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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村镇保护论文 城市边缘区内历史村镇保护方法探讨--以连城村为例

2018-12-19 10:54:31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受到城镇化建设冲击,城市边缘区内历史村镇处在消亡的危险境地。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历史村镇保护,但历史村镇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连城村是中国首批历史村镇之一,面对城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针对连城村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通过实地调研分析提出合理的保护建议、制定科学的规划方案。有效解决连城历史村镇保护发展难题的关键,有利于推动连城村可持续发展。最后总结实践经验,为位于城市边缘区内的历史村镇保护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历史村镇;保护方法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作为一定区域的经济核心,城市不可避免地要对其边缘区进行高速开发与建设,这也就意味着边缘区逐渐向建成区转变,城市边缘区内的历史村镇也在外界刺激下经历着激烈的内部演化。尽管国家相继制定各类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加强历史村镇保护,但目前历史村镇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位于大城市边缘区内的历史村镇。其中不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村镇,其建筑、民俗、环境等都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应当切实进行保护。这些村落如何应对城市化的冲击,尤其是在部分历史村镇于城市扩张过程中不断消亡的事实下,如何在城建用地的拓展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值得深思,大量位于城市边缘区的历史村镇如何进行保护才能不重蹈覆辙,解决问题的急迫性凸显。结合城市与市场需要,提出新的保护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本研究的核心目标。

  1.连城历史名镇现状分析

  1.1 连城的外部环境特征

  (一)优越的区位条件。连城村位于两省三县交界之处,“从明代开始,到抗战胜利止,连城是个手工业和商业较为集中且人气旺盛的物资集散之地。”省道301线纵贯境内南北,南距兰州市红古区仅为30公里,腾达西北铁合金铁路专用线与兰青铁路相接,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连城地处八宝川北端大通河东岸,在南北方向上,处于兰州市区向农村过渡的连结地带(图1)。

  图1 连城村区位图

  (二)丰富的自然资源。山、水是历史村镇环境的灵魂,“中国古代村落选址强调主山龙脉和形势的完整”,“其选址多遵循‘枕山、环水、面屏’的模式”。连城村背面是石屏山(发源于祁连山的支脉),山脊呈西北—东南走向,西面笔架山、北面太平山与之遥相呼应;黄河二级支流大通河(湟水最大支流)由北向南流过,对村落呈环抱之势。连城背倚石屏、西眺笔架、右揽大河、前看平川、“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符合中国传统风水选址观念,拥有山水俱佳的自然景观,东西向借调均有两侧山头作为底景,人居与自然环境融合无间。连城村西侧笔架山,山形优美,是鲁土司衙门与连城老城的主要借景要素。大通河岸高水急,水声依稀可闻,其卵石资源丰富,以奇石著称,是连城村重要的景观资源(图2)。

  图2 村落山水格局分析图

  (三)多元的社会经济。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兰州圈层式扩张明显。由于受到“两山夹一川”的地形影响,城市第二产业发展所需土地供给不足,为其边缘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相较于兰州郊区其他历史村镇而言,连城有硅石、石灰石等20多种矿产资源,是全国闻名的冶金谷。土地和资源优势的双重作用下,腾达西北铁合金公司、连城铝厂、连城电厂等大型企业相继落户连城村,村落附近已形成近16万人的商品流通市场。

  1.2 连城的内部空间特色

  (一)空间结构完整。街巷是构成历史村镇的骨骼,连城村是依据鲁土司衙门和妙因寺自然生长而成,并无特别规制,成自由式布局,主次分明。受到地形条件的制约,连城村主要沿山脉和河流分布,将村落融入自然,加强了空间的延续性,也增强了人与自然的协调性。省道301贯穿整个村落,鲁土司衙门南侧三条西南—东北走向与一条西北—东南走向街巷构成“王”字格局,称为王字街。主街御带街宽阔通畅,其他街巷与主街纵横交织,多呈“丁”字形分布,使整个村落布局错落有致,却又不失其整体性。街巷作为村落的骨架结构,既是当地居民的交通空间,也是展现居民日常生活的群众舞台。王字街以其纵横交织的网格结构充分展现出连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资源。以土路筑成的原始巷道连接着一个个独立院落,“将动态空间与静态空间、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串联契合”,构成了连城村的历史街巷空间(图3)。

  图3 整体空间形态图

  (二)传统建筑丰富。历史上,连城形成了以鲁土司衙门为核心,民居为陪衬,寺观点缀其中的格局。鲁土司衙门建筑群融地方特色于官式建筑之中,是河湟地区建筑风貌的典型代表。妙因寺集汉、藏建筑特点于一身,结合儒家、佛教、道教文化,充分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共存的特质。显教寺大殿面阔5间,进深5间,呈正方形,建筑面积164平方米,殿内天花板绘佛像和坛城、藻井八卦形,内壁周施24攒精雕斗拱,中心绘坛城,十分精美。雷坛位于连城北面,属道教龙门派雷部尊神之庙,现今古建筑仅存大殿和过殿。连城保存有大量的古民居,现有民国前古民居99幢,具有较高价值的民居建筑约50幢,最早为明代,最近是民国末年,最具代表性古民居院落有赵氏民居、袁氏民居、鲁氏民居等(表1)。

  表1 连城村文保单位

  文保单位

  级别文保单位名称

  (公布时间)建筑现状全国

  重点

  文物

  保护

  单位鲁土司衙门(1996年)鲁土司衙门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现为我国土司府第中规模最宏大的建筑群。妙因寺(1996年)该寺初建于明正德六年,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显教寺(2006年)该寺位于连城历史村镇南街,坐北朝南,明永乐九年八月敕谕建寺。雷坛(2006年)位于连城北面,属道教龙门派的雷部尊神之庙。古建筑和前面花园共同组成一个“雷”字。连城镇

  挂牌民居赵氏民居(2011年)始建于民国时期,现为赵氏族人使用。袁氏民居(2011年)始建于民国时期,现为袁氏族人使用。鲁氏民居(2011年)始建于民国时期,现为鲁式族人使用。2. 面临的挑战

  地处兰州市边缘区的连城村,不断受到城镇化带来冲击,面临着村落空心化、传统风貌破坏严重、传统风俗濒临失传等诸多挑战。

  2.1 空心化趋势明显

  城镇化推动了连城产业结构的变化,然而,“产业结构变化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连城村“空心化”趋势日益显现,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经济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革,使村落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近乎瓦解,对历史村镇产生了很大影响。连城铝厂、西北铁合金厂等大型钢铁企业的发展,使连城历史村镇的生产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原本从事农业的青壮年开始进厂打工,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村内传统建筑大多基础设施不完善,水电暖方面存在着安全隐患,村里的产业工人拥有较高收入后,想要过上更舒适、更方便的“城里生活”,就对原有住所“心生弃念”。连城镇政府在历史村镇核心东侧,规划了连城新区,建设了大量的现代化居住楼房,为镇里新一批的产业工人提供商品房,恰好满足了此类“新型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后“既不离开故土,又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的想法。年轻人都搬出了连城村里破旧的传统民居,而选择住上连城新区的楼房,使连城历史村镇内空宅率不断增加,连城历史村镇“核”里就剩下了老人。

  2.2 传统风貌破坏严重

  随着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连城历史村镇不断遭受“建设性和开发性”破坏。网络、电视等信息渠道的畅通使连城历史村镇村民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自然而然地开始追求居住条件的美化,模仿修建自己心目中认可的新式建筑。建筑的更新换代本无可厚非,但是遍访连城村村民,村民普遍认为“人家的房子好”,都向往自己能住上“人家的房子”。因此,连城村民拆了旧居之后,并不是按照原有建筑风貌进行修建,而是选择了与乡土建筑格格不入的“人家的房子”。“以洋代土、以今代古”的新建筑与连城历史建筑、乡土风貌极不协调,使连城历史村镇不伦不类。

  2.3 传统风俗濒临失传

  传统风俗民情是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面对现代化、城镇化的多重挑战,连城村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正遭受各种各样的破坏,“最重要的民俗文化正在加速消逝”,连城独特的民俗文化面临传承危机。由于长期处于鲁土司统治区中心,“连城形成了一套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婚丧嫁娶风俗民情”。每年农历三月初七日,草木苏醒,禾苗初绿,正是踏青访友之良时,连城牛站举行大菩萨庙会,也叫青苗会,是连城最富特色的传统风俗。这些文化传统形成于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是农耕文明的真实见证,也是鲁土司古建筑群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对保护古建筑的完整性及文化的多样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受到城镇化的冲击,加之长期以来连城村的农民对自身历史村镇文化保护价值及其重要性认识不足,重经济轻文化观念越发凸显,大量人口外迁,传统风俗民情后继无人,一些传统风俗正在走向衰落乃至消亡,村民们找不到寄托乡愁之地。

  3 连城村保护与发展策略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引擎。连城村保护发展要以城镇化为契机,规避城镇化给连城村带来的负面效应,探寻合适的发展策略。

  3.1改善人居环境,增强社会活力

  按照连城文物保护单位的层次,将连城村历史村镇保护与发展中应将保护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两个层次。以鲁土司衙门(包括妙因寺)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心的核心保护区内人口密度极低,空心化趋势日益凸显。为此,必须针对人口分布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首当其冲的就是改善和整治鲁土司衙门核心保护区的人居环境,增强连城历史村镇的人气和生机。要逐步整治或搬迁对历史村镇环境有影响的企业单位以缓解历史村镇及周边的用地压力,并在连城历史村镇内部建立新的集中商业用地,沿御带街开设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恢复历史村镇古色古香的店铺风貌,吸引村民开展服务业,适度增加常住人口,提高人口密度(图4)。相反,建设控制区内应以控制为主,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稳定人口密度,控制入住户数和暂住人口规模。依托连城镇新区建设,安置新增人口及外迁人口,形成核心区和控制区协同发展的模式。其次,历史村镇的功能结构按照“一心,两轴、三核”的结构布局:以鲁土司衙门、妙因寺广场为活动中心,激活历史村镇中心,以御带街、显教寺街为东西--南北历史轴线,起中心向外辐射作用。连城小学旧址、雷坛广场、新建村民广场等核心建筑群及其周边的配套设施进行完善,提高连城历史村镇的环境质量(图5)。

  图4 鲁土司衙门街景透视

  图5 连城村整体鸟瞰

  3.2控制建筑风貌,活化文化遗产

  在历史村镇历史建筑保护方面,应制定科学严密的保护计划,对连城建筑风貌、历史环境要素等进行深入挖掘,还原本土文化记忆,全面建立连城村落活态文化资料库,加强“乡土建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保护”。连城村形成了以鲁土司衙门为核心,民居为陪衬、寺观点缀其中的格局。御带街、显教寺街、赤街、南街及周边的传统风貌巷弄,包括鲁土司衙门(包括妙因寺)、显教寺、雷坛等系列历史文化建筑是核心保护区的骨架。连城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结构由“点-轴线-区域”三部分构成,以鲁土司衙门为空间核心,通过轴线向外辐射,连接重要历史建筑,组成相互间的有机整体。要注重历史文脉的延续,对于划入核心保护区内的建筑物、街巷,禁止进行已有保护规划以外的新建或扩建,现有损害连城历史村镇风貌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应予以拆除或改造。处于保护核心区外围的建设控制区,新建的建筑要“控制建筑高度、体量、建筑形式和色彩等”[8],与鲁土司衙门核心保护区的整体风貌相协调。其次,有效结合行政管理和技术处理手段,加强对连城历史村镇的监管,彻底改变以往历史村镇保护开发长期处于监管真空地带的状态,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连城历史村镇文化遗产、风俗民情、自然生态。利用连城村自然历史文化禀赋,逐步开发乡村文化休闲旅游,使村民在开发旅游中增加收入,使传统文化基因获得当代表达,创造良好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3.3保护街巷空间,塑造地域特色

  “街巷空间是体现村落格局极其重要的场所,是村庄的脉络。”[9]连城历史村镇内街道格局大部分尚存,特别是御带街部分地段基本完好,其他部分小尺度巷弄都保留有传统尺度和特色的空间格局,明清及民国时期的街巷、街道、巷弄、水系构成的历史空间结构和肌理地域特色明显。因此,保持连城村传统肌理和村内历史村镇的宜人尺度及空间层次,使之融合贯通是塑造地域特色的重中之重。连城历史村镇的街道巷弄应保持原有的空间尺度,延续现有街道格局和肌理。对以御带街为核心的王字街路面进行恢复原貌式的改造和处理,街道铺砌应采用青石条、小碎石或长条石等具有传统特色的石材(图6);现有公用服务设施不宜照搬现代做法,要鲁土司衙门传统建筑元素或符号,进行设计加工,以突显连城地方传统特色。其次,连城历史村镇内部还布多种具有历史印记的街巷,对于巷道两侧部分质量较好的黄土墙、青砖墙,可以在不影响交通前提下,结合周边的古建筑适当进行修缮,以保存古巷道的原始风貌,在整个历史村镇内形成和谐统一的古街巷路面铺装形式。

  图6 王字街风貌整治改造

  3.4增强村民参与,传承风俗文化

  连城历史村镇具有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多元价值,是连城繁荣发展的根基。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连城历史村镇文化已日趋衰落,甚至出现文化断层现象。为此,必须着力提高村民对连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激发村民自发保护连城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为连城历史村镇保护与发展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通过对连城历史村镇非物质文化传承现状及载体环境的调查、分析及特色性与可发展性评价,确定元宵节社火、酒曲、小调、花儿为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再现和展示连城历史风貌和生活氛围。对这些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置专项基金,培养传承人,使传统风俗民情代代相传。并且“运用文字、照片、录像等方式”,逐步建立连城历史村镇传统艺术、文化节庆、历史文化遗产的村落档案。村民意见和建议对连城历史村镇保护发展至关重要,在连城村内建立有效的监控制度,保证村民表达意见渠道畅通,及时听取村民意见和建议,共同促进连城历史村镇保护发展。利用宣传栏、广告、电视广播、手机短信等媒介,深入连城村村民广泛宣传保护历史村镇的重要性,提高连城村民对历史村镇的认同感,增强他们的文保意识和文化自觉性。

  4.结语

  历史村镇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连城村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历史村镇,至今仍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富有湟水河谷地区文化特色风格的建筑。面对城镇化带来的“村落附近大中型企业带走人”与“保持历史村镇活力要留住人”之间的矛盾,连城历史村镇保护与发展中应依托以鲁土司建筑群为核心资源,加强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充分依托历史村镇优势资源,塑造连城地域特色,增强连城历史村镇活力,实现经济发展与历史村镇保护“双赢”。

  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破解环境问题的方法、实际策略和建议也应运而生。当代中国,环境治理已然成为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意,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环境治理要充分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践,探索一条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环境治理新理路,推动国家、市场、社会的良性互构。“‘国家—市场—社会’三大部门是现代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方式,‘政府—企业—民间’互为前提、相互制约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大面相”。在环境治理中,要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组织架构,推动“国家—市场—社会”三大部门关系的良性互构。

  (一)探索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环境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环境问题尤为复杂,复杂的社会环境、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指出,当前的环境治理困境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的、强制性治理模式往往会造成政府、市场与社会不同程度的失灵,使环境治理陷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无法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模式。这种模式更加强调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协商、平等参与和多中心等,“使环境治理主体能尽可能地发挥最大作用,各主体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构成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治理体系”。

  政府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探索“第三方”治理机制

  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模式强调多元的治理主体取代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主体,使大量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政府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通过制定强有力的措施和实施严格的法律法规来防止和控制环境污染,提供安全的公共产品,保证人民群众拥有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在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层面,政府要继续加强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的批复》等政策文件中,从不同领域对环境治理做出了具体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更高,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环境治理的成本和压力愈来愈大,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对良好生态产品多层次、高品质的需求。因此,在关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治理的重要领域,如水污染治理、雾霾治理、大气治理等方面,政府要利用政策优势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环境治理,推动环保市场的良性发展,确保环境治理的持续性。

  同时,这种多元合作共治机制对政府的政策选择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我国日渐复杂化的社会环境、日趋恶化的自然环境和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的现状,“政府要及时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将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逻辑更多地与多元主体要求参与环境治理的微观机制统一起来,在两者之间寻找到最大福利的平衡点。一方面需要政府在制定生态环境政策、方针、措施时要考虑不同的经济主体、社会团体以及民众的利益,并且要以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公共利益为政策目标,注重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另一方面,政府要更加注重分权,使得从事生态治理的权力主体、权力层次、权力实施手段多元化,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与政府开展有效协商和合作,提高政府生态治理的能力

  在环境治理实践层面,政府要积极探索推进环境治理的第三方机制,“积极开展试点试验”,为全国的环境治理提供可以借鉴的实践经验。“通过购买服务等机制,向企业、社会组织等转移政府职能,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和资源”。此外,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也强调在区域环境治理中建立地方政府统筹合作机制,以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从本质上来看,环境具有公共属性,是典型的公共物品。环境污染问题的“外溢化”和“无界化”使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环境治理方式捉襟见肘。环境治理中应当树立的是全局观,而不是在各自的区域内进行单方面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将经济利益作为各自的核心利益,在利益调整过程中难以保证其公正性和“中立性”,而是陷入到环境利益冲突的纠葛之中。污染问题是超越地区界限的,污染的扩散性与流动性造成了环境污染治理的跨区域性,即使一个地区为防止环境污染而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当地的环境质量仍然会受到相邻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环境污染及治理效果的滞后性与空间关联性也决定了地方政府缺乏长期投入的动力”,这就决定了在环境治理上各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加强有效协作,实行跨区域治理,以免出现各地方政府之间因各自的经济目的而产生恶性竞争,以及各地政府间的“搭便车”行为。

  因而,在企业、政府、公众三者的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应该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但地方政府很难抵制利益的诱惑而制定严格的环境监管标准,毋庸置疑,地方政府必然会用生态环境的提前消费和支付来换取经济利益,倾向选择对自己和本地区发展最有利的策略,与企业采取“合作策略”。

  (2)加强绿色合作,积极承担生态责任

  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主体,企业是最典型的唯利是图的‘经济人’,其目标函数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市场、企业互动之间在明确权责范围的基础上,要发挥市场敏感性、灵活性优势,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推动我国“绿色企业”模式的形成。企业是实现多元合作共治的一个有效载体。因为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

  政府是促进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重要推手。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个人对资源的消耗不会妨碍或减少他们对资源环境的消费,也无法将另外的人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这样一来,新增加的消费人数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消费者就会通过“搭便车”免费“享用”资源环境。企业作为资源环境的最大消费者,必须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由于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在众多的利益主体中,企业是最缺乏治理动机的,这就需要政府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等促进手段推动企业承担生态责任。同时,还要坚持刚性约束和柔性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使生态责任逐步转为市场主体的一种自觉选择。利用差异化的生态税收与补贴手段推动企业开发应用绿色生态技术,降低资源环境成本,达到治理生态环境与增强企业绿色竞争力的双重目的。然而,市场的灵活性和自发性也决定了政府通过税收等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时,往往无法全面了解企业执行成本的详细信息,因此市场机制的间接引导就显得十分必要。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的运用会为企业生态责任的促进带来积极作用。如美国的水质许可证交易、含氯氟烃排放交易,旨在促进企业自觉承担生态责任。

  企业间的绿色合作是规避污染性竞争,推动绿色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率先进入这个领域的企业将拥有较高的绿色竞争力,企业间的绿色合作无疑将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塑造产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环境治理,减缓生态危机。首先,企业间的绿色合作机制有利于资源互补、互利共赢。企业是一个资源集合体,但现实中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势必造成企业资源的富集与稀缺两者状态的并存。在企业绿色合作机制下,企业可以让渡富余资源的使用权,并以最小额投入获得相对短缺的资源,实行资源的优势互补。同时,不同企业和行业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为废物找到下游的“分解者”,通过建立工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使产品原料“物尽其用,用尽其利”,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3)构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公众参与网络

  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环境问题的解决。公众是经济发展的参与主体之一,也是资源消费和环境保护的主体。从时间跨度来讲,环境问题的产生具有滞后性和潜在性,环境决策也总会带有某种风险,要减少风险,增加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是十分必要的。环境保护实践表明,社会公众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源泉,多元合作共治机制中,社会公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传统的治理模式,将社会公众置于现实或潜在的“环境破坏者”的角色预设中,公众参与境治理的渠道相对短缺,导致公众在环境治理中未能发挥其有效的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公众对社会性事务治理的热情度与参与度不断提升,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公众在参与社会性事务治理的手段和能力方面有了进一步增强。当代互联网与新媒体迅猛发展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当前,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到55.8%。我国网民规模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互联网模式不断创新、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加速以及公共服务线上化步伐加快,成为网民规模增长推动力。互联网新媒体时代,多元合作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各类社会主体多渠道多方式高度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互联网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搭建了沟通平台,激发了公众进行合作治理的积极性。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空间,使得组织关系网络化,创新了社会成员表达环境诉求的方式,对资源动员和行动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网络性是互联网社会的显著特征,在这个全球一体的网络空间中,环境信息能够得到及时披露,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媒介技术平等地表达环境诉求、维护环境权益,这就大大提高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有学者提出,这种基于网络的三方合作共治治理模式中,要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活力,以达到政府、市场、公众协同参与环境治理的效果,就要在公共责任与个体责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共同实现的框架下,坚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要确定基本的公民观,这种公民观包括权利本位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等内容,充分调动社会群体和公民的个人参与,才有利于建立多元化的生态治理结构。二是要确立民主公平价值观。民主理念是追求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的根本要求。由生态治理模式变迁而带来的这种价值理性的突破,要求强化各种主体的民主意识以及生态政策中的公正意识。按照结构功能理论,“治理结构越是拥有平等的内涵,公众就越会积极地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反之,公众就会对治理过程表现出冷漠”。只有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各个主体平等参与、协商互助,才能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

  此外,社会环保组织是环境治理的新兴力量,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机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高度组织化程度的社会组织通过对话、协调、合作等方式,发挥着政府、企业、公众三者间的沟通桥梁作用。有学者认为,社会环保组织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强大的组织网络,不仅可以激发社会领域各行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与创造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社会领域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的落实,使社会公众由消极的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转变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者,积极投身于影响政府制定相应政策的思考和建议中,最大限度地考虑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推动“国家—社会—市场”的良性互构

  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中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并立,长期以来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又被视为一个矛盾体。环境问题关系到国家、企业、公众等利益主体之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生态权益之间的博弈,环境治理自然也涉及诸多利益主体的博弈。环境的公共资源属性决定了政府(国家)在环境治理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机制下,实现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功能互补和良性互构。

  首先,根据社会互构论的理路,任何具体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其互构过程的产物。利益共同体与权力国家之间的相互契合是社会与国家互构的一个基点。环境利益是人适应自然的利益关系,它依托于自然界的变化所承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界的变化所影响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公众环境意识觉醒,维权意识增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逐步演变为常态化。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是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只有满足公众的生存发展需求,才会获得公众的政治信赖,社会公众才会全力支持政府的决策。在环境治理中,要推动“国家—社会”的良性互构,国家作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首当其冲地是通过制定强有力的措施和实施严格的法律法规来防止和控制环境污染行为,为社会提供安全的公共产品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从宏观层面保证公众的环境权益。在特定生态工程选址、设计等重大环境工程方面,畅通社会公众参与渠道,适时听取社会公众的的环境诉求,将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社会,如具有潜在环境风险的企业落户问题、垃圾场的具体选址等,引导社会以合理的方式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利益。

  “国家—社会”关系的焦点在于社会资源的配置。生态环境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基础,但我国生态环境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东西部地区差异显著,这就需要国家发挥其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调控作用,促进各利益主体关系的和谐、有序发展。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资源开发中利益主体关系的有效途径,要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体系,通过市场补偿建立多样化的生态补偿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补偿项目实践。坚持政府推进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以“设置生态补偿基金”为依托,运行“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线,实践“生态保护计划”为保障,将政府补偿、市场补偿和社会补偿有机统一起来,促使“国家—社会”的关系向着“国家型塑社会、社会也型塑国家”的良性互构方向发展。

  其次,在竞争激烈、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是企业的宗旨。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企业往往会忽视其行为是否会造成社会公害、环境污染、浪费资源等,损害社会、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同时,企业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期可持续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自利性竞争又是导致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经营理念中,企业环保和企业盈利是相互排斥的,企业环保势必影响企业盈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增加收益,都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环境污染治理处于无政府状态,企业之间的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个企业依据自己掌握的对方信息独立做出决策,最终必然会造成企业间的“囚徒困境”。企业是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但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国家和市场(企业)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国家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是公共性维度,而企业的盈利性决定了它更加关注效率。实际上,在社会互构论的理论体系中,“个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社会与国家、市场与国家等不同主体之间既存在差异、对立和冲突,又彼此适应、协调和整合”。环境治理要在保证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提升效率,让企业在参与环境治理时既能获得社会效益也能提升经济效益。研究者指出,互联网与大数据是当代治理技术变革的引擎,可视化分析、高性能分析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利用,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计算,高效的路线规划和物流渠道,可以有效降低成本。诚然,依托这些新技术将推动环境治理方式的创新,大大降低环境治理的成本,提升企业的效率,促使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样一来,不仅能提高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也将深化“国家—市场”的互构关系。

  最后,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权益意识不断的被唤醒和强化,利益追求已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强大动力。利益分化就是指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利益差异。从本质上讲,利益分化就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打破了以往单一的利益格局,原有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利益差距扩大、利益群体分化、利益竞争激烈、利益矛盾冲突日益显现。公众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在没有确认公众生态权利之前,外部性的问题在供给与消费过程中必然存在,工业化使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危及公众的基本生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切身利益。而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维护自身环境权益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不同利益主体在自身利益实现过程中存在利益矛盾和利益分化。社区公众利益分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失衡,“有些群体的利益获得过高,而有些群体原有利益却丧失了”。人们的共同利益逐渐被忽视,“其必然结果就是作为公共资源的生态资源可能由一小部分人占有和消费,而环境污染的后果则由众人来承担,导致资源过度开采和浪费等现象”。马克思曾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随着利益主体的自主权在不断扩大,“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意识被不断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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