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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论文 清末民初镇江救生会解体原因初探

2018-12-14 16:27:33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 要: 镇江西津古渡救生会源于宋代乾道年间,其旧址是国内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中国救捞文物,清代镇江善士蒋豫一家七代人继承其救生精神,以“救涉江复舟者”为宗旨,救生善举影响深远,然而清末民初,救生会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镇江最早解体的慈善机构之一。本文将从经费不足难以维持救生会日常活动、水手杀生现象频发导致渡江环境恶劣、战争破坏等方面对清末民初救生会的解体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镇江现代救生的发展,而且对于我们探求清末民初镇江的社会变化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救生会,解体原因

  1 序言

  我国拥有众多的江河湖泊,水上运输历史悠久,救生文化相伴而生,也有久远的流传。唐宋之前,水运规模小,唐宋以后,水运规模逐渐扩大,民间救生组织也开始发展,到清末,民间救生组织已发展到相当规模,衍生出了类似于现代救助、水上安全监督机构的功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救生会,被誉为现代救助的起源。后来由于镇江小轮业的发展和渡口管理的不断改善,救生会才逐渐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1.1 选题意义

  镇江救生会创设之早,规模之大,影响之广,遗址保存之完好,世所少见,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中国人民历来就有崇善尚义、救死扶伤的优良传统,持续数百年的救生会救生无疑是一种慈悲之举,也是一种壮举,即使在今天,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我国救捞事业而言,依然弥足珍贵。但承受着社会与经济变迁的救生会,注定了其无法改变的衰落命运。

  现如今救生会已成为我国水上搜救传统教育基地,镇江也延续着其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救生精神,但人们仅仅通过参观京口救生会旧址,终究无法领略到昔日江边救生的风采,这让人深感遗憾。研究清代镇江救生会解体的原因,不仅有益于发扬救生会独树一帜的救生精神,全国尽管有数以百计的救生机构,但是镇江救生会与它们相比存在着绝对的优势,而且有利于研究清末民初镇江社会的变迁,开拓对镇江研究的新视角,为当代救生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支持。

  1.2 研究综述

  国内对镇江慈善研究不多,且多以研究慈善特征为主。而对于救生事业的研究成果则较为丰富,如中国救生协会编撰的《水上救生》,介绍了我国静水部分的救生活动及救生机构,内容详实,但只针对静水部分进行讲述。对救生船只的研究,以长江救生红船为主,多以论文形式发表,研究成果丰富。对救生机构的研究,只针对机构的创立和发展进行介绍,缺乏新意。

  对救生会的研究,大致从2000年开始,2002年范然发表了《镇江救生会始末》(《镇江高专学报》2002年1月第15卷第1期),介绍了救生会源于宋代,清代救生会的创立和发展以及清代救生会与宋元明时期官渡的不同性质,并宣扬镇江的救生精神。2005年,又发表了文章《京口救生会与镇江义渡局》(《东南文化》2005年第6期总188期),将救生会与义渡局作出比较,再次强调救生会是专职救生的机构,要注重救生文化的发展,但都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08年,镇江城市考古发现西津渡小码头遗址,才又陆陆续续的出现一些对救生会的研究,其中对救生会的研究居多,但目前学术界对清末民初救生会解体的研究,仅有在范然《镇江救生会始末》(《镇江高专学报》2002年1月第15卷第1期)中提出的由于镇江小轮业的发展和渡口管理的不断改善,救生会被新的救生机构所取代,《京口救生会蒋氏七世年考》(祝瑞洪,《镇江高专学报》2015年 7月第28卷第3期)提到了战争对救生会的创伤之大,直接导致救生会旧址被毁,战后重建产权混乱,《劫后余生》一书则提到救生会重建时执事人取偿于江南,并且由于战乱和屡次发生洪水泛滥和坍岸,救生会的各种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虽然经过再度集资,重整旗鼓,但终未恢复元气。

  对镇江救生会的研究,散见于各种专著和论文,尚缺乏系统的探讨。对于镇江救生事业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2 镇江的救生历史和救生会的兴衰

  2.1 镇江救生的兴起和发展

  水上救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地球71%的表面是江、河、湖、海,人类在生存活动中不免要与水打交道。镇江“一水横陈”,是座地处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的古城,交通方便,历史上镇江的发展,主要依靠的就是航运交通。但辽阔的江面在给镇江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危险,江上的行船,只要遇到大风,一般都难逃倾覆的悲剧。

  镇江最早在唐天宝十年出现渡船倾覆的记录,但未能查找到相关解决办法,到了南宋乾道年间,渡船死人事件频频发生,任镇江郡守的蔡恍寝食不安,他为使过江安全,减少民间渡船超载复溺,特置巨舫,依船大小限额渡客的人数,按先后顺序发船。

  元代,官办救生船使用的同时,渡运也成为了无业游民索财的方式。元代多战事,救生也不被重视,监渡官吏就滥用职权,对过往的客人敲诈勒索、私船主谋财害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元延佑至泰定年,有镇江路总管段廷圭下令整改,他规定渡夫要记录在册,官员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多到渡口巡查,禁止私渡等,由此改善了救生情况。

  明朝则出现了专用救生的船只,并向社会招募水手,修建西津渡石堤,使救生船直抵码头,大大方便了旅客登船,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江水域救助专业队伍。丹徒知县庞时雍在渡口悬榜立石规定:凡遇大风,一律封江禁渡,并明令渡船各立船号,限载乘员,以防船不胜载,造成覆溺,从此以后,渡口翻船的情况明显减少。明末,兴化绅士李长科悯风涛溺人,在玉山下建避风馆,超岸寺僧长镜主之。他们募造救生红船10只以拯溺者,按所救者是活人还是尸体,分别给予奖赏,利济甚众。明末设置的避风馆,僧、民结合,其救生活动长达50年之久。

  明末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士绅在金山脚下设救生红船数艘。救生红船船体为鲜红色,大船船头雕刻有虎头,红船起锚救生时,船夫“噹噹噹 ”敲起大铜锣,渡口各船纷纷让道。凡有事至此及往来旅客中的官绅,各捐俸禄、资财以供造船或买田置市租,用作救生之费。康熙皇帝知道后,大为称赞。经筵讲馆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玉书奉敕于康熙二十五年立《御制操舟说》碑于金山寺,记载此事。[1]

  清代水上救生这一慈善义举在镇江一带长江南北蓬勃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个救生组织,分别是救生会、焦山救生总局和瓜镇义渡总局。

  2.2 清代救生会的创立

  宋元明时期的救生主要是官渡的兼职,而到了清朝,在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也有个别被救人在获救之后,昧着良心向渡夫索要自己掉落的货物,甚至索要超过自己货物价值的钱财,后经官府审问,才说出实话,这就导致渡夫怕被讹诈,不敢在船倾覆的伸出援手,船覆人必亡,这些原因导致民办救生机构的出现。在康熙四十二年,镇江京口蒋元鼎等 15 名乡绅为首,在观音阁创建救生会,救生会的主要职能是江上救生,其条例以救生为中心。如“凡参加江中救助,救活一人,赏给救生人员白金(实际是白银)一两,以资鼓励。对被获救人员中无家可归且身体虚弱者,可暂在会中休养,其费用由会中负责;对有家者,则根据路程远近贴给路费,帮助其返回家乡。遇难而死者,由会中打捞沉尸,且将尸体放在小码头街的“觉修堂”,耽搁几天,供家人认领。如无人指认,则由会中置棺装殓,葬于牌湾义冢之内。”[2]

  救生会的诸多义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纷纷捐资捐款。五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韶关晏公庙旧址,建屋3间作为会址,会中祀晏公像,后又建楼祀文昌神。后来一次江上大风,有一艘船遭遇风浪倾覆,救生会闻讯后立即派出救生船前往救助,救助人员勇猛无比,当即控制住船只,救活一人,救生会旗开得胜,救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美谈。乾隆初年,京口义士蒋豫召集了乐善好施人士全力振兴救生会,他们商定救生人员凡于江中救活一人给赏钱 1200 文,找到浮尸一具奖赏 1150文,他和他的后人连续七代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时间长达 140 年。

  救生会的成立对清代漕运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熙二十六年,清政府“责令江镇道督率文武官,催趱漕船,酌看风色令渡”,[3]同时要求京口总兵官巡视河道,如遇上大风,要求官兵在船上准备,如有江心船只不能靠岸,就前去营救。当时的官府还仿效民间救生船的形式,建造护漕船,停泊于长江南北两岸,如有漕运船遇到风浪,立即出动救助。每船招募技艺精湛的水手、舵手10名,在冬春之际,漕船过江的 3 个月中,每人每月发薪银一两。同时,他们也规定,如过往商客遇险,也要一起救助,不准作壁上观。

  救生会的善举也影响到了沿江官府的作为。丹徒县令冯咏十分关注救生,经常在大风天气,亲自乘坐救助“红船”巡江。康熙四十七年,江苏巡抚奏请皇上建造救生船 12 艘;乾隆四十三年,城壕又增设 8 艘救生船。镇江府则征集民船补充。道光六年,包良巫督造的大型救生船使镇江沿江的救生力量得到加强。道光二十八年,长江沿岸数省连遭水灾,他又在汉口倡导设立“红船”救生。嘉庆年间,仪征人阮元任江西巡抚时所督造的“红船”速度最快,各地纷纷效仿,一时间,江西、安徽以至大江南北到处都有救生“红船”的踪影。

  2.3 清末民初救生会的解体

  救生会产生于康熙年间,并于雍正乾隆时期,善举广为流传,经历了道光年间的多方效仿,于同光初年至光绪年间开始逐渐解体,直至民国初年完成其救生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救生会解体的原因,在范然先生的《镇江救生会始末》中提到战争的伤害,咸丰年间,因连年战火,救生会基址荡然,原有财产也大半遗失。但镇江滨临大江,依旧行船如蚁,一遇风浪,覆溺之惨,目不忍睹,以前全靠救生船只救援保护,这时的救生会却难以相助,直到镇江义士协力扶持,才逐年恢复救生。镇江叠遭战乱,铺缘停止,救生经费仅靠原置大小市房10余处,脊田3区及宁镇木厘局所提木厘,淮南场运局所提引费,颇觉入不敷出。其时,会董李寿源、吴王禹庆苦心经营不辍,勉力支持,备极艰辛。1923年,为改善西津渡至瓜洲渡经常出事的状况,镇江与瓜洲士伸倡议开创轮渡。在马隽卿等人努力下,成立普济轮渡局,购买“普济号”轮渡,使西津渡至瓜洲渡对渡条件大为改善。

  本文试从经济、政治、战争方面对救生会救生会的解体进行探究。

  清末民初镇江救生会解体原因

  3.1 运转经费的不足

  3.1.1 经费来源不稳定

  救生会刚创建时,虽有发起人蒋元鼎等人筹备资金,但要维持常年开支,则需要另有经费来源。支持镇江救生会发展的的经费主要是由民间捐资、政府拨款、置田纳租、存典生息以及房产经营与上新河木捐组成。

  由于帝国主义殖民经济的压迫蹂躏,开埠虽使镇江成为闻名遐迩的大都市,但其经济发展是畸形的,商会组织范围已突破了旧式行会的同业、同乡、同区域的狭小圈子,它代表着本地几乎所有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此同时,新成立的行会也不把目光放在专司救生的救生会上,而是将资金捐献给义渡局,自从有了义渡,大江南北过往的官民商贾甚感方便,由于不收取渡船费,过江的肩挑负贩,引车卖浆者以及广大百姓受惠不浅,在百姓、行会支持义渡局的同时,捐助至救生会的资金日益减少。

  房产经营主要是指投资房产后进行的出租,转让活动以赢取利润。救生会成立之初诸多义举,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慕义者益多,积金日多,各方捐款来源丰裕时,董事们决定购买房产,用于出租,从而获得利润。如同南京救生局也大力投资房地产,积极置办各类市房,与同治年间的县志记载的产业相比,到光绪年间救生局新增东牌楼三坊巷口承恩寺大街等六处市房。与南京救生局情况相似,同治六年,奉道府捐提木厘以济经费,为救生会添置市房,但咸丰战乱后,救生会房屋全毁,船只无存,原有财产大半遗失。辛亥以来,镇江叠遭战乱,铺缘停止,救生经费仅靠原置大小市房10余处,脊田3区及宁镇木厘局所提木厘,淮南场运局所提引费,颇觉入不敷出。

  而上新河木捐是指上新河木商的月捐,这原本是属于南京救生局的,“领帖之木商代收按月送会,由会发给图记、收条”。[4]历经战乱之后,上新河木材贸易转到镇江,原先交给南京救生局的木捐改为厘捐会按照“木码百两,另捐二两”的标准提收之后交给镇江救生会。同治十年,上新河木材贸易重新恢复,救生会士绅上书官方要求重收这部分木捐。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两江总督曾国藩批示: “(木捐)由木厘会统收分拨,仍按镇江章程,每木码百两捐银二两,以一两归镇江救生会,一两归金陵救生局”。[5]因此救生会就只能会的上新河木商一半的月捐。

  3.1.2 经费支出过多

  救生会外来经费减少,加上战乱期间典商逃亡,救生会本金不存,董事们能够维持救生会日常运转已属不易,但当时镇江旱涝,洪水等自然灾害空前密集。据史料记载,在道光三年,苏南和苏北都有发洪水。道光癸未,夏秋之间,江南发大水,地上的水深数尺,沿江田地与居民的房屋都被洪水掩盖,淹死了很多人,救生局绅士在靖安厂捞埋一千有奇,镇江救生会同样为捞埋支出巨大,根据救生会的章程规定,救活一个人赏钱1200文,而捞浮尸一口给奖赏和棺埋费1150文,大约一两白银,对被获救人员中无家可归且身体虚弱者,可暂在会中休养,其费用由会中负责;对有家者,则根据路程远近贴给路费,帮助其返回家乡。遇难而死者,由会中打捞沉尸,且将尸体放在小码头街的“觉修堂”,耽搁几天,供家人认领。如无人指认,则由会中置棺装殓,葬于牌湾义冢之内。这些都需要救生会拿出大量的钱财作为支撑,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客观上促成了镇江众多赈灾慈善组织的产生,但多项资金来源出现短缺,已导致救生会的经济基础被动摇,救生会内部资金问题扩大,极大地限制了救生会的发展。

  3.1.3 绅士贪污及官员私自挪用

  清代镇江的救生制度虽然较完善,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首先,我们从红船水手禀报案情与县衙上报清册之间的虚差,即可感受清代社会积弊之深和官场生态的潜规则对其影响之大,这种现象到了清朝后期更是十分明显。至于红船救生中的“藉票需索、迟延”、私刻《滩规书》来“侵冒勒搕之弊”、“遇有客船往来至滩舟覆,袖手旁观,任其沉溺,止捞捡货物,并不抢救人口,所捞货物,私瞒隐匿,不给原主,反而勒索金资赎取”、“坐视不救”、“朦吞工食,暗减不推”、“每见舟沉救生不至”、“甚至船只俱无工食”、“为书役吞蚀”,[6]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风气中积弊对先进制度的侵蚀,本来民间慈善设立的救生会相对较少功利性,但也有借救生会来获取自己利益的行为,如道光年间就有行为不当的士绅被选为了董事,在任期间中饱私囊的事情。罗晓翔老师在研究晚清南京官办的普育堂投资模式时也指出,会有善堂委员利用职责之便,房屋毁坏严重,产权混乱之机,大量购置房地产,《劫后余生》一书则提到“承办善后,修复各善堂特将本会各处田产竭力清厘,复四处募捐接济,月前奉到环章,仰见执事维持大局,力竭奸谋曷胜,钦荷之至,顷知执事人观有期瞬将更代,深恐此事又有变更,杏荪在湖北开煤,亏折殆尽铤而走险欲,取偿于江南”[7]。不仅如此当时还由于屡次发生洪水泛滥和坍岸,救生会的各种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虽然经过再度集资,重整旗鼓,但终未恢复元气。

  3.2杀生现象的频发

  水手害生杀生是指水手在渡客期间通过胁迫或杀死船客获取船客财物的行为,监渡的官吏中有人滥用职权,以盘诘、路引为借口,向客人讹诈,官员滥用私权,加倍收取渡江的费用,不给则不给上船,于是有很多的渡客选择坐民间的私船,这些私船的船主大多都是无籍得艄工和游民,于是渡客的安全就更加得不到保证,私船主时常将船行至江心水流湍急的地方,然后逼迫渡客拿钱,如果不拿钱就将船倾覆,溺死人的事情时常发生。

  救生会救生是具有公益性的,但机构章程与具体实行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当时不管是官府还是机构都一再强调不能再向救起者索要钱财,不论是专职救生的船只还是帮助救生的渔船都不可以再索取,如果发现有索取这样的行为,则可以举报,对相关人员给予惩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制度运行中的确出现过这种违规的现象。而据《清代巴县档案》记载曾有水手冷眼旁观,任由渡客溺死,然后拾取渡客财物的记录;《岳州救生局志》中也曾有记载“有客船遭风尚未覆,该船不为救护到岸,辄先上船强分几成货物”[7],这种任人溺亡,强取钱物的现象比再索取更加黑暗。

  水手任人溺亡,强取钱物的现象出现,导致渡客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对救生会产生不信任,继而选择私船渡江,若途中出事,还得救生会出船救助,浪费救生资源。

  3.3 义渡机构的创立

  江上虽有救生义举,但平安渡江逐渐成为百姓日常所盼的大事,镇江义渡局是古代水上交通机构,它的宗旨是:“免费载渡南来北往之旅客”[8],义渡局的船虽也是红色,但它主要职能是免费运送渡江旅客,以施行济渡。当然在不妨碍自身安全又顺路的情况下,也兼做救生事宜,镇江义渡局的职责主要在于义渡,其管理条例所涉及的范围也就十分广泛,显得较为务实,成立镇江义渡局的申请,于同治十年报地方政府批准,次年四月建成大船。

  义渡局创立,救生会的救生职能就被削弱了,救生会原本拥有专用救生的小码头,小码头始筑于康熙年间,当时“码头呈上下结构,上面坡台,下部石头踏步,南北长9米,东西宽7米。后来随着江沙淤结,下方踏步被逐步淹埋,同治年间,码头被向上加高1米多,两侧又加筑坡台。后来随着淤沙不断上涨,两侧又被加实一道木桩板墙。”[9]1900年前后,存在了大约200年的小码头被彻底废弃。小码头是救生会和义渡局的专用码头,主要用于救生船只的停泊,但由于长江主泓道发生变化,形成北冲南淤的态势,原来位于江中的金山被淤沙包围,竟逐渐与南岸陆地相连。大约于清代同治初年,西津渡玉山码头(大码头)也终于被淤塞废弃,江渡事宜只能暂迁到救生码头(小码头)施行,但由于救生码头本来规模较小,又加添了江渡任务,使得码头设施难以应付,又因义渡更加为百姓所支持,小码头逐渐用于江渡,直至最终泥沙淤积被弃用。

  3.4 连年战争的破坏

  镇江老百姓将躲避战争称作跑反,清末民初的镇江外患日亟,兵祸连结,百姓在跑反中人心慌慌,道光二十二年,英舰队齐集镇江江面,一场攻城血战即将开始之时,镇江城在清王朝投降路线的束缚下,根本没有做好积极防御的有效措施,“木石油炭火器守城之具一切不备”[10],同时在驻防旗兵副都统海龄的错误思想支配下,采取闭城固守策略保卫镇江。在英舰抵金山之前,就开始禁止运河通航,强令城内居民迁徙内地,从四乡收集家禽、生猪和各种食物,供给城市守军和城郊军营,并将旗营官兵和青州兵调入城内,添布四门,并添设枪炮,昼夜严加防守。闭城后,海龄做了一定的肃奸工作,但因严厉阻止难民迁徙出城,并持民族偏见,肆意扩大索奸,造成满城乱捉乱杀,一度引起恐怖和混乱。城中富户开始外迁,绅士自顾不暇,无力捐助救生会等慈善机构。

  鸦片战争结束刚满十年,镇江又经历了一次长达十二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前五年是太平军占有镇江,屡次打破清军的包围;后七年是清军重占镇江,受到太平军的包围,呈胶着状态,直到天京沦陷,镇江四郊的农民战争烈火才暂时熄灭。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清廷大批裁减湘、淮军,镇江码头上一时出现了不少无家可归的解甲士兵,他们“自兵燹以来,多系外省小划装载,良莠不齐,每见过客带有货财,玩生异念,商民受害,惨不忍言”[11]对此,地方官厅也束手无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侵略军再次进攻镇江,镇江军民激烈的抵抗,在这次战役中英军损失了一百八十五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峻宇重垣,悉成瓦砾,救生会基址荡然,原有财产也大半遗失。

  同治三年,蒋宝在昭关起造楼屋两间以为救生会会所,洋人却将昭关救生会所作领事馆,常镇道许道身谕蒋宝向洋人领取租金,蒋宝力争要保会址,拒绝领取租金。光绪二年,镇江美、英领事馆另址建成后,洋人只得将昭关房屋归还救生会。

  镇江叠遭战乱,铺缘停止,救生经费仅靠原置大小市房10余处,脊田3区及宁镇木厘局所提木厘,淮南场运局所提引费,颇觉入不敷出。历来取守南京必先夺取镇江,从镇江进入大运河,就到达了江南腹地,中国最精华地区的收入才得以掌握,可想而知镇江的地理位置是多么重要。

  3.5 普济轮渡的出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江上出现了新式机轮,它以安全、快捷的特点取代了旧式帆船。民国初年,渡江不再是百姓们性命悠关的大事。在镇江、瓜洲名绅马隽卿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普济轮渡局,购买了大吨位铁壳“普济号”轮渡船,其源于民国十二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瓜洲义渡在焦山段水域不幸发生重大翻船溺水事故,根据记载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主要有摆江的义渡船虽有超载不准航行、遇大风不准航行的禁令,遭遇不幸的罹难者有80多人,江滩上尸体横陈,其中一个待做新娘的溺水者,临终前用长辫子系在放嫁妆的木箱上,令人惨不忍睹,大江南北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瓜洲义渡出事的噩耗不胫而走,时任江苏省都督府民政司司长的马士杰闻讯,凭借自己的声望,一面向招商局临时租来一艘“通济”轮渡临时摆江,一面又邀集镇江、江都、仪征三地知县、士绅陈述灾情。为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江难,倡议建造一艘机器动力轮船,并当即慷慨解囊,这一举动很快起到以德服众之神效,在很短时间内就募捐到4万块大洋。

  在镇江鸿昌机器厂的鼎力支持下,仅用一年多点时间就建成一艘600马力、9丈9尺9寸长,拥有千个座位的钢板船体轮渡,起名“普济”,寓意“普渡众生,同舟共济”。

  普济轮渡的出现减少了船只倾覆事件的发生,渡客的渡江安全得到保证,无船倾覆,无人溺亡,救生会的职能难以发挥作用,救生会逐渐解体,成为镇江救生历史中的一部分。清代的救生是进步的,其相对于宋、元、明时期设立的官渡来说,镇江的救生机构既是民间士绅兴办的慈善机构,同时也是民间兴办的江难救助机构,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它的出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公益性值得广为流传,机构的创办者那艰难创建的勇气,坚忍不拔的毅力,老而弥笃的善心,勤俭办事的作风,为民行善的精神,也应为世人景仰。

  结 论

  清末民初镇江救生会是根植于镇江社会环境中的,因此清末民初镇江经济、政治、军事领域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必然会给救生会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镇江,随着开埠,导致社会经济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救生会的经济基础。受商业发展,小轮业兴盛和运输方式改变的种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救生会几乎完全失去了其救生功能,另一方面救生会的解体是一种兼职救生方式崛起的结果,镇江商业的发展使救生会不在适应社会经济条件,技术的更新,导致救生会难以生存,逐渐失去其重要性。

  就救生会内部而言,会员的中饱私囊以及水手杀生害生情况的出现,使得捐资者更愿意将银两或土地捐献给兼带救生的义渡局,恶劣的渡江环境难以改善等,都促进了普及轮渡的诞生,救生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救生会的诞生是一个进步,对镇江慈善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其机构的创建及管理,

  也给当今慈善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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