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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学原创论文集锦 论法治社会视域下我国慈善组织法治化

2018-11-22 09:39:30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 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旗帜鲜明的提出要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完善社会组织的自治化进程,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纠纷中的作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要实现法治社会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有一类重要的社会组织对推动我国的法治化、提高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方面有重要作用,那就是我国的慈善组织。

  目前,我国的慈善组织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准入标准过高、监督机制不合理、税收优惠范围过窄等问题。在慈善组织的内部也存在着对政府依赖较强、机构设置混乱、公信力较低等问题。笔者查阅了美国、英国、香港等地慈善组织的法治化建设,得出的经验对我国的慈善组织法治化有较强的指导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我国的慈善法律体系、改变管理理念、加强行业自律等措施促进我国慈善组织的法治化进程。法治社会的建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完备法律体系的建立,而建立完备的慈善法律体系,实现慈善组织的法治化正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建立完备的慈善法律体系,慈善事业中的相关主体才能依法办事,才能使我国的慈善组织实现法治化。

  关键词:慈善组织,法治化,社会管理

  引言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党中央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特区的成功经验也使经济特区的范围不断扩大,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201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东西部发展差距依然很大,居民的贫富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进一步拉大。云贵、西藏、新疆等省份贫困状况依然严峻。虽然我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地进行脱贫攻坚,但只有政府的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的集体努力,尤其是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十八届四中全会旗帜鲜明的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会组织自我完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坚定地进行法治社会的建设。在我国众多的社会组织中有一类十分特殊的社会组织,他就是慈善组织。我国的慈善事业建设始于1994年,慈善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进行社会帮扶、传播社会爱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11年“郭美美事件”的报道引起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关注。尽管目前慈善组织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通过慈善组织的法治化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的社会组织治理工作的进程,同时也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慈善组织的法治化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动力,同时慈善组织的法治化也可以促使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慈善组织的法治化能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具有化解作用,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有重要的推动。

  一、慈善组织法治化的困境

  慈善组织在我国的出现始于汉唐,佛教的传入使得一些济世的组织得以出现。宋承唐制,官府在养老、医疗等公益事业建设过程之中发挥主要作用。之后公益性组织缓慢发展,清朝出现了至少338个善堂、973个育婴组织、399个济世堂。这些公益性组织虽不能等同于现代的慈善组织,但也是我国慈善组织的萌芽。近代我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不断,政府无力从事公益,热衷于慈善的社会名流对这一时期的慈善事业发展起着较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慈善组织因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纳垢堂”而予以取缔。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象征着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正式在我国建立。

  (一)外部制约因素

  1.法律制度价值取向偏差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相继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法》、《慈善法》等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一直秉承着“从严控制”的指导思想,这样的指导思想对慈善组织的发展极为不利。经过20多年的建设,我国确立了“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层管理”的体制。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也以法律形式对慈善事业的发展给予了支持和保护。但立法的滞后与不完善导致了对慈善组织引导、激励和监管的不得力。目前我国慈善立法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是内容不完善,法律法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是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较弱。

  2.准入标准过高

  在我国,要想成为慈善组织必须经过主管机关和登记机关的批准和登记。另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机关可以不予批准和已有的覆盖相同或业务相似的非盈利组织的成立,登记机关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成立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最后,对非营利性组织还有资金和人数方面的限制,资金或人数有一项达不到要求都不能成为慈善组织。据报道,2009年我国有100多万慈善组织处于非法营运状态,占到慈善组织总数的70%。准入标准的过高使我国绝大多数慈善组织既得不到法律的监督,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机制设置的首要目标是规避政府部门的责任而非促进慈善组织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行法律法规也显然不可能起到保护、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大量的民间组织因无法找到挂靠单位或者因为业务性质以及资本基础等原因被拒之合法性的门外。

  3.监督体制不健全

  我国慈善事业的监督不健全是由我国传统的“重准入,轻管理”的管理机制造成的。经过合法程序成立的慈善组织要对批准其成立的机构负责,接受其监督。慈善组织的管理体制要接受批准机构的监督,而财务要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监督职责不明确的问题就会造成出问题无人承担责任的局面。另外,因为慈善组织财务公开机制的缺乏,造成公众也不能对其进行有力的监督。目前,我国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是以合作为目的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不利于慈善组织发挥其功能。

  4.税收优惠的规定不合理

  在税收方面,我国有两种途径激励慈善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减免其营业所得,一方面是对捐赠人进行所得税抵扣。税收减免是慈善组织得到国家认可的标志,国家通过税收手段促进慈善组织的发展,当慈善组织谋取私利时也会剥夺其减免税资格以作惩戒。而我国对不同慈善组织的税收政策也有明显不同。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只有通过公募基金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捐款才能享受税收抵扣的优惠政策,这就造成了只有像中华慈善总会这样带有政府性质的慈善组织才能得到社会捐助的状况,其余没有官方身份的草根慈善组织无人捐助。尽管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但大量的草根慈善组织因得不到国家认可而经营状况恶化。

  (二)内部制约因素

  1.依附政府倾向明显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是政府在一部分公共领域退出的结果,我国慈善组织自产生之日起对政府产生了极强的依赖。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官方组织的领导层大多是退休干部组成的,经费由财政拨付,对政府产生了极强的依赖,而忽视了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许多慈善组织更是以政府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为工作核心,例如上海市慈善总会的万人就业培训工程就是为了迎合政府的再就业项目。

  另外,慈善组织在资金上过度依赖政府也是其缺乏自主性的表现。目前,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有投资收入、社会捐赠、政府拨款等收入。其中,政府拨款和央企捐款构成了慈善组织的收入的绝大部分。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慈善组织大多缺乏“造血”功能,例如,2009年红十字会2.5亿收入中,投资收益率占比为零,通过义演、义卖等方式已筹集不到慈善组织所需的资金。二是慈善组织财务状况的不透明不能调动起公众募捐的积极性,也进一步削弱了社会对慈善组织的监督。

  2.机构建设混乱

  我国慈善组织在法律上的定位是非营利法人。既然法律赋予其法人资格,就应当建立起像企业一样严密的管理体系。在慈善组织内部应当存在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是慈善组织的决策机构,监事会对慈善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督,第三方评估机构从外部对慈善组织的活动进行评估。但我国慈善组织的建设往往是金字塔状的,机构的建设也流于形式。理事会成员大多是由政府管理部门领导担任,在其位却不谋其政使理事会的职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另外,社会团体是慈组织中的主力军,发挥着接受捐款、进行帮扶的职能。但在其机构建设中可以不设立理事会,理事会的缺乏使社会团体的运作比较混乱。最后,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官方机构的机构的建设是模仿行政机构建立起来的,红十字总会内部存在着诸如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执行会等机构,地方还有受地方政府管理的地方红十字会,总会对地方分会不能有效控制。总之,机构建设的混乱严重制约着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

  3.公信力缺失

  导致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下降典型事件就是“郭美美事件”,2011年郭美美打着“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的旗号各种炫富,造成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程度下降。但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就是红十字会财务的不透明,进而引发了公众的不信任。目前,我国近75%慈善组织的财务公开制度及不健全。究其原因,主观原因是是财务的公开会招致公众的监督,导致慈善组织遭受巨大压力,其背后的深刻背景就是我国慈善市场竞争力度不大。客观原因是财务公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我国目前也缺乏权威的信息公布平台以及信息公布的标准。慈善组织突破公信力瓶颈的动力不足,背后是整个中国慈善市场的竞争不足,资源整合力度不够以及慈善组织的危机意识不强。因而我们需要从慈善组织产生存在的政治根源和法治价值入手,思考慈善组织陷入困境的症结到底为何,进而才能对解决问题的出路进行设计。

  提出慈善组织法制化的意义

  (一)慈善组织的法理地位

  1.推动社会利益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动力

  社会利益的分配主要是通过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完成的,这三次分配是在市场、政府、慈善组织的主导下进行的。社会利益的初次分配是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进行的,这期间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利益的再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的形式弥补初次分配的不平等来完成的。再次分配是慈善组织将募集的财产实现对弱势群体的转移。

  市场经济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个目标注定其不能实现公益的目的。慈善组织是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它将社会公益作为其追求的目的。非政治性是慈善组织的重要特征,慈善组织的非政治性是国家在一部分公共领域退出的结果。国家通过强制力取得社会财富,再通过提高社会福利的方式实现对社会利益的分配。但慈善组织实现的利益分配是在社会内部进行的,从社会群体和个人那里募集,又直接在社会内部进行分配。现代法治国家,社会自治权的功能在于分散国家公权对社会的挤压和侵蚀,社会参与到权力资源与权利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并与国家公权力形成分离制衡的良吐互动关系。在公共救助领域,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公益机构是结社权在慈善事业中的集中体现,在性质上与法定的社会保障、官办的社会救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2.掌握社会财产的财团法人

  世界两大法系对法人的规定各不相同,罗马法系将法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公法人是依据公法设立的法人,而私法人是凭借私法设立的法人。公法社团法人、公法财团法人、公法机构法人是公法人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私法人是由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构成的。财团法人是以捐助财产为基础构成,财团法人的设立人在法人设立后与法人分离,并不是其组成部分。而社团法人是以人的集合为基础形成的法人。社团法人的设立人在法人成立后成为其成员,并不与法人分离。普通法系在法人的分类上并没有采取大陆法系的分类方法,慈善组织的主要是由信托和非营利组织构成。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社会团体是“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以达到其共同意志为主要目的,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组织”,基金会是对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性组织。因此按大陆法系的划分,不应该将慈善组织划分为社团法人。

  (二)慈善组织法治化的意义

  1.市民社会成熟的重要体现

  我国仅五千年的古代史是一部公权不断扩大,私权不断被积压的历史。但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一般认为处于政府控制之外的领域就是市民社会的领域。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会是社会组织内部非政治性的、自由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是将市民社会看作是劳动、资本、商品相互作用的社会。

  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胶合状态转变为适度分离状态,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就是这种分离状态的实体表现。国家公权力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思考可以确定慈善组织的发展方向,更可以实现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新定位。国家对慈善组织的严密管控对慈善组织功能的发挥是极为不利的。慈善组织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消除矛盾实现公平正义的主要力量,慈善组织健康发展是市民社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目前,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可进一步促进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

  2.法治社会建设的巨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对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法治社会的建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完备法律体系的建立,而建立完备的慈善法律体系,实现慈善组织的法治化正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建立完备的慈善法律体系,慈善事业中的相关主体才能依法办事,才能使我国的慈善组织实现法治化。

  在人类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中,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的一对关系。第三法域的不断成长成为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的重要力量。市民社会的成熟促进了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旨的社会法的出现。慈善法是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社会、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成员的发展方面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政府推动,一种是靠社会自身的演进。政府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是政府权力不断扩张的过程,通过外部的力量强制构建法律体系,强力实现法治化的过程。而社会自身的演进产生了社会自身对法治化的需求,在法治化过程中产生的法律体系更能适应本国国情,极大地避免政府推进法治化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我国法治化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而慈善组织的法治化社会通过自身演进实现法制化的重要动力。

  慈善组织的法治化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动力,同时慈善组织的法治化也可以促使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慈善组织的法治化能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具有化解作用,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有重要的推动。

  (三)慈善组织的法治化过程实现“良法”与“善治”

  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定义是: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良好的法律。因而要建立完备的慈善组织法律体系,实现慈善主体对法律的遵守。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是政治权力起主导作用社会,宗法伦理对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治权力和市民社会对权利的呼唤一直是一对难以处理的矛盾。社会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代表,其利益如果得不到保护,人民的利益又从何谈起。慈善组织作为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在破除原来陈旧的治理观念,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革新社会管理模式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社会公益的最大化。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让公民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是实现善治的重要要求。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要转变社会管理思维,实现从统治者向社会管理者的转变。实现慈善组织的法治化能极大地促进政府管理模式革新,实现良法与善治。

  对于慈善组织的重新定位和治理的目标,应放在恢复其社会化的本来面目上。慈善组织根植于社会,其产生和发展代表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日益壮大,是国家将社会管理的权力让渡到社会领域后的表现,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以外的权利体系和组织载体。市民社会的内驱力是强大的社会自治力量,作为市民社会的社会性特点同样也是慈善组织的本质要求,对于慈善组织治理方面的任何改革都应围绕社会化本质的恢复和促进展开。

  三、慈善组织法治化的路径探索

  (一)域外慈善法治化建设情况

  1.美国的慈善法治化建设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对慈善组织的规范散见于各个判例之中,当然《统一非法人非营利社团法》、《慈善目的信托受托人监管统一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管理有如下特征:第一,美国慈善组织设立标准较低;第二,税收减免政策只限于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成熟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群体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第三,监管途径多样化,美国政府在监管慈善组织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其余的监管职责由社会媒体、第三方评估机构、社会公众分担。

  美国的慈善监管制度也较为完善。第一,美国通过《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确立了首席检察官制度,他具有规范慈善组织行为,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督的职责。当其发现慈善组织存在违法行为时,可以扣除慈善组织负责人事先缴纳的金钱,这一措施可以弥补慈善组织所受到的损失。第二,美国具有成熟的税收管理体系,当慈善组织存在违法行为时,政府可以剥夺其税收减免资格,实现对慈善组织的监管。第三,行业自律性较高。美国的慈善组织通过成立行业协会的形式实现对慈善组织的监管。行业协会通过信息的共享实现行业规范的完善。第四,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慈善组织的诚信状况、运营情况发挥着重要的监管职责。

  2.英国的慈善法治化建设

  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英国人普遍信奉博爱、忏悔、慈悲等理念。1601年,英国率先通过了《1601年慈善用途法》,对慈善行为进行规范。英国的慈善制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英国的慈善立法是慈善活动过程中经验积累的结果,完善的慈善立法对英国的慈善组织起着有效地监管作用。第二,“政府监管为主,民间监管为辅”一直是英国监管慈善组织的理念。

  英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管制度。第一,慈善委员会于1860年成立,从成立之日起一直履行着对信托组织的监管。英国的慈善委员会是半官方的慈善监管机构,它在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其缓冲作用。它的职权包括提高公众的慈善意识、保障慈善组织的行为在合法的轨道内运行、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的领导人有任命权。第二,英国建立了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众多的监管体系包括高等法院和皇家检查总长的监管,高等法院有权受理关于慈善组织的纠纷,并有权对慈善组织提出整顿意见。英国皇家总长对慈善组织也有监管作用,与高等法院一样都属于司法性质的监督。其他的监管机构还包括遗产事物署、国内税务署等机构。

  3.香港的慈善法治化建设

  虽然香港地域面积狭小,但香港关于慈善组织的法律确是十分完善。香港关于慈善组织的法律包括《香港明爱法团条例》、《公司条例》、《保良局条例》、《受托人条例》等法律法规。香港的慈善组织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内部结构十分健全。规模庞大的慈善组织都设立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委员会,稽查委员会是其常设机构,履行监督职能。人数较少和资金较少的慈善组织职能十分集中,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方面其监督作用。第二,慈善组织的以公益性质支出的比例特别高,这与香港市民具有博爱、仁慈的观念有很大关系。第三,香港的慈善组织都会主动披露财务报表,公开慈善活动。

  香港建立了十分完善的监管制度。第一,向英美等国一样,香港也建立了税务豁免制度。第二,香港的慈善组织是以信托或基金的形式出现的。第三,香港建立了筹款事先审查制度。对于真正是出于公益目的筹款活动,政府予以批准。对于打着慈善的旗号骗取钱财的,政府不予批准。未经政府批准,慈善组织不得从事筹款活动。

  (二)我国慈善组织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1.域外慈善组织法治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针对我国慈善组织存在的以上问题,笔者比较了美国、英国、香港的慈善组织建设的经验。以上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慈善组织法律体系,但各自也有不同的特点。我国的慈善组织建设有不同于以上国家和地区的国情,需要结合她们的各自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我国的慈善法律制度。

  以上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慈善组织建设的影响主要有:第一,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虽不适合我国,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每年出台一些关于慈善组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指导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各级人民法院对慈善组织案件的审理。第二,国家要不断弘扬慈善精神,利用我国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以助人为乐为核心的慈善精神。第三,我国香港地区的事前审批制度值得借鉴,相关部门要重视对每一次慈善活动的事前审批。第四,要加强问责机制的建立,再完备的法律体系如果没有责任追究制度也是一纸空文。

  2.建立体系健全的法律制度

  第一,严格执行《慈善法》。2016年3月16日,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慈善法》得以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目前效力最高规范慈善活动的法律。我国应该以《慈善法》为基础,建立完善的慈善法律体系。其内容应当包括,完善税法对我国慈善活动的激励作用,通过完善《红十字会法》、《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我国慈善组织的运行程序和机构建设,通过《刑法》等法律规范任意贪污善款的行为。

  第二,明确各个慈善法律的效力和位阶。因为《慈善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国的慈善组织要严格按照《慈善法》进行劝募活动,进行相互制衡的机构建设,每个慈善组织都要建立理事会和监事会,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的运行。另外,要审查各个慈善法律的规定是否符合《慈善法》的规定,对于违背《慈善法》规定的法条要予以删除。各个规范慈善活动的法律也要进行对比,针对法条竞合要进行删除。针对《慈善法》没有规定的内容,各个相关法律要进行细化。

  3.吸收适合我国国情的域外经验

  第一,构建“轻登记,重管理”的模式。我国目前的“重登记,轻管理”的模式严重束缚了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放低准入门槛,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各界进入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我国慈善市场的竞争。重监管可以规范我国慈善组织的运行程序,完善相关机构设置。

  第二,完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的披露制度。虽然每年我国募捐资金都在不断增加,但慈善组织主动公开财务信息的却不多。虽然我国人民也热心公益,但捐助的热情却不高,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慈善组织信息的不透明。笔者建议制定一部专门的关于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的法律,对需要公开信息的内容、程序进行规定,增加信息公开的可操作性。另外,要建议公开信息的权威平台,使新闻媒体、公民、捐赠人都能随时对慈善组织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第三,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英美等国慈善组织得以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完备的评估机制。英美等国的慈善机构通过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监督。我国的评估机制建设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政府要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可以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也可以通过财务报表的形式监管。二是要建立完备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制度,会计师事务所要本着负责的态度加强对慈善机构基金的来源与使用情况进行监管。提供虚假财务评估信息的评估机构要退出评估市场,严重的要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通过税收手段激励慈善组织的发展。首先,要降低获得减免税条件的慈善机构的标准,力争使全部慈善机构都具有减免税资格,激活慈善市场。其次,加强对税收实施的监管,对于不能进行财务公开的慈善组织,要取消其减免税资格。最后,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对于运营状况良好、信息公开充分、机构建设合理的慈善组织要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对于信息公开不充分、机构混乱、运营不善的慈善组织要取消其减免税资格。

  第五,加强行业自律,完善内部规章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国慈善组织的建设。慈善组织要实现长远发展,必须从内部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建立慈善协会,规范慈善组织的运行。慈善协会要制定完善的行业规范,规范慈善组织的机构混乱情况,建立相关运营程序。通过以上措施从行业内部规范慈善组织的运行。

  四、结语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助人为乐的传统,慈善精神就像基因一样与中华民族一同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始于1994年,到目前为止发展已有20多年的历史。虽然我国的慈善组织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目前它的问题也不容小觑。纵观各国慈善组织的建设经验,实现慈善组织的法治化是破解一切问题的关键。希望本文对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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