机制,女性个体的特质构造服从于政策旗帜下大的女性群体图景,例如,“二孩: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新疆农村妇女“靓”起来”和“‘是共产党让我们翻身做了主人’”这三篇报道,都是典型的此类主题报道,在这几篇报道中,虽然文中出现的女性典型人物可能不止一个,但是她们所被呈现的性格特征却有着明显的趋同性和单一性。

  女性形象

  在呈现的女性形象类型分布情况中,奋斗女性占据绝对性优势,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是不同时代相同的主旋律。其次是服务奉献的女性形象,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的正能量道德标杆也同样是经久不衰的时代赞歌。这两类女性形象在数量上远远领先其他类型。

  其余类型相比较上述两类明显减少,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文艺界富有才华的美丽女性、温情贤惠的贤妻良母、有着高学历和开阔眼界的文艺女性都较多,爱国女性类别中的数字较少,并非是因为实际报道中的爱国女性就是如此之少,而是因为笔者在统计中发现,《人民日报》中的人物报道在对典范女性人物进行叙写时,多采用复合式的话语论述框架,爱国女性也是努力奋斗的,也是无私奉献、服务他人与社会的,多面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旨在突出人物的复杂精神内核,这样的报道方式使得单一爱国叙事框架下的女性人物少了许多,而着重强调家庭与事业并重的女性形象在2007—2017年间的报道中虽然时有出现,但是并不再是报道内容的重点所在,对女性杰出人物的筛选与点评表现出了更加多元化的开放氛围,事业开拓与家庭角色承担的平衡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女性典范人物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似乎不再总是颇为值得聚焦和强调的重点,这也反映了当代主流媒体社会性别观念的进步。

  性格特征

  人物报道的语词样本量较为充足,因而笔者将出现频率大于次的词汇抽选出来,按顺序呈现如下:

  在统计“热爱”一词的词频时,笔者将“热爱祖国”作为自定义词汇与“热爱”相区别开来进行分别统计,而其余情况下,“热爱”一词后面,所搭配的名词都是音乐、舞蹈、生活等其他属于私人兴趣喜好的名词,由统计结果可得,“热爱祖国”的出现频率为16次,远远少于“热爱”后搭配与个人兴趣爱好相关的名词出现的频率,从上述高频词汇可以看出,《人民日报》中热爱自己所在的领域与事业的女性,富有爱心、无私奉献的女性,执着追求梦想、努力奋斗、意志坚强、顽强拼搏、坚持不懈的女性出现频率较高。“富有爱心”的性格特征多出现在乐于助人、奉献社会、热心公益的女性身上,“无私奉献”的性格特征多出现在赞颂伟大母爱的温情故事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敬业典范事迹中和心有大爱的高尚道德模范身上,“追求”、“努力”、“意志坚强”、“执着”、“顽强拼搏”、“坚持不懈”、“坚强”、“自强”多与女性形象类型中的“奋斗女性”相联系,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对于建构“服务奉献”与“奋斗女性”这两类女性形象情有独钟。

  解读《人民日报》女性形象与话语呈现的特征

  经由前文对典型女性人物报道出现频率的统计,笔者发现,典型女性人物的出现频率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这一周期包括奥运年与其前一年,它可以被形象地称之为“奥运周期”,这样的规律并非偶然。

  笔者进一步从女性人物的客观属性和形象呈现特征深入分析。从整体分布情况而言,《人民日报》作为国家话语和主流媒体的代表,其关于女性典型人物的报道能够坚持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积极报道女性在国家发展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实践和发挥的巨大作用,体现新时期新女性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积极正面的女性形象,对激励女性自身发展和形塑社会道德风尚具有重要作用。

  但关于女性人物的报道篇数与总体相比其实并不多,在这些报道的职业分布中,体育界女性占据了大多数,这一畸形的现象反映了国家话语建构策略与多样化的复杂女性群体之间的持续张力。此外,干部、从事科研与教育事业的女性、文艺界女性也稳定出现,还有一些特定职业女性的报道又过于集中,例如,法官、医生、拥军模范等,且特定类别中的女性形象又呈现出主题的统一性和简单同质化处理的特征,而使其未能完全真实地呈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女性形象特征表现出了明显的对于“服务奉献”型与“奋斗女性”型的偏爱,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文艺界才华横溢的美丽女性、温情贤惠的贤妻良母、有着高学历和开阔眼界的文艺女性都较多,整体表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性别化道德评价标准没有根本性的改观,积极正面、百花齐放的宏观图景下也隐现着对女性在能力、性情等各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及这种造就性别刻板印象的家庭与社会两性权力结构。

  媒体也直接或间接传达着对传统女性美德的期待,女性需要“在外像铁人”,也就是说,在职业发展上,她像男人一样积极进取、坚定主动、成就斐然,但同时又要求她“在家像女人”,意即有着传统的女性气质和母性关怀,贤惠体贴、温柔无私。对于女性的要求,在社会领域和家庭领域呈现出了“双重标准”,社会领域用男性的成功标准衡量,家庭领域仍然用传统女性的标准衡量。她是一个优秀的女强人,更应该是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如果无法留有充裕时间顾全家庭,她会感到深深的愧疚与自责,而在关于成功男性的访谈报道中却少有涉及这种痛苦和反思。

  当然,不仅仅是对传统家庭美德的隐隐期待,还有对于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推崇,不论是为了家庭牺牲自我的发展机遇还是为了他人与社会做出牺牲,女性人物报道中表现出了对于自我牺牲的无私妻子的推崇,这种推崇无疑是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认同,这些隐形命题的存在无意识地复制了,也有可能是有意夸张和延伸了某一种社会性别意识。在当前的公共话语中,传统的男性个人奋斗史或是创造性实践与女性的照顾与支持的二分法,投射到了当下经常出现的善于自我牺牲的女性形象中。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在一片赞扬声背后,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女性在性格气质、兴趣爱好、个人能力以及社会角色期待上固有的、具有压迫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话语与女性话语

  近年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变革,经济上的日益开放,集体主义价值观被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所冲击,原有文化体系的裂变重构,价值取向的变化和民族精神信仰的失落,使得女性话语也在多元化冲击下发生着变化,这是一个重新建构女性身份的过程。

  多重价值观的涌现,媒体影响力的强化,西方文化的冲击,商业资本话语权的增长,在日渐复杂的大众舆论场上,过去主流话语与精英文化占绝对主导的态势逐渐被打破,在《人民日报》中,性别话语时隐时现,不论是以探究社会问题、发掘真实生活为发端的各方声音,还是舆论宣传中成为大国形象一部分的女性典范人物话语,都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社会力量互动博弈编织而成的产物,女性话语相比较过去,更容易被部分利用或遮蔽,性别不平等与性别刻板印象在主流文化与国家话语的面具下依然存在。

  《人民日报》鲜明的政治导向性

  《人民日报》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创办的重要机关报,有着让民众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政治使命,是当今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在国内众多媒体中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典型的女性人物塑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民日报》代表了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向广大受众呈现了中国多年以来的发展成果和政策变化过程。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人民日报》也在积极回应着时代的变革,对中国女性了解社会变迁有所指导和启示。

  性别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性别文化方面,《人民日报》坚持贯彻的重要办报理念。《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在第十一条中强调,政府和妇联组织要大力宣传男女在人格尊严、所享有权利、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宣传女性在推动国家建设、社会进步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自尊自立、自信积极、自强不息是应当鼓励的女…性精神品质,打击文化作品中歧视和侮辱性的描述,推动整个社会改变对女性的偏见,从认知和行动层面保护女性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日报》必然作为宣传男女平等的先锋媒体平台,反映并推动女性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国家话语对女性形象的形塑:由单质到多质

  “我现在的状态与巅峰时期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同志们、组织上依然这么肯定我,让我备受鼓舞……很多时候,练到特别累的时候,真不想再坚持了,但一想到自己是党员就咬紧牙关挺下来了……”

  “我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驰骋赛场,为国效力,如果能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这将是我无上的光荣!”

  然而在谈起自己的小女儿时,她眼神中尽显母性温柔,“我不敢想她,想着会心碎……和谐的家庭让我工作没有后顾之忧,让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备战2010年冬奥会。”

  金晶酷爱打扮,一直保持着对时尚的敏感和追求,旅行箱里,少不了大包的化妆品,她常把自己最新的艺术照贴在自己博客上。

  在场下,徐丽丽是“微博控”,微博里有她和不少国际体育明星合影的照片,在开幕式上,她还追着美国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拍合影。

  “那是最艰难的日子,儿子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把泪水、恐惧、无助以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留在了训练场上,每次回到家,都以最饱满的状态出现在儿子面前,他看到的始终是积极、乐观的妈妈。”

  “基本报了都想拿。”浙江队教练郑坤良的霸气源自孙杨的绝对实力……

  (孙杨说)“在后奥运时期,我能保持这样的高水平,不只是对自己信心的提升,对对手也是非常大的震慑。”

  优秀女运动员是国家形象宣传中树立的重要榜样人物类型,也是《人民日报》中各职业女性中被呈现数量最多的,因此笔者以此为例分析近年以来国家话语中形塑女性形象的呈现特征变化。

  在早些年的重大赛事运动员成绩追踪报道中,就活跃在公共领域的女性们而言,过去对她们的形象呈现持续笼罩在国家话语和集体意志之下,在上文所选报道文段中,关于王楠和林伟宁的性格气质、体育以外的爱好特长、运动生涯重要时刻的心理活动几乎没有语言描述,报道以采访中节选的个别几句话将人物的精神内涵一笔带过,笔者再次并非是对她们在采访中所说的话进行价值判断,但是倘若考虑报道框架和议程的设置特点,便很容易发现这种“单纯性”的不合理之处,文章中很少注意到她们富有“人情味”的个性气质展现,我们看不到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面,也看不到家庭角色中的一面,从对人文情怀和个体尊重的追求来看,显然是有所缺憾的。例如,在2007年的报道“王楠勇挑重担拼搏不息”中,将王楠努力拼搏的动力有些单一地归于政治觉悟,对她的日常训练情境和生活化的真实性格并不关注,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流于表面化、样板化,此时的她们不再是活灵活现的运动女将,而只是一个个消溶于政治脸谱的政治文化符号。

  近年来,国家话语的框架之内开始有意识地加入了更多的女性平民话语,从早期发言中将个人感情完全溶于国家和集体意志中,到后来的个性化、细节化表述增多,叙事方式上尝试引入多主体并增加直接引语的应用,越来越注重从多种角度和生活细节还原事件现场和生活情境,既让主人公女性自己说话,也引入了不同信源的人物评述。例如,2007年的报道“‘我的心没有离开过体育’——记山东省推荐的奥运火炬手候选人林伟宁”中,主人公的发言完全笼罩在国家话语与集体荣誉感之下,而与此不同的是,以2008年的报道“‘我愿带中国短道速滑续写辉煌’”和2017年的报道“激发“她力量”拥抱“她时代””为例,这两篇开始关注到了运动员公共形象之外的另外一面,前者通过对李琰作为母亲角色的情感流露,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丰富,深入到了人物不同面向的日常生活细节和私人情感,后者深入展现了丘索维金娜奋勇拼搏的精神动力来源,作为“女人”,也是作为“人”的情感体验开始被重视,母爱伟大,人性无价,即使是关于体育竞技这一传统主题,《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叙事风格也越来越富有深度和人本主义关怀。此外,2008年的报道“‘偶像之变’折射什么”也开始对除道德宣传外公众人物的“女性气质”产生了兴趣,尽管服装打扮不能代表女性气质的全部,不过,如她这般的精神偶像的时尚品味从以往心照不宣地淡化,到开始成为大众和媒体公开讨论的话题,可以说是一次不小的进步了。2012年的报道《请享受关于奥运会的一切》中则凸显了对赛场外日常细节的关怀,奥运会不仅是运动员们的竞技赛场,也是富有趣味的社交活动。2017年的报道《全运会上,看奥运冠军》作为典型范例表现出了对于直接引语的大量应用和对多个话语主体的引入,通过这种叙事手法的变化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有真实感,使报道脱离了过去较为明显的叙述模板。

  女性话语呈现中的家国同构:“贤妻良母”与自我牺牲偏好

  张淑兰就一遍遍劝说父母:“和陈辉这样孝敬父母的人一起生活不会有错,嫁给这样的男人,我不图名、不图利,只图他人品好,我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一切!”

  张淑兰处处关心家人,专心致志伺候病床上的老人,自己却省吃俭用,自照顾公公婆婆开始,她没有为自己添一件像样的新衣,甚至不敢想能够吃上一顿丰盛的大餐。

  不善言谈的张淑兰,为这个家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做儿媳7年,张淑兰全心全意地伺候病床上的老人,无怨无悔……

  生活中,女性往往是幸福家庭的主导……中国人所赞美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并非是为女性强行划定角色属性,却始终是中国妇女的美德……

  ……国之栋梁出于家之苗圃,无论生活的天空有怎样的阴晴风雨,女性都是这个苗圃里最辛勤的园丁……

  《张淑兰矿工的好儿媳》中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具有完美品德的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她是《人民日报》中赞扬的无数贤妻良母型典型人物的缩影,她也是当前主流社会性别制度中女性家庭美德的代表,因此,笔者选取了这一位女性作为典型范例展开分析。文中的张淑兰,是一个无私奉献、善良孝顺、甘于付出、不慕名利的了不起的女性,她不因男方家境贫寒而轻看对方,辞掉工作,离开家乡来到遥远的宁夏,与矿工陈辉结婚,婚后她开始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婆婆,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随后几十年充满辛劳的家庭生活。笔者非常感动和佩服于这样在人格上值得大多数人仰望的女性,但是倘若从社会性别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角度进行批判性反思,也许可以得到更多不同角度的思考,这并非是对传统美德独特社会价值的否定。

  在传统的性别印象中,男性通常是坚强主动、思维理性的,女性通常是柔顺被动、富有感性色彩的,男性多是积极进取、追求成功的社会人角色,女性多是家庭中的无私奉献者,是成功男性背后的女人,女性做“贤妻良母”是传统的社会性别定位和家庭角色分工。千禧年后,原有的性别文化非但没有退潮,反而是变本加厉地隐于冠以“新时代女性”之名的规训话语中,“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开始成为这个新的阶段对完美女性新的社会期待,公共领域的成功标准向男性看齐,家庭生活中仍然要像传统女性一样,照顾家人的日常生活、处理家务、维系家庭的幸福美满,能够处理和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新的完美标准,对于事业上已经做出超人成就的女强人,在事业之外积极承担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努力完成家庭与事业的两全,也是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应有之理。

  接下来,笔者继续以较为典型的长篇综合报道《科学,因女性更美丽》为例,进一步剖析近年来国家话语下传统女性美德的回潮和对于自我牺牲品质的一些思考。

  一边是科学,一边是生活,她们要做一个高超的平衡者……

  ……她们工作起来可能如“拼命三郎”,生活中却优雅而时尚。

  每年一次的颁奖仪式,这些平素可能不太在意穿着的科学家们大都是盛装出席,她们穿着得体大方,言谈风趣幽默。

  ……想让人生足够精彩,就要付出更多,对于搞科研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科学家”、“导师”、“母亲”、“妻子”这多重角色实现更好的平衡,意味着更多的时间、精力,当然还有智慧……有时候不得不臆测,这些女科学家一定有着不宣之秘,可以让她们在科学道路上攻城拔寨的同时,生活还会如此丰富多彩……”

  这篇人物报道中肯定和赞美了一些家庭与事业两全的优秀女科学家们,不过,在一些话语表述中,显现出了女性家庭责任的“天职”性质,仿佛是生来就“应该”做的,例如节选的首段文字中强调女科学家“要”做平衡者,还有最后一段中特别强调,这种努力平衡的付出是女性来说是“尤其”要注意的,甚至是出于理所当然的怀疑情绪而产生的对“不宣之秘”的揣测,类似的表述在报道中还有不少,笔者列举以上述内容为典例,这样的语言叙述方式即使是针对女性群体中的少数高知成功女性也不例外,甚至对她们的要求和期望值也比之一般女性更高,但有趣的是,在对家庭责任的强调中,她们丈夫的声音似乎有意无意地被“消音”了,更加印证了这种思想观念的顽固性。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节选文段中的部分词句,例如第三段中通过对女科学家的衣着和时尚品味进行了生动描绘,这几句话虽然看似不多,但其实只是笔者从文中类似句子中摘录出的几句而已,这些文字很微妙地流露出了“女科学家”标签下的女性们与一般“科学家”的不同意涵,女性体现在衣装、外貌、美容中的“女性气质”是否得到展示对“旁观者”来说也是值得注意的,她们虽然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了让世人惊叹的成就,但是媒介中仍然要留出一定篇幅强调她们同时也是时尚美丽、具有女性魅力的,仿佛没有这种叙事就不能表明这是一名“女科学家”,而男性便不会在外貌衣着上被如此关注。身体是性别文化建构的重要载体,身体上的生理差异造就了性别差异,性别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体成为了性别文化凸显其控制力的重要领域,女性对身体的塑造、设计与社会风尚的变化息息相关,当然,反映在这篇报道中的身体塑造行为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它还隐含着“展现身体上的女性美是女性事业成功、自信自主的一种体现”的精神暗示,由此,身体控制上升渗透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控制,话语中的思想导向由表及里,由物质身体到精神意识渗透。

  深入分析“贤妻良母”受到国家话语提倡背后的文化土壤,笔者发现,这种倾向与我们民族对自我牺牲美德的价值偏好不无关系。中国历史上,为他人与社会无私奉献、自我牺牲一直具有道德上的正确性,而对于当代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体现为官方话语宣传的为家庭、他人、集体和国家无私奉献、牺牲自我的女性道德模范,而且,在女性模范人物中,和其他类型相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特质的人物通常出现频率较高,妇女的自我否定成了纯洁、勇气和自我牺牲的普高标准的一种象征,尤其是在维护大集体利益必要牺牲的时候,对这种牺牲精神更为宣扬,撇开伦理道德价值上值得肯定的部分讨论,这种宣扬提倡内含着天然合理化自我牺牲、使之成为文化话语中客观真实的基因。

  这种具有自我牺牲特质的典型人物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女性道德价值取得“社会认同”的标准是基于女性自身以外的人和事物的。或者可以说,在传媒中,女性是被动的,是被塑造出来的,被塑造的女性要向国家主流价值观靠拢,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性别文化靠拢。在传统和习惯的浸染下,整个国家和社会形成了一种公理性的“常识”,即虽然男女两性都对整个家庭有所担当,但是处于私人领域的家庭责任往往被认为更多的是女性的责任,并且,注重维系家庭是与国家持续稳定的政治生态相关联的,政治话语中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一脉相承的偏向,很显然,社会性别文化观念有着家国同构性,男性家长制、以家庭为本位、重大局轻个体的性别制度天然就蕴含着性别不平等的因素,这种不平等的因子因为传统文化与习俗力量的长期渗透,变得更加隐蔽和难以令人发觉。

  政治话语对多元化女性话语的选择性呈现

  《人民日报》中的女性形象和话语趋于多样化,但是这种多样化的“媒介现实”并不能改变主流国家话语的权威,媒介女性形象的百花齐放并不代表女性的话语权有多大。在中国语境下,“个人的即政治的”的倾向曾经辐射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大小角落,“个人的”毫无例外都是“政治的”,近年以来,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明确控制有所放松,但是显性的政治话语减退,潜在的“政治之手”仍然无处不在,复杂的多阶级的女性群体全貌在主流媒介中会自然而然地加以选择性呈现。各行各业典范人物百花盛开,是其表,而其里,较多时候女性仍然是借“他人”之眼反观自己,而不是力图通过自己本身的眼睛,正视并重新发现自我,这里的“他人”,有男性,有国家,有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的公理化知识和命题。

  优秀女运动员是各种典型人物报道的常客。关于她们的叙述框架和报道议程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以至于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女运动员的奋斗故事也呈现了高度的相似性,“顽强拼搏”、“意志坚强”、“努力奋斗”这类词汇在不同的人物和故事中都显得恰如其分,奥运健儿们为了国家荣誉在赛场上拼到流尽最后一滴汗的图景成为了奥运会系列报道中的永恒主旋律,人物报道的叙述框架或是描述比分和成绩变动的成绩汇报型,或是回忆个人奋斗的训练追踪型,间或夹杂一些运动以外的日常生活细节,但是大体上都是以成绩汇报和训练追踪为主,以为国家和集体荣誉感奋斗为各色故事主人公的精神动力。不过,近年以来,人物报道的内容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改进,人物形象由单质向多质的演进,采访角度和叙事手法的细腻化,不同人称和话语主体的多元转换,也体现了《人民日报》作为国家重要机关报的与时俱进的办报审美导向。

  不过,综观各种类别职业的女性,女运动员的出现频率远多于其他行业,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正常的,不符合整个女性群体的真实面貌,蕴含着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平等,有时候,不同类型女性之间的鸿沟要远远大于两性之间的差异,而日报作为国家话语的喉舌受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往往缺少对女性个体差异性的洞察。对整个女性群体形象和话语的生动刻画,离不开对群体内部多重复杂性的深入体味和把握,一个大的群体内部存在着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所处阶级和地域等不同因素造就的社会分层,女性群体内部的不同团体事实上被割裂在不同世界。

  在文化程度上,日报中被呈现女性的文化程度水平有相当一部分都未被提及,多数情况下,文化程度显然对于报道中人物性格命运的形成并没有明显作用,在提及文化程度的女性中,大学及以上的高学历女性占据了大多数,显示出了模糊化多数女性的文化程度,同时又在显示文化程度的部分女性中“刻意”造成两极分化感的倾向。大学及以上的高学历女性高度集中在从事科教行业的女性和女大学生,但是未提及学历的女性在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虽然是政治话语调控下片面的媒介事实,但也侧面反映了现实中低学历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高学历女性的固定印象。

  此外,女性干部和在科教与文艺领域工作的女性出现的频率也要远高于其他职业,出现在公共政治领域的女性也在增加,而其他职业的女性报道则偏少,而且在话题性和选材内容上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一些从事特定职业的女性,例如法官、医生、拥军模范等,针对她们的报道往往叙事主题和人物特征高度相似,并且配合相关政策的实施和变化,在短时间内大量集中出现,使得报道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呈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显现出了实际报道选材中一定的策略性和功利性倾向。从整体趋势上看,随着近年以来女性典型人物报道总体数量的减少,这样的缺陷也日趋凸显。

  在地域上,《人民日报》中虽然对城市和农村的女性都有所关注,但是对于农村女性的反映带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导致了各类形象内部的高度相似性。农村女性大多是以精明强干的基层村干部、大爱无私的母亲和妻子形象出现,也有部分专门宣传少数民族农村创业妇女的宣传报道,虽然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是仍然有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妇女所面临的经济不自主问题、家庭暴力、女童受教育权利被侵害甚至遗弃女婴的现象,缺少现实反映,这些问题倘若被长期边缘化,不利于国家实现男女平等和谐发展。

  就城乡女性的出现频率和宣传关注度上对比来看,从2007年至2017年,时间愈近,城市经济自主的精英女性越来越成为中国女性整体形象的代言人,而更多处于不同阶层甚至是属于弱势边缘群体的女性在这样的主流媒体上声音相对较弱,她们在传媒上的话语权面临着被代言、被荫蔽、被消解的危机。

  倘若再将目光聚焦于女性群体中的少数民族女性,这个在我国极富政治意识形态意义的特殊群体,女性形象很巧合地表现出了高度集中性,集中性体现在不仅人物特点上具有同质性,而且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女性形象还多是出现在同一期的同一个特别策划专题里,政治导向规定、约制了女性话语的生产和建构机制,通过对叙事内容策略性的编排组织强化了女性典型人物的部分特质。其中,努力奋斗的经商创业者、保家卫国的边疆女兵、女性人大代表和爱国拥军的子弟兵“老母亲”们是几种固定出现的类型。

  努力奋斗的个体经商者们集中出现在“新疆妇女‘靓’起来”中,这篇报道宣传了国家向少数民族无业妇女就业创业提供优惠支持的政策,大量女性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构成了蓬勃发展的新疆图景的一部分。

  “天山南北,巾帼之花竟开放”中则历数了建国以来新疆地区各行各业杰出的妇女工作者,“基层代表委员心声”则传达了少数民族女人大代表的视角与职责。

  保家卫国的女兵形象出现最多的是在“蓝天下春蕾绽放”一文,文中讲述了“蓝天春蕾女童”计划为几个少数民族女孩的人生之路带来的影响,她们当中的一些人,自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在通过国家的帮助成功完成大学学业后,选择了进入军队,成为守卫边疆、保家卫国的女兵。

  爱国拥军的子弟兵“老母亲”们则集中出现在“二十七载风雪边关路”中,这篇报道生动地讲述了三位女性从年轻时被驻地子弟兵在危难中相救,到几十年以来风雨无阻、奉献报恩的感人故事,通过这样一篇长篇专题报道,集中凸显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拥军模范的典型形象。

  从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上来看,普通女性面临的就业歧视、婚姻权益等常见问题,甚至于不论性别,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现实问题,虽然在日报中经常出现在一些针对社会问题进行评论的评论性文章中,但是在《人民日报》所选择的女性典范人物中,结构层面的反思力度还不足,相比较强调个人思想觉悟与努力拼搏经历的一贯取向,部分内容在反思造成客观困境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结构方面还有所不及,尤其是一些隐含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刻板印象内容的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命题,在主流话语中被顺理成章地作为规训个人行为和心理的知识,变成了广大受众群体的“集体无意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强大的国家力量面前,《人民日报》中女性形象和话语的呈现仿佛被蒙上了一层薄纱,或多或少地被遮蔽了部分真实美,残酷的现实在文本叙事中时而明晰时而模糊难辨,花团锦簇、亦真亦假的面目还需要我们的多视角再审视。

  国家女性主义与后毛女性主义并存

  “国家女性主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埃及的研究中。指国家机构通过建立一套体系在政策上保护女性权益、支持女性走进公共领域,女权主义者与国家机构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其行动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为显著,例如国家部门雇佣大量妇女,发展控制教育事业,给予生育以公共支持,向各种妇女团体和组织的建立提供资源,完善优化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女性主义为实现妇女运动利益诉求、促进消减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政权力量与女权社会力量的交融,本质上并没有冲击传统的父权制,只不过是从家庭父权制走向了国家父权制,从一个支配主体过渡到另一个支配主体的管理。

  在当下的中国,女性在参与国家建设、促进自身发展方面得到了国家话语的支持和帮助,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得益于国家的保护,更多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在法律上也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例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婚姻自由等,不过,原有的男权制家庭婚姻结构并没有改变,家庭中存在的性别权力关系也难以重构,男女平等的政治概念更多地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上。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转型时期后,西方思想的引进和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国内思想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国家话语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再占据绝对优势,国家也从许多领域放松了对经济活动与个人生活方式的管制,部分抛弃了以前长期流行的群众动员行动模式,人们越来越开始重视个人利益与价值的追求。在这样逐渐宽松的政治话语环境下,本土的女性主义开始吸收学习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与实践成果,并得以发出更多声音。后毛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群体不再只是无性或是男性化的、活跃在国家领导的政治与生产活动中的文化符号,重新定位与发现女性自身,用“有性”的女性形象取代单一的、平板化的政治符号,意识到私领域与公领域的差异边界。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下《人民日报》中的媒介女性形象中,国家女性主义与后毛女性主义并存,两种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在文本中有所体现。

  反思:女性主体身份的确定与国家话语的建构

  人是由文化建构起来的,在怎样的社会结构中使用并传播怎样的话语,是形成主体性认知的重要方面。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的革命息息相关,“天赋人权观”和“民族国家观念”构成了女性真正作为自身实现解放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其对于女性个体身份确立又形成了内在的对立矛盾性。近代政治革命中,女权主义者们巧妙地运用了国家话语和男权中心文化话语的言说策略,通过认同女性作为共同体中的“国民”对民族和国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赞扬女性在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中所发挥的作用,履行义务先于索取权利,在这样“同担责任”的话语建构和行动实践中,逐步使得女性个体身份依托于现代国家中的国民共同体显现出来。不过,当合法政权建立以后,是否就意味着新成立的国家中男性化因素被抹杀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这个问题,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新中国通过解除旧社会阶级压迫、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但是父权制仍然根深蒂固于这个新生国家组织,在其内蕴的男权中心文化秩序下,妇女解放运动甚至有时只是形式上的,所谓的“解放”对国家政权力量有很深的依赖性,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女性自主解放运动,随着近年以来物质文化与社会生活内容的大大丰富,公民的个体属性在与国民身份的结合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女性个体身份与女性自主话语权的确立面临着再定位的问题.

  在我们的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话语占据着毫无疑问的统治地位,它对于其他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多样化诉求构成宏观规制,国家意志构造主流意识,主流意识又反过来形塑国家意志的传播与表达方式,不同主体的话语表达诉求又与长期存在的主流意识发生着持续性的摩擦碰撞。《人民日报》中,国家话语通过将性别话语编织在“男女平等”的框架中,实现了对女性主体话语一定程度上的“收编”,这个过程中有迷失“女性”本身的危险。但是,结合中国的历史语境,我们不能过于武断地作出简单化判断,认为女性完全是被国家话语所支配作用的客体,而看不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女权运动和女性自我表达开启了空间,在女性与传统主流话语的协商与策略性运用中存在的诸多模糊性空间,正是女性寻求建立“自我”的表现。

  传媒实践中,由谁搜集信息、信息公开发布的内容标准、何时何地以怎样的形式发布,是新闻传播中的重要问题,这些因素都要由“把关人”,也就是传媒机构从业者中具有控制决策权的人们决定,但是在这样的岗位中,女性较少出现,或是即使出现女性,她们也缺少社会性别意识,被男权文化结构所同化,从而导致传达女性真实需求的声音被忽略。所以,女性掌握适当的传播决策权,对于女性话语的表达和女性话语权的增长至关重要,优化女性优秀传媒工作者的数量、质量和发展机遇,并为她们提供走向具有传媒控制权力岗位的选拔与晋升路径,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要求。

  当前,随着市场力量的强大和媒介话语影响力的发展,国家话语、女性话语以及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格局也在互动中产生着新的空间,为女性自主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中国的女性主义力量应该抓住时代发展的契机,在与主流话语的协商中,利用策略性的表达强化这一新生空间,在媒介表达中发出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在此过程中,要认识到,如果只是纯粹的女权主义力量发力,那么它与国家话语力量和发展迅速的市场力量都将存在根本矛盾,但现实情况却是,国家和市场力量都控制着极为丰富的社会资源,所以,女性主义发展需要借重于双方的强大能量,在策略性的合作与阶段性的抗争中争取活跃空间,根据政治话语风向的变动,或是与双方同时展开合作,或是与其中一方合作以牵制另外一方。在主流大众媒介中,过于激进的观点难以获得开放的传播途径,可以通过采取更加平和的言说方式,搭乘国家政策变动的东风,以碎片化的形式实现对女性话语权的主体性建构,由此逐渐使得媒介中的女性主体话语表达的分布情况由离散向联合转变,话语力量由个体凝聚成为集体意志,向传统的男性中心话语体系侵蚀。

  结论

  在以国家话语为底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女性话语从一开始便让步于国家叙事的优先逻辑。笔者选取《人民日报》中女性典型人物报道的文本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综合考虑女性人物的出现频率、客观属性特征和形象呈现效果的总体分布与变化情况,分析了女性人物形象和话语在代表主流国家话语的媒介中被如何呈现,在一片喧嚣、百花齐放之下,虽然日报的主旋律是塑造积极正面的模范女性形象以贯彻男女平等、共建富强国家的话语基调,但是从批判性的视角进一步深入反思,会发现仍然时时隐现不同程度的对女性性格气质、兴趣爱好、个人能力、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固定印象和生活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但关于女性人物的报道篇数与总体相比而言其实并不多,在这些报道的职业分布中,体育界女性占据了大多数。另外,还有一些特定的职业,例如法官、医生、拥军模范等,就这些从事这些职业女性的报道往往在短时间内大量套用类似的话语框架,且特定类别中的女性形象又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简单化,而使其未能完全真实呈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一畸形的现象反映了国家话语的建构策略与多样化的复杂女性群体之间的持续张力。

  对于女性形象的呈现,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对于“服务奉献”型与“奋斗女性”型的偏爱,对于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推崇,牺牲型人格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被视为道德上至高性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女性的性别化道德评价标准没有根本性的改观,提倡积极正面、男女平等的宏观图景下也隐藏着不同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及这种造就性别刻板印象的家庭与社会两性权力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直接或间接传达着对传统女性美德的期待,对家庭和事业双领域表现了愈来愈高标准的平衡要求。

  笔者从社会性别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的视角审视《人民日报》国家话语与女性话语的互动博弈,认为近年以来,国家话语对女性话语的形塑经历了由单质向多质,由“无性”到有性的转变,叙事方式上尝试引入多主体并增加直接引语的应用,这些都是我国女性话语权不断得到发展空间的实证。不过,在当前市场化力量不断增强、社会文化价值观愈发趋向多样化的现实下,女性“自主话语”相比较过去,更容易被不同程度地利用或遮蔽,仍然存在着以家国同构文化源流为基底的、对“贤妻良母”形象和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偏好,政治话语在形象和话语塑造中发挥着选择性呈现的倾向,国家女性主义与后毛女性主义两种观点并存。

  最后,笔者反思了当前女性主义运动中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性别观宏观约制与女性个体身份的发现和主体话语权的确认之间的关系。女权主义者们不应该单打独斗,或是一味地与各方力量批判对立,作为新生的、还比较薄弱的力量,自身的发展壮大需要借重于一贯强势的国家话语、日益强大的市场话语的能量和资源,在策略性的合作与阶段性的抗争中争取活跃空间,根据现实情况或是与双方同时展开合作,或是与其中一方合作以牵制另外一方。在主流大众媒介中,女性媒体工作者们可以通过采取更加平和的言说方式,借国家政策变更的东风,以碎片化的形式在报道文本中渗透意志、凝聚力量,实现对女性话语权的主体性建构。

  关于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有如下四点:

  其一,笔者将研究区段集中在2007—2017年《人民日报》中的典型女性人物报道,通过针对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文本进行文本分析,探究了其中隐含的不易被察觉的价值倾向,但由于自身量化手段和分析视角的局限性,并未能将更多细节词句的意涵在语言学视角下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所得的大量文本数据而言,不得不说是一憾事。

  其二,《人民日报》文本中内含的多重社会权力主体的博弈互动过程仍然未能更加透彻地揭示,笔者的论述焦点集中于国家、女性与市场话语的关系论述,尤其侧重于国家话语与女性话语,还留待空间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反映和具有实践意义的思考。

  其三,本研究对《人民日报》中女性人物的形象与话语变化,缺少和男性文本的对比分析,从而使得关于女性文本的分析结论可能会受到质疑。当男性文本在主流话语中占据数量优势时,仅仅关注具有鲜明特征的部分女性文本,不利于研究中整体观的感知形成。

  其四,选择了《人民日报》作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会使得内容和文本分析结果无法就女性话语在中国媒体中的呈现情形构成全景式描述。作为主流话语的代表性媒体之一,考虑到不同媒介载体的内容取向与所面向的受众群体有所差异,它们所反映的国家话语、女性话语、市场力量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所不同,也许换一个研究载体,还会发现新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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