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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农业管理类论文 邓子恢农业思想研究

2018-12-16 18:09:03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

  邓子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的专家,他在长期的农村工作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业农村发展思想。邓子恢农业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来源。

  本文对于邓子恢农业思想的探究,主要包括农业产业认识和农业发展思想两个方面。

  对于农业产业的认识方面,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价值认识的角度来探究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对于农业产业的价值认识:农业是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还体现在协调农业与工业、农业与商业关系中以农为主的思路上。农业内部林、牧、副、渔各部门也有其各自的价值,在农业生产中以粮为主,各部门综合发展的思想是对农业内部各部门价值认识的反映。

  对于农业发展思想的探究,本文主要从农业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来探究邓子恢农业发展思想。在生产力方面,邓子恢对于农业生产要素中劳动者、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的作用十分重视,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来关注农民的利益、生产资料的供给和改进、农业科技的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从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面、农业生产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关系处理方面、农业成果分配思路方面探究邓子恢农业管理思想。邓子恢农业管理思想中不仅有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关注,还有对于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关注。

  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邓子恢宝贵的农业思想仍能够为今天农业发展、三农问题解决、乡村振兴提供宝贵经验和智慧。

  关键词:邓子恢,农业思想,价值认识,农业管理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目的和意义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国民经济的根本。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农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决定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否能成功的基础。当前,在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当中,农业农村问题依然是能否顺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为了彻底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让农民安居乐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新时代挖掘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农业思想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子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的专家,他出身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肖区井泉村,出身环境使他对农村有着深刻了解和特别情感。在土地革命初期,他领导了崇义、后田暴动,举起了闽西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大旗,在革命初期中央还未对土地革命政策做出具体规定时,在他的领导下探索出的合理的土地政策便为整个闽西地区的土地分配方法做了重要的指导,在后来的闽西政府和中央苏区政府的任职中,他又对闽西斗争的方法和任务、合作社的发展、苏区财政经济工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和探索。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邓子恢先后领导新四军和中共中原局、华中局的工作,在长期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他掌握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鉴于邓子恢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中央调任他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负责领导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邓子恢农业思想发展趋于成熟和完善的时期,他的农业思想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纵观邓子恢的一生,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农村专家,并形成了丰富的农业思想,为党的农业农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邓子恢农业发展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并结合中国农村实际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中国化的一部分,研究邓子恢的农业思想和政策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对历史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当今的农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1.2研究现状分析

  1.2.1研究概况

  邓子恢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优秀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他在长期的农村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在他的演讲、报告中涉及到许多关于农业发展的思想。对于邓子恢的研究虽然不是热点问题,随着相关学者的不懈努力,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根据笔者的搜集和整理来看,共有700多篇论文和几本邓子恢相关文集和传记。

  从学术着作方面的研究来看,蒋伯英是早期的研究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编写的《邓子恢传》是研究邓子恢生平的较早着作,还有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编写的《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也是比较早的研究邓子恢具体农业思想的着作,到了90年代,出现了李家祥编写的《邓子恢经济思想研究》,陈丕显等人主编的《邓子恢文集》、《回忆邓子恢》、《邓子恢传》三本总述性的着作,其中《邓子恢文集》主要摘录了邓子恢各个时期的讲话和报告,《回忆邓子恢》主要是近代以来的各界人士对邓子恢的回忆性文章合集,《邓子恢传》则记述了邓子恢从出生到逝世76年间的经历。此后还有南云编写的《农民知己邓子恢》于1998年出版。进入21世纪后,对邓子恢的相关研究着作有蒋伯英先生所着的《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是蒋先生继《邓子恢传》后在长期的研究中所出的新作,还有2006年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编撰的《邓子恢画传》,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子恢自述》一书,此书主要收录了邓子恢亲自撰写的自传、回忆录、演讲记录、调查报告和书信共17篇,在近两年的研究中,有为纪念邓子恢诞辰160周年出版的由安徽省宿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写的《邓子恢在淮北一书》,记述了邓子恢同志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卓越贡献。这些专着对邓子恢的研究比较全面客观,包含着丰富的有关邓子恢的农业思想,其中有些专着对其农业思想还进行了专门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从学术论文方面的研究来看,有关邓子恢研究的700多篇学术论文中,专门研究其农业思想的达到30%,这些文章对于邓子恢农业思想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如农业合作化思想、生产责任制思想、土地分配思想、重农重民思想、发展农业科技的思想、水土保持思想、农村所有制问题思想、国营农场发展思想、农村民主思想等等涉及农业农村的各个方面,还有若干篇论文从邓子恢整体农业发展思想的角度梳理了邓子恢的农业思想。这些文献对邓子恢的农业思想做了详尽的研究和论述,是研究邓子恢农业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

  1.2.2学界研究观点综述

  对于邓子恢农业思想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关于农业地位的重要性的研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于邓子恢思想中农业重要性地位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是人民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二是农业是工业的基础,三是农业是出口商品的重要来源,四是农业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邓子恢说:“农业生产是全国人民的‘衣食之源’,是关系五亿农民生活改善的根本问题。”“人是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副食品和许多日用品才能生活下去,这些东西绝大部分是从农业生产出来。如果农业歉收,人民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而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呢?”

  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最早的是刘登科的《邓子恢农业思想初探》,他通过分析邓子恢思想中农业与重工业、轻工业以及人民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论述了农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后人研究中也多采用这种研究思路,比如张晓燕的《邓子恢农业思想探析》,吉林大学黄俊2012年发表的硕士论文《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子恢农业思想论析》,华东师范大学吕红云2007年发表的硕士论文《邓子恢“三农”思想研究》,这些文章都从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农业发展对人民生活提高、工业发展、商品出口、巩固工农联盟四个方面来论述农业的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大连交通大学伯来任于2015年发表的硕士论文《邓子恢农业思想及价值研究(1953-1962)》,这篇文章从农业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入手,进而从邓子恢对传统农本思想的继承发展来论述邓子恢重农思想的理论来源。关于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对农业重要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硕士论文中,发表在期刊上的相关论文还比较少。

  关于农业合作化思想的研究。农业合作化思想是邓子恢农业思想中研究最多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原因、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坚持的原则两个方面,关于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形成的原因,各种各样的论述中都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落后的农村生产力使得将农民组织起来更有利于抵御风险,二是工业化发展需要与之相对应的农业规模化发展,三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把农村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四是邓子恢个人在实践中的经验以及他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使得他能够发展出科学的思想理论,关于农业合作化思想形成原因方面的研究,刘蓬勃在《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探析》中着重从邓子恢的个人品质方面分析了其合作化思想的形成原因:(1)有几十年领导农民斗争和生产的丰富经验。(2)有坚强的群众观念。(3)能坚持实事求是。(4)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5)坚持原则,为人刚直不阿。(6)曾留学日本,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较高的政策水平。许苏静在《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研究》中提出:新中国国情决定了农业要走合作化道路。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原则的问题,邓子恢坚持自愿互利和稳步前进的方针,高化民在《邓子恢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深邃见解》中对邓子恢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总结:坚持循序渐进、逐步过渡的形式。葛旭、李延龄在《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中对合作化发展要循序渐进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1)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合作社的建立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2)农民接受合作社需要一个过程,强行推进会造成群众的抵触心里。(3)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应当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速度相适应。陈亚萍则在《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研究》中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四原则”:(1)坚持自愿原则,禁止任何强迫命令。(2)采取各种过渡形式循序渐进。(3)必须注意各个地区的特殊条件。(4)贯彻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原则。此外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比如刘登科在《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探》中的论述,严晗在《邓子恢农业合作社思想研究》中的论述等等。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的研究。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实质上是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对如何更好地经营合作社的探索,这是邓子恢农业思想当中最具有前瞻性的认识,邓子恢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认识和实践为后来农村改革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关于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方面。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邓子恢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开始主持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5年之前,面对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邓子恢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敏锐地观察到了其中的问题:经营管理不善,劳动组织不好。他提出以分工、包工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可以说邓子恢在合作化运动未人为加速的前期阶段就开始探索如何更好地经营合作社的问题。第二阶段是1955年下半年到1958年大跃进之前,面对包工分工的责任制不能有效地使劳动和产量结合起来的弊端,邓子恢提出了以三包一奖和四固定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三包指包工包产包财务,一奖指奖励超产部分,四固定指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以提高生产小队的生产效率。第三阶段是1962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巩固时期,面对农村经济遭受的巨大挫折,邓子恢提出了以新三包、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这是邓子恢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提出的进一步下放生产经营权到生产小队甚至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思想。对于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的发展过程和内容的研究,学界有很多成果,如时昱的《浅析邓子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李家祥的《邓子恢的农业承包责任制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柏来任的《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探析》,张立梅的《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研究》,范志轩的《试论邓子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这些文章都深入探究了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个别文章很有研究价值,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2.3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目前对于邓子恢农业思想的研究虽然有很多,但研究的视角皆局限于对于邓子恢农业思想中的生产责任制、农业合作化等思想的重点研究,对于一个人农业思想最基础、最本质的部分——即从一个人对于某一事物认识的视角探究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包含的关于农业产业的整体认识、关于农业产业内部各组成部分的认识以及如何协调农业生产中各参与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方面研究不足,尤其邓子恢作为一个农业管理者,更应该从宏观战略的高度来理解农业、统领农业的发展。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显得有些不足。

  目前学界对于邓子恢农业思想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邓子恢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他丰富的农业思想涉及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相关论着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述了他的农村工作经历以及相关农业思想,这些有关农业发展的思想散落在各个历史事件中,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横向梳理和总结。

  1.2.4本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更侧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知识分析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关于农业产业的认识,包括农业产业整体的价值认识,农业内部各部门的价值认识,其中关于农业内部各部门的价值认识的探究更加深入和完善。同时本文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究邓子恢的农业发展思想,能够更好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角度来阐述邓子恢的农业思想。这对于从不同角度了解邓子恢的农业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当今农业发展也有着更加明确的借鉴意义。

  1.3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3.1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创新点,研究的内容以及研究中要用到的各种方法。

  第二章论述邓子恢农业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这部分主要从马恩农业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农业思想出发来探究邓子恢农业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从邓子恢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出发来探究邓子恢农业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第三章主要论述邓子恢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关于农业的价值认识,关于农业内部林牧副渔各部门的价值认识,关于农业生产要素的重视以及农业管理思想。

  第四章主要论述邓子恢农业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对农业产业基础地位认识的当代价值,尊重农业生产规律的当代价值,对人的要素关注的当代价值,发展农业科技与环境保护的当代价值。

  1.3.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邓子恢的农业思想主要包含在遗留下来的有关邓子恢的讲话、文章、谈话、批示等材料当中,搜集、鉴别、整理这些材料,通过对文献的研究,从中提炼出邓子恢的农业思想,从而形成本文的研究。

  2、文本分析方法。通过阅读有关邓子恢的文献和着作,从文本中进行由浅入深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探究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包含着的农业价值思想,深入文本背后的内容。第二章邓子恢农业思想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2.1邓子恢农业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要基于前人思想研究的成果,农业发展思想是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孜孜不倦追求和发展的关乎人类生存和命运的重要思想,邓子恢出生于中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西方的工业社会剧烈转变的年代,其思想的形成是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强烈碰撞下形成的,邓子恢农业思想中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农重民思想,也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管理思想,尤其是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子恢的农业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他的农业思想中不仅有对于农业科技的关注,更有从生产关系方面对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农业进行的探索,其思想中对如何协调农民、生产队、合作社、国家等各方关系的思考体现了邓子恢对于马克思主义农业发展思想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其农业思想的形成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

  2.1.1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关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则

  邓子恢虽然出生于闽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但其很早就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到闽西的穷乡僻壤,邓子恢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新青年》、《新潮》、《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还看到了《共产党宣言》,接触到了新的思想和文化,他和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共同创办了“奇山书社”和《岩声》报,共同学习和宣传新的思想,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也日益深化,马克思主义当中关于农业发展方面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邓子恢对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是邓子恢农业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农业的重要性有着明确的认识,农业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农业作为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解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也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只有当农业劳动有足够的生产率,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时,才可能使其他产业得到发展的支持。”

  列宁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农业的地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展农业呢?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关注,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马恩通过分析德国东部和北部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指出:“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

  此外,在1886年1月思格斯致倍倍尔的信以及恩格斯晚年的《法德农民问题》等着作中都有关于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一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须把小农的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集体占有的思想。对于合作化过程中如何改造小农,马恩提出不能采用暴力的方法,要坚持自愿原则,对此恩格斯指出,如果小农一时“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候,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而当他们一旦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11页.

  邓子恢在这些思想原则的影响下对农业以及农业内部各产业的重要价值和地位进一步做了详细阐述,对农业发展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也提出了系统的看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农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2.1.2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整体农业发展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目的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在旧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要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达到对社会的逐步改造,团结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形态,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占优势的新民主主主义社会形态,再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在农业发展中,也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农业发展政策,新民主主义农业经济是一种否定私有制经济的过渡性经济形态,是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农业经济形态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农业经济形态的过渡阶段,它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农业经济的结构是多元性的经济结构,毛泽东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具体到农业领域,新民主主义农业经济主要由国营农业经济、集体(合作社)农业经济、个体农业经济、资本主义的富农经济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虽然由多种经济成分组成,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所以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发展方向的,这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邓子恢在党的新民主主义农业发展政策的指导下,十分重视国营农业经济和合作社农业经济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的实践和思考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思路和想法,对如何协调农业发展过程中各方关系给出了社会主义的处理原则,保证了农业生产内部的团结。虽然邓子恢与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等在合作社发展速度和规模上有一些分歧,但这些分歧都是基于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分歧,是在党的整体农业发展政策和方向指导下的关于具体实施方法的分歧,邓子恢的农业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整体农业思想框架的指导下形成的。

  2.2邓子恢农业思想形成的实践依据

  邓子恢除了从书本知识中吸取先进的农业发展思想外,更重要的是他在长期的农村发展实践当中深刻地了解了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才能在此基础上结合书本知识和自己的思考做出一系列符合农业发展实际的正确决策,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具体的发展思路和方针政策,推动农业发展思想的创新,邓子恢在指导农业生产的实践中长期处于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岗位,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群众路线,注重发扬民主作风,重视发挥群众智慧,并在自身的不断思考与完善中实现了农业思想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2.2.1邓子恢长期领导农村工作,长期与农民接触,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肖区泉井村中,并在农村中度过了他的幼年时期,家庭的变故使他对旧社会中国农村中农民的悲惨境地有着深刻的体会,二十岁时东渡日本求学,在五四运动前夕重新回到家乡,后来他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并在家乡领导了一系列革命运动,是闽西革命根据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主持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邓子恢领导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是邓子恢在农村实践当中对土地分配问题的深刻思考,对中国共产党土地分配政策有着重要的示范和先行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1年邓子恢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财政部部长,并兼任代理土地部长,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红军长征后,邓子恢留在中央苏区继续领导革命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子恢开始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他在皖南、皖东、淮南、淮北根据地的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领导的民运工作卓有成效,为新四军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主持华中、华东、中原局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一面组织部队迎击国民党的进攻,一面主持解放区的农村土改、农村发展等工作,他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鉴于其在农村工作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卓越的成绩,1952年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负责领导新中国的农村建设工作,在这一时期有关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问题,他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总结,也是其农业思想的成熟时期,总之,不管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邓子恢都长期处于领导农村、农民的岗位上,这些农村工作的经历是他农业思想产生发展的实践基础。

  2.2.2邓子恢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子恢在领导农村工作当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政策和方针,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发展和完善。1953年,为了推进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他在南方走访调查7个省、市和20多个地、县,深入农村了解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在合作化运动由稳步发展转向急躁冒进的关键时刻,他又奔赴南方进行考察,先后在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进行实际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他唿吁合作化发展的速度要遵循稳步发展的原则,急躁冒进不符合发展规律,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在与毛泽东发生分歧后,他虽然无法阻止合作社的过快过热发展,但他仍本着服从中央、真心实意为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大局观尽力弥补这种损失,他先后赴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开展调研,了解这些地区在实现农业高级社状态下的面貌,提出合理的措施来缓解由于合作社过快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隐患。1960年,面对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他又先后赴山西、河北、江苏等地进行调查,了解农村出现问题的根源,了解农民的需求和苦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为后来的《农村六十条》(草案)的出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来他提出的恢复农村经济、巩固人民公社的十点意见也被《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广泛吸收,为克服农村经济的困难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思路。在后来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研究以及责任田等问题上的看法,邓子恢无不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的,虽然很多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但邓子恢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得他能够深入到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去,并在实践中进行思考,从而为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2.2.3邓子恢坚持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唿声,尊重群众意见,发扬民主作风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邓子恢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自然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深有感知,在领导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如何让农业发展思想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所以农业政策的制定只有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才能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刻地了解他们的愿望和需求,才能制定更加正确的决策,只有集思广益,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才能获得更加有效、更加完善的解决办法。坚持群众路线,是邓子恢农业发展思想能够不断获得发展创新的又一动力。作为领导全国农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虽然有众多公务缠身,但他总会抽出时间去农村考察,他不仅听干部汇报,而且直接和农民座谈,到农家和田间,亲自了解生产的实际情况,因此,他能够体察民情,了解农民在想什么,要求什么,从而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农村工作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1955年,他在与广东农民的接触过程中发现“人人讲粮食,户户谈统购”,就感到粮食统购任务对农民造成的压力过大,于是及时提出了调减粮食统购任务的意见。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后,他在与群众、干部交谈了解中发现合作社内部、队与队、队与社员、社员与社员、干部与社员之间普遍地存在着诸多矛盾,于是提出了一系列处理矛盾的原则,提出了要民主办社来化解矛盾,这些在群众中发现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合理解决。除了在了解群众中发现问题继而解决问题外,邓子恢还注重发挥群众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智慧,比如在合作化运动当中农民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而采取的“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两个指标”等创新性的经营管理方式,邓子恢都给予肯定和赞扬,并在各地的农民创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农业发展管理体制。正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才使得邓子恢的农业思想能够不断丰富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坚持成为邓子恢农业思想发展的又一大创新动力。第三章邓子恢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思想,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变革生产关系、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理论思想,也是结合中国独特国情解决农业问题的实际经验总结。邓子恢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农业经济领导工作的人,他的农业政策思想既反映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农业农村工作的总方针,又因其对生产客观规律的重视而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

  3.1邓子恢对农业产业基础地位的认识

  邓子恢长期领导农民进行生产实践,对农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对于农业整体以及农业内部各部门的价值认识。邓子恢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表现地尤为突出,他在主政农村工作部期间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正是对农业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使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保持着认真而谨慎的态度,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当中过急过快的现象,他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稳步前进的方针,但这一方针与毛泽东要求快速完成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产生冲突,邓子恢因此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虽然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在重工业,但绝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这也是在合作化运动中邓子恢一直坚持合作社发展要稳步前进方针的原因。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实质上是两人在协调农工关系上以谁为出发点的争论,邓子恢坚持在巩固、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更好地支持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而毛泽东则更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农业如何更好地为工业服务,而后者极易因过度牺牲农业利益导致农业发展相对落后。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对农业基础地位的价值认识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本身创造的价值上,还表现在其对于农业与工业、农业与商业关系的认识上以农业为基本出发点的思路,他的农业内部各部门综合发展的思想也体现了对于农业产业价值的深刻认识和深度挖掘。

  3.1.1邓子恢对农业的价值认识

  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人民生活提供物质保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虽然更显着地表现在变革土地制度、解放生产力的方面,但同时也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振兴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经济。邓子恢即是在一面领导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一面研究经济政策和苏区生产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面对苏区农业耕作技术落后的现状和军事后勤压力,邓子恢率先在闽西领导设立粮食调剂局,平抑粮价,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加强政府职能积累了经验。同时邓子恢本人也通过闽西落后、艰难的农业生产状况透彻了解到农民的愿望要求。他意识到,“雇农、贫农的生活恶化”,“荒田的生长”,“粮食缺乏、米价生长”对整个苏区经济发展都有负面影响,而人的要素列在首位。邓子恢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是人民生活物质保障的思想。

  此后,在战争中不忘经济工作、重视生产的思想贯穿了邓子恢的工作。1941年,为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邓子恢强调津浦路东地区要“发动春耕、夏收、秋收、冬耕的生产运动,号召民众深耕多耨,挖塘筑坝,开垦荒地,多种杂粮、蔬菜,多喂鸡、鸭、猪、羊,多种棉、麻,购买稻种”1943年,又对淮北区的垦荒夏收、贯彻减租减息法令、维护粮价等一系列工作做出部署。虽然在战争期间发展经济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和后勤问题,辅助军事工作,但邓子恢时刻注意农民的生计,着重点明“群众正渡着饥荒、没饭吃”,不能丢开救荒工作谈民兵;不能“要群众饿着肚子来开会、编队”,指明降低粮价不仅是“增进生产的基本关键”,更首先是“目前贫苦工农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表现出民生为本的价值倾向。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越来越多的解放区要进行土地改革的问题,1947年中共中央工委召开土地会议,邓子恢因故不能到会。为在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方面对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进行补充,他在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土改的基本目的是在经济上发展农村生产力”的看法,将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衡量农村政策与工作的重要标准,因此,他主张一方面“让贫雇农的劳动力能使用到自己的土地上面”,另一方面还要保证中农、新富农的生产力“不会削弱”,生产情绪“不会降低”,“两者同提并重”。可见,邓子恢自觉将农业生产经验中的事实判断转化为价值判断,并提倡依据农业生产是否发展的事实来对农村政策与工作的效用性进行实践的检验。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担任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更是把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概括为“一切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把以往的土地改革、当下的互助合作以及将来的集体化这三个党在不同时期的农村发展政策的目标归结为一点,即都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农业生产是全国人民的衣食来源,是关系五亿农民生活改善的根本问题。”

  他认为,农业不发展,就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除粮食外,支撑人民生活的其他副食日用品以及基本的穿衣绝大部分是从农业上生产出来的,如果人民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那么建设社会主义也无从谈起。1953年,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他提出要照顾农民生产积极性;1957年,他对有些地区少留或不留自留地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其要义还是希望农民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可见,邓子恢从始至终都更重视将人民生活作为农业价值的主体,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对中国农业基本价值关系的认识总是更强调人(农民)的主体地位。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工业化的基础。在农业生产价值关系的认识过程中,邓子恢同样重视国民经济这一价值主体,重视农业对工业化的效用。河南解放初期,邓子恢敏锐地观察到河南经济衰败的原因在于河南的农产品无法外销,农民生活困难,购买力低下,进而影响到工业、商业以至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同中央气象局党员干部交谈时,他反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此号召气象工作主要应为农业服务。在农村工作中,邓子恢也认识到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和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农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原料和资金,为工人提供了粮食。1949年,邓子恢在中共武汉市代表大会上分析新解放的一些华中城市的经济情况时,就对当时城乡交易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现象表示担忧:“农村是工业的主要市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所以这种不正常的剪刀差会损害农村生产,降低农民的购买力,进而造成城市经济的萧条。1950年,邓子恢在武汉市各界代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农村是中国广大的市场,他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指出:

  过去旧中国工业不振商业凋敝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萎缩。固然外货倾销夺去了市场,但最主要的还是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部分削弱了购买力。近百年来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之残酷剥削,特别是国民党二十年来反动统治的压榨掠夺与战争破坏之下,农民穷困至极。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外货倾销,工商业一时也是发展不起来的。

  邓子恢并不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国生产力解放这一矛盾的根本性:“过去我们工商业之所以不能发展,而且日趋衰败,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因此给洋货倾销敞开了大门”,但是“国家的真正独立,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排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尤其是老解放区一万万五千万人口土改的完成,“农民购买力也必然日益提高”,而这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经济工作时需要重视的。

  1953年,邓子恢出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工业化与农业的价值关系认识趋于深化。在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因为,工业化要解决几个问题:要开辟市场,没有销路,工业化不成;要供给原料,没有经济作物,没有原料,不能生产;要粮食供给城市人口,工人要吃饭,没有粮食不行”。

  只有农业发展了,这些工业发展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到满足。四年后,邓子恢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农工关系概括为“农业发展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当时正处于工业生产大跃进高潮的前夜,邓子恢在这次会议报告中不仅指出了农业生产资金积累对工业发展的意义,更表达出社会主义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前提的思想:“我们不能从农村方面积累必要的资金,工业就很难发展”。农业虽然作为工农价值关系的客体,对工业化具备效用性,但“重工业的一部分产品如化肥、抽水机、水车等又直接用于农业生产”,事实上论证了农业这一价值客体的主体化趋势,故而“必须经常保持工农业生产的互相适应”。

  (2)农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邓子恢立足于中国以往以农为主、农民为社会主力军的实际情况,认为农业发展可以解决农民问题,进而建立稳固的工农联盟,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工业化得以进行:“工业化还要有安定的环境,工农联盟不巩固,乡村动荡不安,化不下去。”

  “要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帮助农民解决问题”。

  他强调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时指出,只有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农民才能满意,才能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1956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子恢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作了大会发言,全面分析了农村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提出:“保持工农业发展相适应,对于继续巩固工农联盟,具有决定的意义”,故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3.1.2邓子恢协调农业与工业、商业发展关系的基本思路

  协调农业与工业发展关系的基本思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穷二白,在重工业方面尤其薄弱,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因此国家的基本任务就是工业化,五年建设、五年计划是以重工业为主,那是不是意味着农业发展可以放松了呢?邓子恢说:“农业要和工业化相称。”

  他认为农业发展是工业化的基础,轻工业的原料大多来自农村,产品也大多销往农村地区,重工业的原料虽然靠矿产,但产品是轻工业的装备,轻工业不发展,会造成重工业产品的积压。如果工业化发展过快,农业发展不能跟上工业发展的步伐,农业没有从小生产农业变成大机械农业,就不能解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粮食和市场,这势必会影响工业化的继续发展。而工业化不发展,尤其是重工业不发展,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对农业技术进行改造,就不可能达到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力。邓子恢处理农工关系的思路实质上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工协调发展思路,是要首先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然后才能更好地支持工业。

  协调农业与商业发展关系的基本思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以农为主的国家,农村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农村发展除了要有良好的农业生产能力外,还要有通畅的商业运输网,实现农村与外界的联通与交流,邓子恢号召商业要为农业服务,只有发展商业才能为农产品提供出路,才能将农业生产转换为真正的经济效益。河南解放后,针对如何繁荣河南发展问题,邓子恢对河南经济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在河南经济中农村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对城市的依赖性很大,具有半殖民地原料输出型经济的典型特点,但河南城乡商业系统却因长期战乱遭受破坏,导致农产品无法运销,农民生活困难,城市经济也很萧条,所以为农产品打开销路是河南经济工作的中心,只有发展商业才能更好地为农村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素开始在国内建立起来,在商业贸易上也在各地成立了贸易公司和合作社,邓子恢主政农村工作部期间,对农村商业贸易发展十分重视,他说:“发展贸易合作,加速城乡物资的流转,对农村生产是很重要的。”

  为此他号召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各地贸易公司和合作社的领导,充分发挥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积极作用,通过合作社、贸易公司与农民订立合同的方式畅通农业产品流通渠道,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邓子恢处理农商关系的思路也是以农业为出发点主张商业应为农业服务以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的。

  3.2对农业内部各部门及其关系的认识

  农业生产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农业内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各个生产部门中,邓子恢虽然看重粮食的重要作用,但对于林、牧、副、渔业的价值依然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以粮为主、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是在农业生产实际中所得出的正确认识,是对农业生产规律的尊重。

  3.2.1邓子恢对林、牧、副、渔各部门的价值认识

  对林业的价值认识。邓子恢对林业价值的认识,至少包括其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效用性、对生态环境的效用性、对山区发展的效用性三个方面。恰因“林业不同于农业,农业是当年生产当年收效,林业是几十年、百年才能成材”,所以他认为林业头一个任务是造林、护林,培育森林资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强调发展林业,认为“木材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同时,也是人民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没有木材供应,或者供应不足,将影响国家基本建设,也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山林搞好了是个万宝山。像东北这样的山林富得很,不光有木材,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但他更为重视的还是林业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方面的作用:“一般来说,森林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个国家的气候就比较正常,灾害也比较少,因此,农业就能够获得丰收。否则气候就不正常,农业生产就会经常遇到灾害”。

  他认为,我国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就是因为森林覆盖面积过低。可见,邓子恢认为林业的价值主体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但这种价值关系是通过森林的环境效应来综合实现的。

  邓子恢对林业生产与山区发展的价值关系的认识是辩证的。他既重视林业生产对山区发展的重要性,指出“林业建设是山区生产的一个重点”,“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的生命线”,又重视山区发展对林业生产的影响,因为“山区生产搞不好,就有可能造成森林资源破坏和水土流失的严重现象”。山区发展与林业生产互为价值主体,密不可分。

  对牧业的价值认识。邓子恢对牧业价值的认识,至少包括其为农业与交通提供畜力、为农业提供肥源、为人民提供肉蛋奶食品、为手工业和轻工业发展提供毛皮等原料、为国家提供建设资金几个方面。总体来说,他认为,“牲畜是一种有生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工业基础建立的初期,工业发展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在农业生产和运输中仍在大量使用人畜力。“目前,全国耕畜达五千二百五十一万头,98%以上的农田都靠畜力翻耕。内蒙古和各牧区每年都供应很多耕畜来支援农业生产”。

  所以必须保证耕畜的供应。通过对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征收的屠宰税和牲畜交易税的分析,邓子恢指出畜牧业对财政税收资金累积的贡献,并认为,畜产品作为出口产品有重要价值,故而还是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基于“牧区生产单一化,商品性大”,同时重视发展小家畜,改良畜种,发展畜产品。1957年在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的谈话,他对今后发展畜牧业的展望是:

  表格1邓子恢在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谈今后发展畜牧业的方针

  牧业发展区域牧业发展方向经济结构目标北方草原牧区应在积极而又稳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发展畜牧业,逐步改游牧为定居放牧,实行农牧业结合,兼营畜产品加工业等副业生产以牧业为中心的多种经济山地牧区应在争取粮食自给的基础上,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原则下,积极发展畜牧业农林牧副业相结合的多种经济一般农业区要逐步做到所需牲畜自养自给或部分自给(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上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邓子恢对不同区域牧业价值评价的差异性。他倡导因地制宜引导农业结构趋向健康发展,也是基于这一差异性:牧业对北方草原牧区而言是核心产业,对山地而言,则须预防其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农区则须服务于农业。

  对副业的价值认识。农村副业是广大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其他生产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生产力比较落后,各类乡办小型工厂也被划入农业副业的经营范畴。邓子恢对副业价值的认识至少包括其对分配的效用性、对生产的效用性及对缩小城乡差别的效用性三个方面。

  关于副业对分配的效用性,邓子恢认为中国农民向有经营副业的积极性,主要是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在合作社副业经营方面应该采取“大的集中,小的分散”的方针,要允许社员在完成计划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有自由时间去经营副业。1959年,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大批农民进城抢购副食品,邓子恢力荐毛泽东保留每人留百分之五自留地的原有政策,以便使农民的副食品问题得到解决,甚至可以挤出一部分副食品来供应市场,这样就可以“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

  关于副业对改善农业生产的作用,邓子恢的认识有两个方面:一是副业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改善。他认为要解决农村所大量需要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农药等,如果能通过副业建设达到“自用自制,随坏随修,许多间题迎刃而解”的状态,将解决不少生产资料问题。二是副业可以节省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率,因为乡社可以就近办农产品加工业、肥料制造、自用建筑材料制造等副业。故此,各省各县应当研究如何使地方小工业与当地生产相结合。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山区,一定要想办法“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既降低成本,又节约运输。”

  邓子恢同意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的观点,即乡办工业的发展可以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这些因陋就简、用‘土办法’办起来的中、小型企业,沿着由小到大的规律向前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数变将转成质变。”

  农民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还可以从事工业生产,既可以参加劳动,又可以学习文化知识,事实上提供了一条农村城市化的路径,城乡差别可能由此缩小直至最后消灭。

  对渔业的价值认识。邓子恢对渔业价值的认识,仍是将人民生活作为主要价值主体。由于水产品具有比畜牧业等其他农产品生产见效快的优点,其作为生活资料的优势就极明显:“在目前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发展水产,以增加人民肉食、改善营养,这比之发展畜牧业和油料作物收效更快。”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渔业生产也遭到破坏,产量下降,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于1961年先后两次组织工作组到江浙闽粤以及环渤海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62年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如何解决渔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指出渔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不同,以及水产养殖业与捕捞业的差异,建议中央统一对渔区的供销收购工作,合理解决水面纠纷,多方设法供应渔业生产资料,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建设。

  3.2.2邓子恢协调农业内部各部门关系的思路

  以粮食生产为主,发展多种经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其自身又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在农业内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五大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如何协调农业内部各部门的关系是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重要任务,邓子恢根据其所处的时代提出了处理这些部门的关系的一条思路,那就是以粮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营。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种植业就是农业的基础,种植业生产的粮食与其他部门的产品相比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民生活中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的物质生活资料,邓子恢说:“粮食是人人每天都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只要饭能够吃饱,其他生活资料,如:油、肉、糖、布匹等即使暂时少一点日子还能过得去。”

  同时粮食还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饲料,是农产品加工副业中的基本原料,所以要把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种植业的发展放在首位,邓子恢说:“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必须坚持以增产粮食为重点的方针,不但产粮区应该大量增产粮食,以保证城乡人民食用的供应,保证牲畜发展,就在棉产区和其他经济作物集中产区也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土地来生产粮食,逐步做到粮食全部或大部自给。”

  虽然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但也要重视农业生产内部其他部门的发展,努力形成多种经营的局面。邓子恢说:“我们的农业生产必须以增产粮棉为重点,但同时必须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园艺业、运输业、手工业及其他副业生产。”

  他首先从我国小农经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农民历来都有多种经营的习惯,许多农民因耕地不足只靠种地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从各方面去找活路。第二,林牧副渔各部门生产的产品也是国家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并且一般比粮食的附加值要高,实行多种经营不仅可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多种需要,还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三,农业内部各部门的生产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忽视任何一面都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种植业生产的粮食为其他部门的生产者提供了基本的食物保障,同时也是畜牧业和渔业发展所需饲料的重要来源;发展林业可以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减少自然灾害对其他部门尤其是种植业的影响,林业生产的木材也是重要的材料,可以为其他部门提供制造生产工作所需要的材料;畜牧业中动物的排泄物可以为种植业生产提供肥料,畜力则可以为其他部门生产提供动力;副产品加工生产所需的原料大部分来自农业其他部门,其对简单工具的生产和维修也为其他部门提供了方便;渔业生产的低消耗和高蛋白质产出的特点则可以减轻其他部门的压力,从而减轻土地和环境压力,形成农业内部良好的生产和生态系统。以粮为主,发展多种经营的处理原则既能解决人民吃饱的问题,也能解决吃好的问题,是邓子恢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经验。

  3.3对农业生产要素的重视

  邓子恢在从事革命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对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力量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其在农业生产管理中有着强烈的重民爱民意识倾向,同时他在生产中也十分重视农具、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和改进,这需要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支持。邓子恢对农业生产中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三大生产要素的重视是其在实践中形成的能够促进农业持续高效发展的重要经验。

  3.3.1对劳动者要素的重视

  解放农民才能释放劳动生产力,尊民爱民才能有效促进农业生产。邓子恢出身于农村,他对农民有着天然的感情,但邓子恢的尊民爱民思想更是在农业生产实际当中看到了农民的重要作用,他的尊民爱民思想不只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通过农业发展思想与政策落到了实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目的就是为了从封建压迫下将农民解放出来,实现农村生产力的释放。在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因为传统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力,邓子恢赞同中央关于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决定并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此时的合作社是将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有效地避免了个体劳动者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各种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他说:“今天先限制以致取消封建剥削,减轻资本主义剥削,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进一步取消资本主义剥削,使人民在经济上完全解放,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这体现了邓子恢对于农业生产中如何解放劳动者要素的深入思考。因此他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主张“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尊重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一系列尊民爱民的思想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3.3.2对生产资料要素的重视

  农业生产资料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要素。在解放战争中,大量的新旧解放区急需进行土地改革以巩固人民政权,因为只有土改才能让贫雇农得到足够的土地、牲口、农具等生产资料,掌握了一定的生产资料以后才可以“加工加肥,深耕细作,达到改良土地增加生产的目的。”

  解放前夕,面对国民党留下的一片破败不堪的经济残局,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挑战,在论及新民主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时,邓子恢主张从税收政策上对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料、燃料等给予“特殊照顾”,采取轻税、免税,奖励生产、奖励进口,重税限制出口的政策,他在1949年华中税务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充分供应,以求达到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在经历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后,农业生产虽然得到恢复与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在农业生产资料上主要表现为大农具没有得到有效恢复,总体发展程度还比较落后,邓子恢此时已上任农村工作部部长一职,虽然成绩优异,但他却丝毫不敢懈怠,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布置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时,邓子恢仍把生产资料的供应问题看作是农村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重要任务,他说:“要设法增加农民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各大区反映,牲畜及大农具尚未达到战前水平,只达到八分之八十,小农具增加了,大农具并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第一步要求得恢复,第二步再求得上升。光靠劳动力,不从生产工具方面设法改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就是不稳固的。”

  面对农村主要以旧式农具为主的情况,他要求各区、省、县农业部门负责人要想方设法鼓励农民增加和改善生产资料,鼓励农民添置耕牛、添置农具、增加肥料。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邓子恢更是以一些明确的数值指标把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改进计划确定下来,比如他提出的“五年内计划推广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架马拉犁……现有拖拉机站四十九个,到一九五七年将增至二百至三百个。拥有一万二千台拖拉机……五年内,计划在三点七亿亩土地上推广由国家供应的良种”,在生产资料的改进计划以及一系列农业生产配套设施建设计划提出后,他对五年计划期内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极大的信心,他说:“五年内,由于合作化及一系列的技术改革措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可提高二成,再加上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所增产的粮食,共增加粮食八百八十亿斤;到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量可达四千亿斤以上。”

  邓子恢还十分关注生产资料的修理和维护,他主张兴办乡社工业,负责农具的简单修理与维护,在晚年他还提出耕牛农具折旧制度,无不是对生产资料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农业生产资料的改善会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邓子恢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认识到农业生产资料的改善带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会促使农业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进而促进整个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他指出了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落后情况,他说:“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队伍是什么?还是小农经济,小生产者占极大的优势,靠人力、畜力和旧式农具。”

  农业发展要走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必须要变革落后的小农式的农业生产方式,1953年,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后中央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其中的重要任务,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农村工作部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基本上完成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现有的农民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把现在的个体农民改造为将来的集体农民。”

  那么如何改造呢?他说:“要把现在小生产、小私有的农业改变成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力改变了,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也要改变。使用机器耕种了,农民的私人所有制就必须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场,不然拖拉机用不上。”也就是说,要完成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就必须发展机械化的农业,就必须改进农业生产资料,提高生产力。

  3.3.3对技术要素的重视

  农业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要推动农业科技科研、推广、教育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给予了高度关注。1949年,国家设立农业部,由其中的研究教育司负责农业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相关事项。到1955年,建立了27所部属高等农业院校,其中有研究室10个,发展成约有5460多名教师的农业教学队伍。邓子恢作为农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自然对农业科学技术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方面,他主张建立以农业科学院为司令部并且包括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站的农业科研网,加强农业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他号召农业科技工作者既要总结中国传统耕作经验当中蕴含的科技知识,又要善于学习他国先进经验,同时还要培养自主创造发明的能力。在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方面,他号召农业科学工作者不能只坐在实验室里搞研究,要把推广与技术提高结合起来,不仅要努力研究新的技术,还要努力推广这些技术,只有在实际中推广才能发现新的问题,发现并解决新的问题才能促进农业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在农业科学技术教育方面,他说要“大量培养人才,扩大科学队伍”,面对农业科研队伍人才的缺乏,他感叹到:“农业部门要培养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而今天只有一万多人。如以农业、林业、水利、气象四个部门来计算,共二万多人。现在队伍太小了,而我们的任务很大,怎么办?”

  他主张要大量开办训练班、专科学校、农学院,采用老师带徒弟的传统方式迅速地培养一批科学技术人员。

  3.4邓子恢农业管理思想

  作为农业管理工作者,邓子恢的农业管理思想实质上是对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和调整,农业管理工作主要涉及到如何对待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处理农业生产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思路,处理农业生产成果分配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思路。邓子恢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管理人员,自然要从大局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理以保持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探究邓子恢处理这些问题的思路有利于全面地了解邓子恢的农业发展思想,也能为当今农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邓子恢农业管理思想中还包含着在农业发展中保护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这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意义。

  3.4.1处理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对于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是最基础的内容,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关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但是在改造过程中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过快导致的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化却引起了一系列问题,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成使得原属于个体农民的土地、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迅速变为集体所有,有的社甚至把农民的小农具、家禽也收归集体所有,这大大降低了农民在劳动过程中保护生产资料的责任心,农具、果树损坏、牲畜死亡的现象引起了邓子恢的注意。面对这些问题,邓子恢经过长足深入的思考,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应该采取‘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办法。”

  对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对于耕畜、果树、鱼塘等小型生产资料可以适当让社员饲养、种植、经营,向社员收取报酬,邓子恢把这种管理思路称为“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归集体所有,其余生产资料看情况,不一定是百分之百集体所有。”

  但是邓子恢的正确主张并没有得到最终采纳,随着而来的是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给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邓子恢反复向外界阐述个体经济的必要性,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一般地区自留地生产比集体生产搞得好。这说明,在农业生产力还处于以人畜力经营为主的当前阶段,这种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的。”

  面对外界对于个体经济发展会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邓子恢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状况出发指出:“个体经济的危险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而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能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上政权在我们手里,国民经济的骨干,如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企业等都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邓子恢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小农经济为主的实际情况发展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私有制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发展思路,是对社会主义经营体制富有前瞻性的有益探索,但是在其所生活的时代这种所有制发展思路并不能得到所有人尤其是更高层领导人的认可,邓子恢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探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3.4.2处理农业生产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关系的思路

  农业管理工作中需要处理各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农业管理工作的好坏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农业管理活动中存在的各个主体中,拥有农业发展政策制定权、执行权的农业管理人员是重要的参与主体,邓子恢作为农村工作的管理者,自然要对农业管理工作中各主体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协调指导,以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出现各种矛盾。探究处理这些关系的思路,对于从深层次了解邓子恢农业思想,对于当今农业农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处理各方关系的总体思路。在合作社与互助组之间,在社内社员之间,在社管理委员会与生产队之间,在干部与农民之间都存在着矛盾,要想实现对农业农村的有效管理,就必须合理处理好这些关系,那么处理这些关系应该坚持什么原则呢?邓子恢说:“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处理。”

  他首先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下矛盾性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下虽然普遍存在的矛盾,但却和资本主义社会下剥削与被剥削的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除去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与广大人民要求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之外,其他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各种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农业管理工作中所遇到的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来处理这些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呢?邓子恢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先进的帮助落后的,大的帮助小的,强的帮助弱的。我们要拿这种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社员,教育干部。”

  他号召合作社、互助组、合作社社员之间应该在技术、经验、经济等各方面互相帮助,如互助合作交流会议、互助合作联席会议等,这样才能团结广大的群众,不断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和影响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只有靠社会主义互帮互助的精神才能实现各方之间的互利共赢,从而解决社内外各种各样的矛盾。

  处理国家与合作社、合作社与生产队、合作社与社员关系的思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国民经济的规划指导方面更加有效,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的模式被理解为单纯的计划经济,邓子恢在计划经济的既定政策下并没有把对农业经济的指导统地过死,而是在计划指导下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农业管理内部的四大主体国家、合作社、生产队、农民之间,对于国家与合作社的关系的协调,他说:“一方面要把合作社的主要生产纳入国家的计划指导之下,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合作社经营的独立性。”

  他指出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农业和副业产品太多,受地域性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太大,因此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不能订的太细太死,要留有一定的灵活性,并且国家对合作社应该由规定生产指标到规定征购指标转变,合作社在完成国家的征购指标和履行经济部门的合同义务以外,有权根据实际需要来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国家不要去干涉他们,这样可以大大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对于合作社与生产队、合作社与社员关系的协调,他主张建立合作社从上到下的经营管理制度,要“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必须实行统一经营和集体领导的,合作社管理委员会是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集中领导的机构,对于合作社生产计划的制定、生产资料的使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劳动工分标准的制定、合作社财务工作、全社工作的检查和督导等涉及到合作社全局性整体性的工作都应由合作社管理委员会来负责,而生产队则是合作社组织劳动管理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计划的具体执行者,需要给予一定的权限自主处理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如果合作社只有统一的经营机构,而没有分级管理的生产队,或者有生产队却不给予一定的管理权限,生产队事事都要请示社长,生产队等于虚设,而社管理委员会又无暇顾及,这样就会导致农业生产的混乱。在合作社与社员的经营管理分配上,应该采取“大的集中,小的分散”的方针,合作社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集中力量搞好主要的农业生产和必须集中经营的大宗副业生产,而把其他利于分散经营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都交给社员去分散经营,这样既便于合作社集中精力搞好主要的生产,又便于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增加社员收入,因此,他主张:“在社员按计划完成社所规定的生产任务和规定的劳动日以外,应该允许社员又一定的劳动时间由他们自由支配,去经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生产,而不应该去限制他们。”

  处理农业管理工作者与农民关系的思路。要想实现农业发展,农业管理工作者与农民就需要形成一种和谐共赢的关系,农业管理者对于普通农民有着管理上的优势,所以对于农业管理干部就要求掌握主动权,主动深入接触农民,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在农业合作化时期,邓子恢认为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群众的矛盾是合作社内部矛盾的集中体现,合作社内部各种各样的矛盾,归根结底都与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有关,都源于干部不能协调好与群众的关系,不能让群众满意,主要表现为一些农村干部缺乏民主作风,比如遇事不和群众商量,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不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就自作主张,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的行为,导致社员群众对干部的不满现象,因此广大干部要发扬民主作风,走群众路线,深入到农民当中,邓子恢说:“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要善于听取社员群众的意见,把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意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对比、去取,总结为比较全面的意见。然后通过社员代表大会变成群众的意见,再通过干部领导群众贯彻下去。”

  对于民主作风的培养,除了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以外,还应该建立一套民主制度,定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贫下中农,又有上中农,既有青壮年,又有中老年,既有男社员,又有女社员,既有农业劳动者,又有非农业劳动者,一切都要提交社员代表大会决策,以达到群众对政策的认同,实现合作社的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要想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在农村管理政策上就要面临依靠谁、谁才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主力军的问题,尽管地主富农的剥削属性已经微乎其微,但其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改造,他们也很难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主力军,邓子恢结合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提出农业管理人员在农村发展中要依靠谁、团结谁、警惕谁的思想,他说:“必须紧紧依靠贫农。贫农是我党在乡村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支柱。”

  为什么要依靠贫农呢?因为只有依靠贫农,合作社才能得到最坚决力量的支持,只有依靠贫农,才能有力地团结中农,孤立富农。依靠贫农还必须依靠土改后上升为新中农的老贫农,这样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就可以达到百分之六七十,这些力量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坚定的可靠者。对于上中农,应该做到不侵犯他们的利益,并且巩固地团结他们,因为如果不团结中农,贫农优势地位就无法保证,就会给地主、富农钻空子的机会。对于地主和富农,要积极改造他们,在他们中间还存在着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对这些人要保持应有的警惕,要依靠贫下中农的优势力量对他们进行分化和改造。对农民中各个阶级的不同处理原则是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也是在农村管理政策中如何协调各阶级农民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凝结农村中的绝大多数力量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农业,限制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消极因素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处理农业管理者与科技人员关系的思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在农业生产中也不例外,随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农业产业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这也为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各国都将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目标,邓子恢说:“我们是靠农民的积极性吃饭,但单有这一条还不够,还必须靠农业科学技术吃饭。劳动加科学,增产才有保证。”

  那么在农业管理工作中,如何协调农业管理者和农业科技人员之间的关系呢?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高级复杂的劳动,需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开展工作,对于农业科技,邓子恢说:“地方党政的领导不重视,不加强领导,推广是难的,提高也是难的。现在全国各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乡支部书记都在亲自抓正产。只抓生产不抓科学是不行的,地方党政要重视科学技术,积极培养科技人才,开办科技培训班,组建农业科学研究所,领导、支持和尊重科技人才的创新发展,做好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工作。党政人员要重视和培养科技人员,科技人员也应配合党政人员共同做好农业科技发展工作,农业科技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研究,但是不能只管研究,农业科技工作者还要承担起推广的重任,主要是督促地方党政人员,引起他们的注意,“用各种有效办法争取党政的重视,争取党政负责同志的重视,争取他们对我们科学工作加强领导”,如果地方党政不重视,不采纳新的科技成果,科技人员就应该提出建议,甚至是抗议,邓子恢主张农业科技工作者要定期向党政人员汇报农业科技成果并提出建议,督促地方管理者加强对农业科技的重视,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促进农业科技的提高和推广,才能实现农业的高效发展。

  3.4.3处理农业成果分配中各参与主体利益关系的思路

  农业生产是多方参与的结果,其生产成果也要由多方参与分配,农业生产主要由国家、农村集体以及农民三方参与,在建国后农村集体是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并且在合作社内部又有生产大队、小队等小的生产集体,如何处理这三方利益关系也是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任务,1956年,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速度过快导致农村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邓子恢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他亲自深入农村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后发现,这些问题反映了在农村合作化发展过程当中要求过急、工作过于粗糙、干部管理水平落后等诸多问题,暴露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合作社、社员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复杂矛盾,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邓子恢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国家与合作社、合作社与社员、合作社之间、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农业生产发展中各方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处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处理国家与合作社、农民利益关系的思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国家需要从农业发展获得资金积累,这就与处于生产一线的合作社和农民要求获得更多的利益产生矛盾,针对这一问题,邓子恢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合作社、农民三者关系与旧社会相比的本质变化,他指出新中国已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社会,国家的基本任务和政策法令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因此国家、合作社、农民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同旧社会剥削压迫的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根本利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矛盾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普遍,主要体现在国家积累和农民消费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正确调整国家积累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从农业生产中获得资金积累,这些积累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并最终服务于人民,但是如果从合作社、农民手中拿的过多,就会影响合作社的扩大再生产,影响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导致降低,这将会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在国家与合作社、农民的利益分配当中,既要保证国家的积累,又要注意留给合作社与农民的部分不至于太少,这就需要在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分配比例,只有这样才能既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又考虑到农民的当前利益。

  处理合作社中的队与队、村与村之间利益关系的思路。合作社是农业集体生产的基本单位,在合作社内部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自然村和生产队,有些村土地少、产量低,又没有或者只有较少的的林木果树,就成为穷村,有些村土地多、产量高,又有林木果树收入,就成为富村,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合作社之下,实行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的政策,如何对经济发展不同的的各个村和队之间的利益进行分配,就成为保持合作社内部团结发展的重要任务,针对这一问题,邓子恢首先分析了穷村穷队和富村富队产生的原因,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富村富队之所以富裕是当地农民辛勤劳动以及优越的自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并不是剥削导致的原因,穷村穷队之所以穷是由于较差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农业发展,加之地主长期剥削导致农田水利建设落后,导致农业发展滞后,不管是穷村穷队还是富村富队,都是历史上客观发展的结果,富村富队的富裕从性质上来说是非剥削性质的,穷村穷队的贫穷也是受制于客观的环境,处理二者的关系时要坚持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原则,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采取专政的办法,同时考虑到历史因素以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也不能在各村各队之间搞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要采取双方兼顾的原则,既要照顾富村富队,使其保持较多的收入,不能比过去的收入要少,也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适当地像穷村穷队倾斜,在生产上给予帮助,以便使穷村穷队在生产上逐渐赶上富村富队,这样就可以双方兼顾,缓和矛盾,保持合作社内部的团结。

  处理合作社与社员利益关系的思路。对于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矛盾,邓子恢认为是社员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在收益分配上,社干部从合作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多扣少分”,而社员从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出发,要求“少扣多分”,在自留地问题上,社干部主张少留甚至不留,而社员主张多留。针对这一矛盾,邓子恢从社员与合作社二者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权衡和分析,他说:“社员之所以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生产,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收入能够逐年增加,生活能够逐年改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处理不适当,不注意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使大多数社员逐渐增加收入,那么社员就很难自觉地来维护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是如果只顾社员的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把社的纯收入部分都用掉,结果社就不能扩大再生产,就妨碍了集体利益,从而也损害了社员的长远利益,使社员生活永远停留在现在的水平,达不到美好的愿景,那么社员今天可能没有意见,而将来还是要埋怨我们的。”

  所以在处理二者的利益关系时,要照顾好社员的个人利益,也要使合作社有一定的积累资金供其发展,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要坚持“社员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处理社员与社员之间利益分配的思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是为了消灭剥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合作社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代表,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就要求在分配上要做到公平合理,要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并且对于五保户、困难户等劳力缺乏的家庭要适当照顾,要从公社的公益金中提取一部分帮助这些困难家庭。邓子恢倡导的按劳分配并不是机械的按劳分配,而是要结合合作社社员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配,而实现合理分配的前提就是合理安排劳动分工。邓子恢通过分析合作社内社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社员之间存在入社生产资料不同、劳力强弱、子女多少、技术高低、农业与非农劳动等的不同,对这些劳动力不合理的利用会导致社员之间利益分配的失衡,是各种各样矛盾产生的根源,为此邓子恢主张“要在合作社的劳动分工上,贯彻统筹兼顾,逐户安排,用其所长,各得其所的方针。”

  他主张对劳力少、子女多因而收入减少的困难户要从“户包块”上给以照顾,把一定地块给他们包工包产,使其家中的全劳力、半劳力都能用上,并方便利用其他时间多做农活以增加收入;对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如种果园、养鱼、养桑等农活,要适当提高技术工分,以此来弥补这类社员因工分不合理导致的收入减少;对于以前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如泥水匠、木匠、裁缝、小贩等,因为对农业劳动不熟练而收入减少,要恢复他们的本业,组成手工业生产队,对他们的工分定额也要另行制订,不与农业工分混在一起,以此保障他们的收入;对于上中农和贫农、下中农由于入社生产资料的不同导致的利益冲突上,邓子恢反对一些人提出的可以不团结上中农的观点,他主张在巩固合作社的过程中要继续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去联合上中农的”阶级路线,要通过互惠互利、民主协商的原则妥善处理这一问题,适当提高社员入社生产资料的作价,价款也应当按期归还或采取保本付息的办法来安定人心,这样才能促进贫农、下中农社员与上中农社员的团结。

  3.4.4处理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关系的思路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保护环境才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水是生命之源,土是生存之本,水土资源是一切生物和动物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农业生产在所有的产业中受自然条件影响最大,所以水土资源是农业生产的最根本条件,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以此来获得更高的农业产量,而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现农业生产最终都要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虽然自然环境有自我修复的机制,但如果农业生产与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超过自然的修复速度,就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失衡,最终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环境问题主要以水土流失为主,邓子恢出身于闽西山区,对山区水土流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在其主政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初期,就意识到保护山林防止水土流失的重要性,他主持起草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涉及生态建设的法令——《闽西苏区山林法令》,最早将山林生态建设列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先后出席了两次全国水利大会,对为什么要进行水土保持、如何进行水土保持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与水土保持的密切关系,指出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是农业获得稳定持续的发展的前提,必须用各种措施来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在农业生产中也不能毫无节制,要注意采用各种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这样才能实现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和谐发展。

  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上人为活动的破坏,水土流失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政府,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森林砍伐导致的严重水土流失问题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破坏,邓子恢决心将水土保持问题作为重要的生态保护任务,关于水土保持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他从农业生产所需的自然环境指出:“作好水土保持就保住了土”、“作好水土保持就保住了肥”、“作好水土保持就蓄住了水”,他认为土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没有土就不能种庄稼,也不能种树和种草,没有草就没有饲料,许多地方做好水土保持,土壤就不被冲刷了,只有有了土壤这个根本的条件,农业生产才能得到发展,作好水土保持,表土中的土壤肥料就可以保存下来,表土中的腐殖质透水性和蓄水性能很好,水从地表渗透到下层,就变成了地下水,因此作好水土保持就蓄住了水,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水土资源,这在山区农业生产中尤其如此,做好水土保持还可以减少平原地区的洪涝灾害,如果水土保持不好,上游下来的洪水就会一泻千里,直接对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面对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邓子恢认为只有首先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各种自然灾害,他说:“造成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基本原因是水土流失,林地太少,全国960万平方公里,森林只占8%左右,没有树木没有草,土地缺乏被覆,水一下来就从地面流跑了,土壤干旱,不能蒸发大量水汽,因此雨水少。因此,在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前提下,再加上挖塘、修库、开渠,全国气候将要大大改变,在一般情况下,就可以减少洪、涝、雹、风、虫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只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在农业生产中也要注意环境的保护,防止因过度开发而造成的水土流失,邓子恢主张在农业生产中严禁毁林为地,毁者犯法要惩罚,不要过分强调私人开荒,不合理的小片开荒容易引起水土流失,要鼓励合作社有计划的开荒,各省各县都要采取措施防止开荒破坏水土,在有坡度的地方开荒要一律修梯田,否则不准开荒,要采取各种农业技术措施防止水土流失,比如实行深耕和雨后中耕加强土壤吸收雨水的能力,实行增施肥料和作物轮作加强土壤结构,实行横坡耕作,在休闲地上犁水平沟,停耕陡坡,改为在陡坡上植树种草等技术措施。在林业工作中要大力造林、护林、育林来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要把木材采伐和造林工作结合起来,建立木材轮伐区制度,不仅要伐,还要随伐随种以保护森林资源,这样才能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实现林业以及整体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第四章邓子恢农业思想的当代价值

  邓子恢农业思想是邓子恢基于其自身所处时代中农业生产的实践提出的关于如何发展农业的正确认识,虽然随着农业生产实践的发展,当时的农业发展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但邓子恢农业思想中一些基础的认识仍然值得当今的农业管理者加以借鉴,尤其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仍然要放在突出的位置。

  4.1对农业基础地位认识的当代意义

  在邓子恢对农业产业的价值认识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这种认识在当今仍不过时,尤其在当今的中国,农村问题是发展的短板,农村问题的解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如习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

  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土地,但在当今工业化、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业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1/4,尽管如此,农业用地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侵蚀,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在高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每天都有大量的村庄消失,这也意味着农村耕地面积的减少,一些城市是在大量吞噬农村土地前提下实现迅勐扩张的。为了保护耕地,保障农业生产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就必须对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严防死守,“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

  所以,在当今,农业的重要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农业的重要价值仍然不可忽视。

  邓子恢重视农业的价值,除了农业对人民生活的保障作用外,还因为新中国对于工业化的迫切需求,因为工业的发展需要农业提供原料、资金、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能促进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因此农业与工业应该协调发展。邓子恢所处的时代正值工业化的初期,很大程度上需要牺牲农业的发展来为工业发展铺平道路,到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工业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题,在当今城市获得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城乡一体化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指出:“浙江改革开放以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重视‘三农’问题,不脱离农业抓工业化,不脱离‘三农’抓城市化……走出了一条城乡经济相互促进和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新路子。”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子。邓子恢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仍然适用,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4.2重视农业发展规律的当代价值

  农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农业生产关系的发展一定要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邓子恢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办事原则使得他能提出符合当时中国发展实际的农业发展思想,他对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明确的认识,那就是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面貌,所以他特别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地位,特别注重分析在小农经济下农民的特点,他在合作化运动过程当中反对急躁冒进的现象就是看到了农民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困惑甚至是抵触心里,因此在合作化运动中要坚持稳步前进,对农民进行充分的引导和教育,而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人为主观地改变生产关系。在当今时代,农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为了发展新型现代化农业,就要将分散经营的土地变为集约化土地经营,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下创造性地提出了土地流转的思路进行农业发展的创新,面对这一生产关系的重要创新,必须要结合当今农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情况来推进,切不可盲目急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土地流转实践中,必须要求各地区原原本本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又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大跃进,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

  当今的农业发展实践要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原则进行,邓子恢对农业发展规律的把握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4.3对“人”的要素关注的当代价值

  邓子恢对农、林、牧、副、渔及整个第一产业的价值认识表现出较鲜明的理论特色。首先,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他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尤其重视对农业生产状况的调查研究并善于发现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故而其对农业的价值认识既符合各历史阶段党领导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方针,又往往能在具体问题上有所深入;其次,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人的要素的作用极为重视,总是较主动和显着地将人民生活作为农业生产的价值主体;再次,作为一名农民出身,并曾在艰难生产状况下主管农村工作、解决生产问题的卓越领导人,在人民这一价值主体中,他更倾向于强调农民,总是更看重让农业生产的主体率先从农业生产中获益。

  “农,天下之大本也”。然而,在以农业为价值客体的一系列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可能是多元化的。农业既可以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财政收入,也可以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可以为城市建设、国民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不过,从社会生产本身的规律而言,农业这一价值客体为价值主体服务的天然顺序,首先应该是农民、农村,然后才是全社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和农民为全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更应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增进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三农’工作始终,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这是科学发展观‘三农’的核心内容。”

  邓子恢对农业及其各部门产业的价值认识中重视农业生产、更重视农民基本诉求的思想,在工业反哺农业、振兴乡村的新时代,对农村现实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4.4对农业科技的重视与保护环境的当代价值

  邓子恢所处的时代,我国农业发展还十分落后,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但其改变的只是农业发展的生产关系,农业发展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远没有实现,在当时的条件下邓子恢根据实际富有远见性地提出了重视农业科技的思想,在当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要想用有限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实现农业发展的现代化。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山东农科院召开座谈会时表示:“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发展农业科技,要重视农业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建设农业科研机构和院所,培养一批创新型农业科技人才,同时也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让农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有效利用。2012年“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被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新形势下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显得更加重要,要想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培养出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生产的新型农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中的生态问题并不突出,邓子恢所关注的主要是在农业生产力落后条件下过度开发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这里面已经包含着环境保护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思想,防止水土流失实质上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农业生产中的环境问题已不单单是水土流失问题,工业污染、城市污染以及农业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各种化学元素的污染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同等的地位,形成了国家发展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习近平曾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农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习近平还提出了着名的“两山理论”,把“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统一起来,把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起来,在21世纪的今天,邓子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仍然闪耀着光芒。

  结论

  邓子恢农业思想是一个巨大的智慧宝库,是邓子恢在一生的生产实践中对农业发展的思考和感悟。本文着重研究的是邓子恢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从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对农业产业的价值认识和农业管理思想的角度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邓子恢农业思想中农业产业的价值进行了深入发掘,不仅深入到了农业内部各个部门的价值认识当中,而且从农工关系、农商关系等角度反复论证农业产业的重要地位,农业是最古老的生产部门,笔者认为强调农业的重要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是我们时刻需要警醒、时刻需要注意的问题。鉴于邓子恢农业管理者的角色,本文又从农业管理的角度对邓子恢农业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进行了研究,侧重点主要在于研究邓子恢如何管理农业生产中各参与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主要是从人的管理的角度来研究的,邓子恢在管理中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注重在实际工作方法中灵活运用的思维、既顾全集体又关注个人利益的思维、既注重长远利益又考虑当前利益的思维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实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领导者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实际工作经验的灵活掌握和运用,邓子恢不愧为在农村工作中饱经风霜的战士,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提高和深入。对于邓子恢农业思想的研究,不仅是出于对于老一辈革命家的尊重,更是因为邓子恢农业思想中闪耀着的智慧深深吸引着笔者,在半个世纪之后重新翻开这些思想着作,仍能在其中找到可以为当今的农业发展所服务的基本原则和智慧,不得不佩服邓子恢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求真求实的勇气。

  邓子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农村工作专家,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农业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理论,是符合当时中国农业发展实际的思想理论,他的农业发展思想不仅促进了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在生命的最后时期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未放弃对农业发展的执着探索和追求,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祖国的西南边陲秘密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足以见其为了新中国的农业发展、为了追求真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邓子恢在有生之年虽然没能看到农村改革的春风,但其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影响着我们,他的思想中拥有许多前瞻性的认识,例如在工业化一片热潮的形势下仍坚持重视农业的价值并提出工农协调发展的思想,在贫穷落后的社会环境下仍坚持农业科技的投入,在农业生产中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些富有远见性的认识恰恰是其在农村的实际生产实践中通过个人的刻苦钻研获得的认识,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查阅了很多文献和资料,对于邓子恢农业思想研究越深,越能感到其思想之丰富和深邃,远远不是一篇硕士论文就能穷尽的,而且限于笔者能力有限,文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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