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至周五 | 9:00—22:00

期刊论文网 > 文化历史论文 > 历史论文 > 历史文化研究论文 玉皇庙文化研究综述

历史文化研究论文 玉皇庙文化研究综述

2018-12-18 16:49:44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玉皇庙文化是指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分布于北京军都山和冀北山地一带的草原文化遗存,因在北京延庆县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发掘而得名,在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集中讨论玉皇庙文化命名与包含范围、分期、源流、族属等方面的研究概况。

  【关键词】: 玉皇庙文化,东周考古,分期,族属,综述

  引 言

  玉皇庙文化,“是指两周之际至东周时期分布于北京军都山和冀北山地一带以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一类草原文化遗存”,“因1986-1991年北京延庆县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发掘而得名”。在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中地位尤为重要,“其文化面貌和总体内涵特征,既不同于燕和中原文化,也有别于分布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时代略晚、分布于内蒙古沙漠、草原地带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正因为玉皇庙文化源远流长,风格独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中独树一帜,自发掘以来广受海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各类研究论文专著迭出不穷,而涉及到玉皇庙文化部分内容的相关研究更是难以计数,近年来,随着发掘报告《军都山墓地—玉皇庙》和《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垙》先后出版,更是促进了玉皇庙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有必要对玉皇庙文化的研究现状做一归纳总结。

  目前,学术界关于玉皇庙文化的综述已经有很多优秀著作,如早先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玉皇庙文化部分对于此已经做了详细归纳;已故学者乌恩岳斯图先生在其专著中特别设立了玉皇庙文化一节,做出了相应研究与总结; 而新近,滕铭予老师对玉皇庙文化的研究现状再次做了很好的归纳总结,;在之后,对于玉皇庙文化的研究现状总结最为详尽的当属洪猛博士的博士论文《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其论文第一章绪论部分第二节“玉皇庙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叙述详尽。本文拟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吸收进新论文,并加以条理化整理。

  学术界对于玉皇庙文化的研究可以大概归纳为考古学文化研究、出土器物研究、埋葬习俗研究、社会形态研究、生业方式研究和人种族属研究等几个方面。由于部分研究领域并无出现新的论文,故在此不将重复,本文将集中讨论玉皇庙文化命名与包含范围、分期、源流、族属等方面的研究概况。

  一、玉皇庙文化的命名与包含范围

  早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有的日本学者即已经认识到现今玉皇庙文化范围内的北方文化遗存和周边文化遗存有所区别(江上波夫、水野清一等,见《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1935年。第一章 绪论)。但当时限于时代和条件,并未能把有关遗存划归出来,而是一种似是非是的模糊态度。在此之后的北辛堡墓地、白庙墓地发掘中,有学者已经认识到两者文化性质相似,可能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但限于资料问题,该研究未能进一步深入。而直到198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成立了军都山考古课题组,准备探索冀北山地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以便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解决该文化遗存和燕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匈奴文化的区别问题。开始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发掘,不久之后,苏秉琦先生和当时发掘的负责人靳枫毅有过三次谈话,苏先生当时已经明确指出,葫芦沟墓地、玉皇庙墓地所代表的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燕文化等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在明确认识到该遗存可能属于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时,关于命名与该文化的包含范围的争论由此展开。

  (1)山戎文化说

  该说法由负责发掘的靳枫毅首先提出。靳先生首次公开提出将以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垙等三处墓地为代表的冀北山地一带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以及北辛堡、炮台山、小白阳、白庙等墓地和遗址相关遗存统归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并推断其属于山戎族群,便将有关遗存命名为“山戎文化”。

  靳枫毅先生后来在《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葬制与主要器物特征》一文中,正式将军都山墓地等相关遗存命名为“山戎文化”,并对其诸方面特征进行了系统总结。

  (2)北辛堡文化说

  林沄先生在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驳斥了前文所述“山戎文化”的命名,认为以族称命名考古学文化的方法很不妥当。建议这类遗存按照最早的发现地点命名为“北辛堡文化。

  (3)桃红巴拉文化地方类型说

  韩嘉谷先生认为军都山东周墓地整个器物群的器类和特点,并没有超出河套等地器物群的范围,也未发现能够构成作为独立考古学文化的其他器物。韩先生将整个河套地区的有关遗存命名为“桃红巴拉文化”,因此军都山墓地属于该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4)夏家店上层文化说

  郑绍宗先生讨论山戎时提出:“山戎族大体是活跃在燕山以北到七老图山之间,即今之滦河、潮白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以南、大凌河以西这一广阔山地和丘陵地带”,这一区域内发现的从西周到春秋的遗存应该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因此,按照当时郑先生所划范围,玉皇庙文化等相关遗存当归于夏家店上层文化。

  (5)军都山东周遗存说

  杨建华先生曾经撰文建议,将此类遗址暂时命名为“军都山东周遗存”。但随后杨先生也转向支持玉皇庙文化的名称。

  (6)玉皇庙文化说

  学界第一位提出“玉皇庙文化”的命名的人是佟柱臣先生,他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样,玉皇庙文化又是一样,西边的鄂尔多斯又是一家”,建议“从考古学惯例来看,是不是把玉皇庙遗存定名为‘玉皇庙文化’”。

  2001年,靳枫毅先生接受了佟柱臣先生早前的建议,正式提出“玉皇庙文化”的命名。

  随后,杨建华先生也撰写文章赞同玉皇庙文化的命名。

  靳枫毅先生认为玉皇庙及其附近地域,是该文化当时的中心,且出土文物种类最丰富数量也最多,墓葬规格、随葬品等各个方面都是最发达最典型的,系统阐述了命名缘由。

  此后,玉皇庙文化这一文化命名已经逐渐取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之后的论文专著中,学者大多称之为玉皇庙文化。

  关于玉皇庙文化的包含范围主要争论集中于延庆西拨子、平泉东南沟和凌源五道河子遗存是否属于玉皇庙文化的范围。杨建华早先指出,延庆西拨子窖藏和平泉东南沟遗存均不应属于所谓“军都山东周遗存”。随后进一步通过全面讨论将延庆西拨子、平泉东南沟和凌源五道河子遗存从玉皇庙文化中剔除。目前除了靳枫毅先生持保留意见之外,学术界大都接受了该说法。另外,韩建业先生指出北辛堡墓葬、炮台山墓葬、火焰驹梁墓葬等应属于燕文化遗存,但洪猛研究后认为,“从墓葬形制、墓向、殉牲等葬俗以及流行的北方式服饰品等综合来看,上述墓葬仍应归入玉皇庙文化”。

  二、玉皇庙文化的分期

  在现阶段,玉皇庙文化分期的研究逐步细化,但存在较大出入的重要原因是西拨子、东南沟和五道河子等遗存是否应被纳入玉皇庙文化之中。

  (一)坚持将西拨子、东南沟和五道河子等遗存,纳入玉皇庙文化之中的靳枫毅先生,将玉皇庙文化可分为四期。

  (1)早期以西拨子窖藏和东南沟墓葬为代表,年代跨度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

  (2)中期以玉皇庙、龙庆峡、小白阳、甘子堡墓地以及西梁垙、葫芦沟、梨树沟门墓地部分遗存为代表,年代约当春秋早期至春秋晚期;

  (3)晚期以西梁垙、葫芦沟、梨树沟门墓地部分遗存和炮台山、北辛堡墓地为代表,年代约当战国早期;

  (4)末期以五道河子墓地为代表,年代约当战国中晚期。

  (二)未纳入的学者中,又分为两期说与三期说和四期七段说

  杨建华先生将冀北地区东周时期北方遗存分成三期。

  (1)早期以小白阳、甘子堡、倒拉嘴、龙庆峡M36、军都山早期、三道营子(骆驼梁)、下甸子、苘子沟、窑上等墓葬为代表,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

  (2)晚期以白庙、军都山晚期、龙庆峡M30和M32、黄土坡、梨树沟门等墓葬为代表,年代约当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3)末期以北辛堡、炮台山等墓葬为代表,年代约当战国中期。

  乌恩岳斯图先生将玉皇庙文化分为两期。

  (1)早期以玉皇庙、西梁垙、葫芦沟、小白阳、甘子堡等墓地的早期墓葬为代表,年代约当春秋早、中期;

  (2)晚期以北辛堡、梨树沟门、泥河子、炮台山等墓地为代表,年代约当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四期说的提出者是洪猛博士,他在博士论文及相关论文中将玉皇庙文化分期如下:

  (1)早期,约当春秋中期中晚段至春秋晚期早段。早期早段,以玉皇庙一段遗存、 子沟一段遗存、转山和骆驼梁部分遗存等为代表,年代主要在春秋中期中晚段;早期晚段,以玉皇庙二段遗存、甘子堡一段遗存、 子沟二段遗存等为代表,年代约当春秋晚期早段。

  (2)中期,以玉皇庙三段遗存、葫芦沟一段遗存、西梁垙一段遗存,龙庆峡一段遗存、甘子堡二段遗存、小白阳一段遗存、泥河子遗存、白庙一段遗存、黄土坡部分遗存、五道沟门一段遗存、四道沟门一段遗存、 子沟三段遗存等为代表,年代约当春秋晚期中段。

  (3)晚期,约当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早期。晚期早段,以玉皇庙四段遗存、葫芦沟二段遗存、西梁垙二段遗存、龙庆峡二段遗存、甘子堡三段遗存、小白阳二段遗存、白庙二段遗存、黄土坡部分遗存、五道沟门二段遗存、梨树沟门二段遗存等为代表,年代约当春秋晚期晚段;晚期晚段,以玉皇庙五段遗存、葫芦沟三段遗存、西梁垙三段遗存、甘子堡四段遗存、倒拉嘴遗存、孙家沟遗存、白庙三段遗存、火焰驹梁遗存、梨树沟门三段遗存等为代表,年代约当战国早期,可能主要在战国早期偏早。

  (4)末期,以葫芦沟四段遗存、北辛堡遗存、白庙四段遗存、梨树沟门四段遗存、炮台山遗存等为代表,年代主要在战国中期早段,上限或至战国早期晚段.

  就目前而言,杨建华先生的分期最为得当,而洪猛博士分期最为细致。

  现阶段,随着考古报告的公布,分期的研究热点渐渐转向对于玉皇庙、西梁垙、葫芦沟等墓地的年代研究。靳枫毅先生把玉皇庙墓地分为三期六段,年代跨度自春秋早期到春秋晚期;葫芦沟墓地分为二期三段,年代跨度自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西梁垙墓地分为二期,年代跨度自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朱凤瀚先生在分析玉皇庙墓地中含有中原式铜容器墓葬的年代之后,结合青铜短剑与墓地分布情况,指出该墓地年代范围是春秋中期偏早至春秋晚期。韩建业先生认为玉皇庙墓地一期应当春秋中期,玉皇庙墓地二期以及葫芦沟、西梁垙墓地均应当春秋晚期。滕铭予先生则认为玉皇庙墓地的年代,应当从春秋中期早段到春秋战国之交。这些日渐细化的研究方向应当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学术热点。

  三、玉皇庙文化的源流

  玉皇庙文化的来源问题,大致可以“本地说”、“外来说”两种代表性观点,其中外来说中占绝对优势的是西来说,现分别叙述如下:

  (1)本地起源说

  靳枫毅先生指出,冀北山地、辽西山地以及辽河丘陵地区发现的像青龙抄道沟等商代晚期至商、周之际具有典型北方草原青铜文化风格的青铜器,从风格与内涵特征都与山戎文化青铜器物气息相通,因素相联,意趣相近,以及年代略晚的昌平白浮、建平大荒地等出土的约当西周早期至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青铜短剑与山戎文化遗存出土的大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在形制风格与特征上一脉相承。由此得出,这些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考古资料对于探寻玉皇庙文化的渊源是有意义的线索.

  乌恩岳斯图先生发现,玉皇庙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分布范围相吻合、年代基本衔接,玉皇庙文化大量的直刃匕首式短剑形制和风格是白浮和东南沟类型短剑的发展型式、双耳圈足铜鍑形制和风格与西拨子铜鍑一脉相传,所以,张家园上层文化和玉皇庙文化似乎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

  韩建业先生在研究后推测玉皇庙文化应该主要是在当地畜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由于燕山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西拨子类遗存面貌不清,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玉皇庙文化本地来源问题的探讨.

  洪猛博士在对比了夏家店上层文化、西拨子遗存、北方长城地带中西部有关遗存和境外的相关遗存,得出如下结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很可能是玉皇庙文化的主要来源,而且两者的人种类型相似,很可能大量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成为玉皇庙文化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拨子遗存与玉皇庙文化的直接关系十分密切,存在特殊联系,意味着该遗存很可能是玉皇庙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玉皇庙文化也吸收了一些西部文化,西部文化是构成玉皇庙文化器物来源的重要方面;就目前来看,玉皇庙文化也吸收了些境外青铜器文化的成分,可能受到石板墓文化的影响较多。同时,洪猛博士认为,玉皇庙文化是多源的,这与玉皇庙文化的人种类型并不单一是相吻合的。但洪猛博士特别指出,鉴于玉皇庙文化早期遗存与冀北山地早先文化有更多相似,甚至二者人种类型也较为一致,加之西拨子遗存与玉皇庙文化存在的隐约联系,他更倾向于玉皇庙文化在冀北山地本地起源的可能性.

  (2)外来说

  韩嘉谷先生认为军都山东周墓地整个器物群的器类和特点,并没有超出河套等地器物群的范围,也未发现能够构成作为独立考古学文化的其他器物。韩先生将整个河套地区的有关遗存命名为“桃红巴拉文化”,因此军都山墓地属于该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因为韩先生把桃红巴拉文化的族属推定为白狄,进而认为桃红巴拉文化军都山类型是属于狄人东进的结果.

  林沄先生基本同意所谓的狄人东进说,并且通过“秦式剑”、“虎形牌饰”、“异形釜”等器物所展示的特殊的文化一致性加以重新证明,并勾勒出白狄东迁的考古学线索。

  杨建华先生较早发现将玉皇庙文化的“秦式剑”、“虎形牌饰”与西周晚期的甘肃宁县宇村遗存有相关性联系,随后深入研究“白狄东迁”的有关问题,并从族属、人种、古籍记载、考古遗存等方面,对白狄东迁的过程进行了理论上的构拟。

  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流向,以下面几种观点较为流行:

  (1)北上与西退说

  该说发法主要认为,玉皇庙文化的流向是流入到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之中,并最终融入到了当地文化之中,为当地文化带来了鲜明的玉皇庙文化风格。持此观点的主要是靳枫毅学生。靳先生认为,进入战国早中期,山戎部落向燕山腹地和山背地带退却,建议对这一地区仔细调查、以便寻找山戎文化的最终归宿。另一方面,靳先生同时认为玉皇庙文化的另一种归宿形式是,山戎部族可能逃窜至蒙古高原并与匈奴文化融为一体,并以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一些所谓战国时期或西汉时期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遗存作为例证。

  (2)东进说

  持此观点的主要是杨建华先生、林沄先生。杨先生在谈到玉皇庙文化对东北地区影响时,认为凌源三官甸子、五道河子遗存均发现有玉皇庙文化因素,并指出玉皇庙文化向努鲁尔虎山以东的传播有一个逐渐增多的发展趋势。

  而林沄先生甚至认为,五道河子墓葬很可能是东进的狄人又融合了貊人文化,在当地留下的遗存。

  (3)燕文化说

  此外,很多学者指出,应当注意到,燕文化中具有很多玉皇庙文化的因素,因此在谈论玉皇庙文化的流向时,不能忽略玉皇庙文化流入燕文化这一重要方向。

  比如郑君雷先生在考察战国燕墓的非燕文化因素时,就详细梳理了燕文化陶器中的玉皇庙文化因素;韩建业先生也指出,在战国早中期,冀西北和冀东北的燕文化中多见有玉皇庙文化因素。因此在探寻玉皇庙文化的流向时,燕文化内玉皇庙文化要素的考察不容忽略。

  四、玉皇庙文化的族属

  目前学术界对于玉皇庙文化人群所属于哪个族属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山戎说”和“狄人说”两种具体族属上面,其中狄人说还有更加细微的区分,下就此做一大致归类整理。

  (1)山戎说

  “山戎”说的提出者与主要倡导者均是靳枫毅先生,其多次由玉皇庙文化的生业方式、分布地域、年代跨度以及该文化与山戎对应的唯一性等方面做了系统论述。其后郑绍宗先生、田广金先生等学者对此表示认同,并加以修改完善。。

  (2)狄人说

  与山戎说不同的是,狄人说中,在涉及到具体族群时还有更多分歧与争论,比如有代戎、白狄、代、无终戎等各个差异的,但因大体上认同玉皇庙文化人群属于狄人这一大类别,或者或多或少对于狄人东进的说法有所认同,因此将其归之为一类。

  俞伟超先生在最初尚未确定玉皇庙文化的年代,早先敏锐的指出北辛堡墓葬和白庙墓地属于代戎,进一步认为代戎和白狄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但总体可称之为狄人文化,并将行唐一带的春秋时期遗存定为白狄,明确认为两者不同,首倡狄人说之先河。韩嘉谷先生在河套地区的桃红巴拉文化时,便将其中军都山墓葬归属于属于东进的白狄,并且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河套一带以及从太行山中、北部迤北至滦河流域包括军都山所在的燕山地区的遗存皆属白狄。而林沄先生则鲜明反对山戎文化的提法,他指出以玉皇庙墓地为代表的河北北部桑干河谷中,围绕燕然山的遗存应当是属于被赵国所灭的代国,是某一支狄人建立的国家。而陈平先生认为,军都山遗存归属于北狄系统的无终戎,并认为无终戎与代戎,只是古代同一戎狄部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先后两个不同的称呼而已,在实质一样。另一方面,杨建华先生、滕铭予先生等还都曾举证出玉皇庙文化遗存与狄人文化遗存所具有的特殊文化联系。

  关于狄人说与山戎说,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其一,但目前就文献而言,山戎说破绽较为明显,因为据相关记载,山戎在春秋早中期之际,便遭受中原势力的战争打击而趋向衰落,而与文献记载明显不相一致的是,玉皇庙文化在春秋中期方才兴起。这一点林沄先生早已指出。其二,虽然现今很多学者认可狄人说”,但是论证狄人说时或多或少将中山鲜虞与玉皇庙文化人群为一个族群作为前提,在对比二者遗存相似性中,进而得出玉皇庙文化人群是狄人的结论。但是往往,考古遗存与族群并不一定能构成严丝合缝的对应关系,俞伟超先生将此(北辛堡与白庙遗存)定为代戎,行唐一带的春秋遗存定为白狄,并认为两者不同的做法,不失为审慎之举。

  五、总结

  本文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发表的玉皇庙文化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结合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玉皇庙文化的定义及包含范围、玉皇庙文化的分期、玉皇庙文化的源流和玉皇庙文化的族属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栏目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