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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类论文 民国青年思想状况研究——以《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为例

2018-11-26 14:46:56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 要

  《生活》周刊是主要由邹韬奋主持的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都市通俗生活类杂志之一,其“读者信箱”专栏更是作为周刊的特色栏目吸引了当时广大青年读者的来信。这些形形色色的来信内容集中反映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通中国青年所遇到的求学、职业、婚恋、家庭等社会问题及其在特殊社会背景下受新旧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影响下的行为取向和价值选择。在这一时期,青年群体多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他们在学业方面追求精进,希望获取更高的学历;在职业方面渴望谋求一定的突破,从而跻身中产阶级;在婚姻家庭方面,反对包办婚姻,追求婚恋自主,向往更加自由平等的婚恋关系。总而言之,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青年群体不甘于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渴望通过学业上的成就获取经济上的独立,达到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人生理想。但受限于社会、经济、家庭等方面的影响,这些青年的成长奋斗之路往往多生波折,时感前途无望的愁苦。他们的来信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与局限,亦对同处于人生成长过渡时期的当代青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国青年;思想状况;《生活》周刊;“读者信箱”

  绪论

  (一)选题缘起

  1925年10月11日,《生活》周刊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由黄炎培创刊于上海。该刊最初以宣传职业教育为宗旨和目标,由王志莘任主编。1926年10月24日起,《生活》周刊由邹韬奋接任主编,在其任职期间,力求使刊物成为读者的“好朋友”,选材注重“有趣味有价值”,文风“明显畅快”,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生活》周刊也由此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颇有影响力的都市通俗文化生活类杂志。而由邹韬奋开设的“读者信箱”专栏,也因其真诚切实地为读者解决生活中的疑虑问题而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的来信。这些信件反应了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的具体问题,为我们借以透视当时青年的思想观念提供了一定条件。

  本选题以研究民国时期都市青年的思想状况为主要目的,创新性地以《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为史料基础,研究民国时期青年的求学观念、就业择业观念、婚恋家庭观念等思想状况,据此探讨民国时期都市青年的实际生活状况及其命运。与此同时,民国都市青年的思想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变迁对于青年人群思想观念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研究当下同样身处社会大变迁时代的中国青年的思想状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亦能为当代青年在社会变化中如何把握人生方向提供相应的参考。

  (二)选题研究概况

  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关于民国青年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思想状况的专门研究成果仍然较少。就专著而言,民国青年思想状况的相关研究多作为通史类专著的一部分而存在,如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15卷)以及洪泽主编的《上海研究论丛(第四辑)》等专著都体现了此种研究特点。而就《生活》周刊的相关研究而言,大陆学界对于《生活》杂志的研究大体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报刊新闻学方面。2000年以后,有学者开始从史学的角度对《生活》周刊进行解读。近年来,有部分学者逐渐重视对《生活》周刊史料本身价值的分析,研究方向开始转向于民国社会生活方面,显示出《生活》杂志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总体来说,史学界关于《生活》周刊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存有许多不足之处。目前,学界关于《生活》周刊的研究角度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周韬奋思想在《生活》周刊中的体现;二是从《生活》周刊看民国社会生活;三是《生活》周刊读者信箱研究。

  1.邹韬奋思想在《生活》周刊中的体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时的编辑及办刊思想便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就学术专著而言,余月亭的《韬奋论编辑工作》 余月亭:《韬奋论编辑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以及郝丹丽的《韬奋新论: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 郝丹丽:《韬奋新论: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邹韬奋在编辑《生活》周刊时的编辑思想。就学术论文而言,丁淦林、宁树藩、章玉梅、谭启泰曾合力发文重点分析了邹韬奋的办报经验,认为其在办报过程中思想上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走向进步走向革命” 丁淦林、宁树藩、章玉梅、谭启泰:《从改良走向革命的道路——探讨邹韬奋主编<生活>的经验之一》,《新闻大学》,1984年01期。

  是其取得办刊成功的关键,郑玉冰和程丽红认为邹韬奋的编辑思想具有“创新精神;立足现实,与时俱进;雅俗共赏,力求精警” 郑玉冰,程丽红:《邹韬奋<生活>周刊的编辑思想》,《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05期。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以《生活》周刊为基础分析了邹韬奋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武志勇、孙景峰都指出邹韬奋诚心为读者服务的“读者中心观”,孙景峰更是认为“‘读者中心观’是邹韬奋编辑出版思想的特色与核心所在” 孙景峰:《邹韬奋“读者中心观”及其实践》,《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2期。

  等职业道德思想。丁淦林、高运锋、赵文则从《生活》周刊的广告入手分析了邹韬奋办刊时的广告原则。吴端民、孟维、范晓莉则注重从中看邹韬奋的民众观念。罗国干、赵文还借由《生活》周刊分析了邹韬奋的经营策略。总而言之,有关邹韬奋在主编《生活》周刊时各方面的思想体现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主要内容。由此也可以看出学界历来关于《生活》周刊的研究多以邹韬奋个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活》周刊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史学研究价值。

  2.从《生活》周刊看民国社会生活

  2000年以后,学界对《生活》周刊的研究不再拘泥于围绕邹韬奋的思想或新闻编辑的角度进行,而是呈现出一种基于《生活》周刊史料本身进行解读的研究趋势,并注重从《生活》周刊所体现的民国生活百态中挖掘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而在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变中,以学者赵文最具代表性。据笔者搜集的相关文献中,赵文自2003年以来发表的有关《生活》周刊的文献共计17篇。多篇论文以《生活》周刊为基础分别解读了民国社会的都市青年文化及其理想、上海职员阶层的日常生活及其消费观念,同时还从青年职业指导、青年男女社交、城市青年娱乐休闲等角度分析了《生活》周刊对此的引导作用。而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解读了《生活》周刊中所体现的民国社会生活,如贾佳就以《良友》和《生活》周刊为主解读了民国时期在报刊等媒介引导下“市民读者对新女性形象的文化想象” 贾佳:《<良友>和<生活>周刊:民国都市“新女性”》,《文艺研究》,2010年04期。

  3.《生活》周刊的编辑特色研究

  有关《生活》周刊的编辑特色研究是学界关于《生活》周刊研究的又一重点内容。目前,学界普遍认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中创办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两个栏目不仅是其吸引读者的特色栏目,也是践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宗旨的体现。学者丁淦林、宁树藩、章玉梅、谭启泰就从《生活》周刊的编者与读者、读者群的扩大和抓“一头一尾”(即“小言论”和“读者信箱”两个栏目)等角度阐述了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所具备的创造精神和事业精神。胡文龙、孟晖、贺桂花等人都重点分析了邹韬奋“小言论”栏目的特色,李雯雯侧重从“小言论”栏目解读邹韬奋的青年观,而翟德罡则借“小言论”栏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前后《生活》周刊的抗日主张。

  关于“读者信箱”栏目,学者们主要集中借此栏目对《生活》周刊进行整体的解读,如程彩萍就主要从“读者信箱”专栏解读邹韬奋办刊精神。彭垒则认为邹韬奋和《生活》、《大众生活》的信箱栏目是“中国近代报刊公共领域形成的首次成功尝试” 彭垒:《中国近代报刊公共领域形成的首次成功尝试——邹韬奋和<生活>、<大众生活>的信箱栏目》,《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01期。

  4.现有研究成果评析及建议

  总体看来,学界目前关于《生活》周刊的研究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著作及论文等研究成果数量少且质量有待提高。当前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新闻出版史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且关于《生活》周刊的研究大多依附于邹韬奋个人研究之下,极少将其看作独立的研究对象,对于《生活》周刊内容本身的研究力度严重不足。近年来,尽管以赵文为代表的小部分学者意识到《生活》周刊作为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所记录的内容本身具有的史料研究价值,并从民国社会生活史等方面对其做了一定的解读,但相比于同类民国生活类期刊如《良友》和《妇女杂志》等报纸期刊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言,学界对于《生活》周刊的研究关注度和研究深度都与之有相当大的差距。事实上,《生活》周刊中“读者信箱”栏目密切地吸引了民国时期广大的青年读者,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的都市生活与青年的所思所想,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值得学者对此给予高度的关注。而当前学界关于《生活》读者信箱的研究多集中于新闻编辑的角度,且相关论文研究成果稀少。因此,本人将在借鉴学习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生活》周刊读者信箱的具体内容为蓝本,开展对民国青年求学、就业、婚恋等社会生活思想全面细致的研究,并力求本人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为《生活》周刊的创新性研究所做努力的一小部分。

  (三)选题研究方法及框架设计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以《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个案研究、比较归纳等史学基本研究方法对民国青年的思想状况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研究的梳理确定研究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其次,具体通读史料并进行相关的思考批注,多视角多层次地分析民国青年的思想状况。最后,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运用,综合借助多种理论方法与相关史学成果,整体说明民国时期青年求学就业婚姻等思想观念状况并完成论文。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主要通过对《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两辑原始资料及民国社会和《生活》周刊相关史料的研读分析来进行相应的研究工作。

  一、《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概况

  (一)《生活》周刊概况

  1925年10月11日,《生活》周刊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在职教社主任黄炎培的主持下于上海创刊。周刊自1925年创办伊始至1933年12月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停刊为止,共历时7年,出版刊物8卷共306期(1到6卷为52期,7到8卷为50期)。杂志性质也由最开始的机关刊物转变成为都市文化生活通俗类杂志,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的宗旨发生进一步的转变,成为一份宣传抗日救国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时政性刊物。

  《生活》周刊最初由王志莘作为首期主编,以宣传与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每期出版4开1张,发行1000多份。内容上,《生活》周刊以各地职业教育信息、时事和注重青年修养的文章为主,但由于出身银行专业的王志莘创刊初期经验不足,杂志的宗旨及读者定位不明,资金和人力资源受限,刊物的发行效果及其影响力均不太理想。据邹韬奋回忆称:“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所以这个数量并不算多”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二)《生活》周刊“读者信箱”

  “读者信箱”栏目是《生活》周刊最富特色、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之一,而其诞生也与读者来信息息相关。自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伊始,他便广泛征集读者的办刊意见,并在第二卷第一期刊登了读者礼弘的来信,积极响应其第四点“希望本刊添设通信栏,使读者对于本刊有意见发表的机会” 礼弘:《我所望于生活周刊的几点管见》,《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1926年10月,总第6页。

  的办刊建议,“读者信箱”栏目由此应运而生。从此以后,读者信箱便成为周刊联系读者与编者之间的重要桥梁,其不仅成为广大青年读者发表意见与寻求帮助的有效平台,而且也被邹韬奋视为真诚服务读者的重要手段和改善刊物的重要渠道。邹韬奋也切实贯彻了这种对读者来信高度负责的精神,不管读者来信有多繁杂,邹始终坚持亲自读信并予以回复。在复信中他也十分注重结合实际情况深入浅出的为读者阐明道理,较之其他空泛的说教,这种方式更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从而达到较好的互动效果,信箱栏目也被读者亲切的誉为“人生百面镜”。

  随着《生活》周刊刊物发行量与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广大读者的来信也随之增多。1928年11月,读者来信“平均每日四五十封,1930年11月上升到日均200封,1932年5月份达到每日三四百封以上” 邹韬奋纪念馆编:《邹韬奋研究》第二辑,学林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34页。

  邹韬奋通过创办读者通信栏这一栏目,为读者解决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并将其视为服务群众的途径,与读者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1929年5月2日,读者郑君斐通过阅读《生活》第4卷第22期的启事,得知周刊的投函者日以百计,但受限于篇幅,绝大多数的信件不能为公众所参阅,“即如斯读者之投函,每周当在千数,而贵刊披露只其一二,似难餍喁喁之望”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一辑)》,生活周刊社,1930年05月版,第6页。

  就章节结构而言,邹韬奋和艾寒松根据来信内容的不同将信件进行了大概的分类。第一辑分为四篇共91封来信。其中第一篇“求学”收录有信件18封、第二篇“职业”收录有信件16封、第三篇“婚姻”收录有信件46封、第四篇“杂类”收录有信件11封。第二辑的分类较第一辑更为细腻,共分为六篇135封来信。其中第一篇“求学”共有来信23封,第二篇“职业”共有来信3封,第三篇“婚姻”共有来信66封,第四篇“家庭”共有来信4封,第五篇“疾病”共有来信24封,第六篇“法律”共有来信15封。就内容而言,第二辑收录的信件力求避免与第一辑有所重复,以供读者更好的进行阅读参考。

  总而言之,尽管这些读者来信都已经过编者有意识的筛选,“首尾的客套”和“不重要的话”也被进行了一定的删减以“免耗读者时间”,来信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也避免刊登以保护其隐私。但研究这些读者来信,仍然可以让我们对于来信者的职业、年龄及其生活思想状况有所了解。从以上的篇目分配也不难看出,当时青年读者来信咨询的内容形形色色,集中于学业、职业、婚恋、疾病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在两辑共226封来信中,关于婚恋方面的来信最多,两集共计112封,约占总数的49.6%。尽管无法排除编者在选取信件时的个人主观因素,但婚恋方面的来信数量仍然说明了当时青年在新旧婚姻观念混杂时期对于人生大事的种种困惑心情。而求学、职业和婚姻等信件的多繁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证明了来信者的身份多为处于人生抉择时期的青年群体。

  (四)读者来信群体概况分析

  《生活》周刊最初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发行时,明确以宣传职业教育、进行职业指导、发布就业信息为办刊宗旨,并着重于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因此,其早期的读者大多为城市中的中下层青年职员阶层。1926年《生活》周刊发行部的记录亦可以对此进行佐证,“订阅本周刊者大都为商店工厂中之学徒,与中小学校之学生” 记者:《三年学徒生活》,《生活》周刊第1卷第16期,1926年1月,总第97页。

  二、《外集》所见民国青年求学与职业观念

  自古以来,求学至仕是改变青年命运重要手段,青年时期也是人生求学求知、健全人格的最佳时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得益于一战期间发展壮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和历次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倡导运动,上海等沿海大中型城市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资本的发展为新式学校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而社会分工的日渐细化也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社会青年提供除了市、农、工、商传统行业以外更多的就业选择。在当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往往可以谋取相对高薪的职业。因此,求学就业不仅成为青年实现自我发展价值的重要途径,更成为牵动千家万户现实生活的重要问题。就外集中所见信件而言,两辑中关于求学与职业的来信共有60封,约占总数的26.5%。虽然这部分来信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重,但分析这些来信内容对于我们考察民国二三十年代青年求学就业情况及其学业职业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青年人的求学观念

  整理两辑中关于求学的来信,除少数有关寻求办学建议、学校选取建议等信件外,大部分青年来信都在信中简要的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学历以说明自己在求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41封关于求学问题的信件中,明确表示自己为中学生的读者来信有24封,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青年来信有1封,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来信有2封。据此可以推测出这些读者大多为受过初等以上新式教育的中学生或辍学青年,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对读书求知的重要性也有了较为深刻理性的认识,但苦于时局动荡,教育政策与家庭经济条件方面的限制,这些青年的求学之路往往充满艰辛。

  1.青年求学的困难与动机

  从古至今,在“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下,读书做官一直是我国无数学子求学读书的直接动力来源。进入民国以后,虽然科举制度早已废除,读书与至仕之间也少了许多必然的关联,但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学校教育仍然是他们接受社会新思想,提升个人修养,实现人生抱负,寻求理想职业的最佳途径。通过对来信内容的分析,整体上,大多数青年均对学业始终抱有极大地热情,他们积极追求求学的机会,视求学为充实完善自我、获取专门技能和求取经济独立的必经之路。但就具体的求学动机来说,不同境遇下的青年读者之间仍存有一些差别,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对于大部分已经辍学就职的青年来说,他们虽有升学的志愿,但缺少升学的环境,许多青年迫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学业,早早踏入社会求职谋生。但由于缺乏显赫的权势和高深的学识,他们难以成为薪俸优厚的高官或专家学者,大多数人所谋求的工作多为商场学徒或产业工人等中下层职业,薪资微薄且日夜操劳,生活上的困苦使不少人精神上仍对学校生活充满向往之情。正如一名读者在信中所言:“我是一名未满十八岁的工人,当我在十六岁的那年,方才进了本埠唐山路cc中学二年,就因为家庭中经济上的不允许,离了那校……投考入闸北宝山路一家大印刷厂所里当工人(学生),每月的月薪,也微少得很,只能够自己赚来,自己用去,过些苦生活……就是做了十年、二十年,也是只有三四十元的一月月薪……我自从入了那家大印刷所后,便无时无刻不在愁城里过生活,好像入了牢狱一般,处处觉得是烦闷,忧虑,痛苦,寂寞,没有一天是快活”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一辑)》,生活周刊社,1930年05月版,第30~31页。

  由此可见,平民化教育的难以普及和社会对于低学历者的不容纳常常令这些学业受阻的年轻人进退皆困,多感前途无望的愁苦。因此,重新学取知识便成为他们改变目前苦闷、枯燥境遇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职业青年选择夜校等职业学校作为自己补习英文、学习珠算的学习场所。而他们求学的直接目的也更多的出于现实考虑,希望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技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其次,对于许多尚未踏足社会生活,但因经济问题难以继续学业,即将失学的青年来说,他们迫切的希望继续入学读书,除了自身对于学业精进的追求外,更多的还有对职业难寻、前途难测的恐惧。民国二三十年代,乡村自然经济的破产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力,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行业,如经贸、工商、卫生、行政等部门的容纳量十分狭窄,许多因经济问题无力升学的青年往往面对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他们在无力升学的情况下,只能先寻求适当职业谋生。但碍于自身中学生的身份,他们难以接受店员、工人等许多工资低廉、“毫无意义”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青年还在学校时便被“求学还是就业”“如何择业”等问题所困扰。如一位高中在读的青年就曾来信道:“现在社会上多数人所感着最痛苦最难解决的一件事,大约没有过于职业问题,而在我们求学时代,择业问题也是很要紧的,我明知现在我将各种功课弄好,但在现在的社会,倘使学无专长,为恐不足以生存,像我这种程度,去选择哪一种事业去预备,实为当务之急”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一辑)》,生活周刊社,1930年05月版,第6页。

  最后,还有极少数的青年,虽其家庭经济情况尚为富裕,但受制于封建家庭大家长的陈旧思想,更愿意将钱财用于买房置地而不愿供子女读书。在一位生长于旧式家庭的青年看来,这些家庭“有的明明坐拥巨资,而偏偏将他的子弟牢牢的关在家里。为的什么?传种是第一,支持门户是第二,怕花钱是第三”“你尽管在家里吃喝嫖赌,家庭最多也不过说你一声,不能“克承父志”,社会上还十二分的欣羡他,说你是福人” 同上,第13~14页。

  总而言之,基于青年个人家庭条件及自身资质、环境际遇等因素的不同,每个人的求学目的都存有些微的差异,但他们对于学业都存有极高的热情与向往,渴望通过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准,充分实现自我的发展,实现谋取经济独立、提高社会地位、事业成功的人生理想。

  2.求学专业的选择及原因

  对于少部分因家庭经济条件尚可有机会上大学的中学生来说,他们求学的目的除了增长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满足求知欲以外,更多的在于选择适当的专业,获取大学学历,以提升自己未来求职的竞争力。民国初年,由于大学数量较少且学费昂贵,大学教育成为公认的“贵族式教育”,只有极少数家境较为宽裕的家庭才有机会供子女求学。此时的大学生人数很少且就业率极高,大学毕业生往往因为学有专长、具备较好的专业素养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毕业后成为社会各种新型行业中的中高级专业人员,甚至由此跻身都市新兴的中产阶级,成为许多青年奋斗的标杆和榜样。如一名读者在信中所言:“我想我们兄弟姐妹,至少受要大学的教育,这并不是虚慕大学仕的招牌好看,实在因为没有大学的真实程度,精神上觉得不能满足,而且在中国的社会过于注重资格,如果我们在大学毕业,资格学问都有了,到社会去谋事顺利” 寒松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二辑)》,生活周刊社,1931年07月版,第22页。

  但对于一些天生浪漫,志趣在旁的青年来说,自身天性与就业趋势的不一致常常令他们的内心充满着矛盾而摇摆不定。他们一方面无法舍弃自身对于理想专业的向往,另一方面又无法承担毕业后无事可做、愧对父母的风险。有一个自幼体弱的高二学生曾来信言道:“音乐一课最近我的性情,我自幼就爱钢琴唱歌,恐怕明年钢琴也可和书一起毕业也说不定。现在要问先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毕业以后,继入大学还是专门学音乐?……大学不毕业,好像要受社会的一般人的藐视……(但)我的天性又近,并且身体又软弱,恐怕入了大学,不能两者兼得…因为我的责任很重,有四个弟妹,而且家境又不十分宽裕,将来如果不能供养父母,栽培弟妹,那我怎有这勇气存留于世呢?” 寒松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二辑)》,生活周刊社,1931年07月版,第5页。 p5

  还有一位因为喜爱,想学习音乐的青年曾得到其哥哥这样的劝解:“你不能这样瞎来,别的大路多着呢,为什么偏偏走这音乐界的小路,并且在这样的中国,不努力于国家所需要的事做,而偏偏朝着于国家一无利益艺术界上奔,这倒不是一件要紧的事,看你还是早迁方针为妙吧” 同上,第9页。

  总之,对于大多数有能力读取大学的青年来说,在其父母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毕业后的就职趋势成为其专业选择考虑的首要因素。他们对现世求职环境的艰难有着较为深刻和清醒的认识,有感于父母栽培的艰辛和对其成材后就职养家的期许,这些青年在专业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一些社会需求量大,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学科进行学习。

  3.女子的求学观念及困境

  经过对两集中关于女子教育信件的统计整理,明确表示为女性青年的读者来信仅有4封,占来信总数的9.7%。虽然这些来信为数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女性青年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受教育方面应该享有和男性同样的权利。她们不愿意继续成为家庭与男性的附属品,认为男女不平等最大的原因在于女子没有职业,经济难以独立。因此,她们渴望通过接受教育谋求职业以获取经济上的自由和人生的自主选择权。

  但相对于男子,女子就升学问题上在家庭中所遇到的困难则更甚。对于许多成长于旧式家庭中未结婚的女性青年而言,许多家长仍秉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理念,最关注多为其女的婚姻状况而非学业。如一女性读者就曾来信道:“我的父亲专制威严,并很重男轻女,他最反对女子在社会上去做事……他使我读书的目的,不过是要我会写家信及日用小账罢了,今年暑假他受后母的怂恿,竟不许我再进学堂,但是我现在刚卒业初中,学业尚未成就,将来在社会上也难以谋生,长此闲居家中,则我的前途不堪设想了”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一辑)》,生活周刊社,1930年05月版,第23~24页。

  总而言之,民国建立后,男女平等在法律上得到确立,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潮更是广为传播。在这一时期,许多女性青年不满足于以往“男主外,女主内”的人生设计,她们时感仰人鼻息的苦楚,为使自己不再拘泥于家庭之中,成为父母或丈夫的寄生虫,她们唯有在努力求学获取相应的学历和技能之后,才有机会走上社会找到相应的工作,实现真正的自立与自由。

  (二)青年人的职业观念

  民国二三十年代,随着沿海大中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较为迫切,而接受过充分教育,具有专门素养的知识人才则更容易步入较高的职业阶层,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和薪酬条件。就上海而言,其就业的三个基本趋势是“产业工人仍是人数最庞大的职业大军;中产阶层职业趋于多元,待遇改善;苦力和无业群体无需膨胀”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0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就来信青年而言,他们在职业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主要有三类:其一,薪资微薄;其二,工作内容劳苦枯燥;其三,升职空间小。纵观两集求职篇19位来信者的职业情况,其多为商场中的学徒、各行的练习生或小学中的教员,月薪多在十几元到三十元左右。许多职业青年的薪水在当时的上海仅仅够维持一人的生活,甚至有位在银行做练习生的青年每月月薪只有大洋两元,连自己零用都不够,更遑论补贴家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济上的穷苦、工资的低廉是许多青年对职业不满的直接原因,他们虽多受过中学教育,但学校教育多是为继续升学做准备,所教的功课与社会需求毫不相关。很多人所找到的银行练习生、工人等职业对学历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亦能胜任。父母含辛茹苦的供其读书,毕业后所找的职业却和预期相差甚远,许多青年因为辜负了父母和周围人对其的角色期望,常常受到一些无端的攻击和耻笑。如一位初中毕业在某洋行里做打字练习生的青年就曾受过乡老们“初中毕业只有这几元钱一月薪俸”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一辑)》,生活周刊社,1930年05月版,第40页。

  其次,工作内容的单一枯燥和工作环境的糟糕亦困扰着许多人。事实上,大部分求职者由于接受过一定的中学教育,对于一些旧式商店学徒、工厂工人等“劳苦不均赏罚不明的监狱式” 同上,第41页。

  工作并不能很好的接受。如一位曾做过七年学徒的读者在形容其任职的商店时内心充满抵触之情,甚至用了“奴隶式”的字眼,但在形容其后在一家小报社里所做的小品栏编辑工作时,他却表示虽然“内地的小报经济很支绌,因此报酬也及微”,但“这种生活和我的性情很对,所以精神方面还算愉快” 同上,第42页。

  最后,升职空间狭小,用人单位裙带关系严重也是许多青年考虑辞职的重要原因。如有一个青年努力读书,在毕业后于某公司谋求一份职业,尽管每月的二十元工资仅能维持个人生活,但其“仍旧继续努力,埋头做事”,尽其本分,勤其职责,以求职务上有所进展,不负父母期望。但工作三年,身边的许多同事“升职的升职了,加薪的加薪了”究其原因,“原来他们是与经理有关系的”,这不禁令该读者感到万分气馁,甚至“觉得学问的有无是不在乎的,你要在社会上得志,必须得有势力——高亲阔友的帮忙,否则徒劳无益” 同上,第38页。

  虽然这些在职青年多不安于现状,渴望能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一定的突破。但迫于当时正值军阀战乱、百业不振的时期,城市中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农村人口大量的涌入城市寻找生机更是加重了就业的困难。“据上海职业介绍所统计(1927年9月至1934年4月),1920年代后期,上海职员群体下层已开始面临就业难的困境。在求职登记的人中,以中等以下学历,且无专长者居多,且成功率很低”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0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30页。

  总而言之,由于职业上的种种限制和打击,许多青年在本该生气蓬勃、有所作为的青年时期却过早的因对现世悲观而萎靡不振,他们自感“没有上进的机会”、“缺乏提引的人”,甚至“悔却从前受过教育”。面对此类读者来信,邹韬奋往往劝解青年积极生活,树立良好的职业观念,在继续原职的基础上留心更好的机会,以免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外集》所见民国青年婚恋与家庭观念

  根据来信整理,民国时期青年人对待婚姻多持自由开放的态度,这与当时城市的社会状况与风气倡导不无关联。自民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的巨大变革为陈旧风俗的扫除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新律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以及离婚自由等政策使传统的婚姻制度丧失了相关的政治保障。而社会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交通发达,人员往来频繁无不刺激着都市青年的婚姻观念。在许多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的宣传下,婚姻自由的观念更是得到了极大地扩散。这些都使许多城市青年对于男女社交公开、婚恋自由等新型婚恋观念心向往之。而大众传媒对于婚恋自由的宣传与探讨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青年人的婚姻观念。如《生活》杂志就男女交往等问题曾发表过许多文章,主张男女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并提倡以理性谨慎、积极稳妥的方式促进男女交往的转化,把握正常交往的尺度。对于包办婚姻,也并非主张青年一味地反抗,而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多做考量。如有一男性读者来信对于父母在其幼年时所订婚约心有不喜,听闻女方虚长两岁,又恐德才难以相权,心生退婚之意,又考量退婚“恐犯乡例”,易使女方“名誉扫地”,故而左右为难。周韬奋在其回复中答道:“足下既早由父母定婚,不妨先探知对方为人如何,如有可取,即父母所定亦未尝不可容纳,或有不合之处,而仍可补救者,亦可提出可行之条件,令对方履行也”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一辑)》,生活周刊社,1930年05月版,第8、9页。

  (一)反对包办婚姻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普遍盛行早婚,《孔子家语·本命》有言:“男子二十为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一般的男女青年多在20岁以前就在家长的主持下完婚,有的女子甚至在十五岁时就已嫁为人妇。这种早婚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许多青年尚在读书之时便由父母包办确定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在读者来信中十分普遍。而新时代下成长的青年人则多受过教育,年幼时不谙世事随意同意的婚姻往往在成年后难以接受。如一读者来信写道“我是一个旧家庭里的产儿,自然我的婚姻也是由家庭里一手包办的,订婚的时候我不过十四岁,只知道我有了妻子……当时天真烂漫的我,又那里预想现在的结果是如此的难堪呢?” 同上,第80页。

  这种由父母代为包办的婚姻往往最先看重的是对方的家庭门第以及经济状况,讲求“门当户对”,且婚前严禁男女双方交往了解,更加大了婚姻的盲目性。

  首先,包办婚姻限制了男女的婚前交往,打破了许多青年对于理想婚姻状态的向往。不同于旧时青年对婚姻毫无选择的顺从,许多青年在结婚之前便对自己的另一半有了良好的期待,如一位女性青年来信中就曾描绘过其对另一半的设想是“一要体制强健;二要性情纯正” 同上,第84页。

  其次,一些青年在离家读书时便已结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的恋爱伴侣,他们视包办婚姻为“旧礼教的压迫”,对于家长提供的结婚对象,更是难以接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男女同校的普遍推行,学校为一些青年男女提供了接触和社交的机会,成为一些青年男女健康自由交往的理想场所。因为性情、环境和教育程度的相当,一些拥有诸多共同语言的青年男女在学校时便认定了自己理想中志趣相投的爱人。对于这些处于热恋中的青年来说,反对包办婚姻更是成为关乎自己终身幸福的大事。然而,出于经济难以自立、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以及对家庭颜面的维护,许多羽翼尚未丰满的年轻人虽心生不满却难以真正拿出破釜沉舟勇气进行悔婚并与传统家庭抗争,反而由此造成许多婚姻不幸的人生悲剧。

  (二)主张先立业后成婚

  不同于以往“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观念,民国时期的都市青年多受过基础的教育,有在社会立足的基础条件,加之社会的转型使得城市工厂、商铺等地多招收学徒及员工。青年人谋得一份高薪职业虽较为困难,但找一份满足自身所需的工作却还容易。这些条件使得许多在城市里受过教育的青年多选择留在城市谋生,因而减少了对家庭经济生活的依赖。加上《生活》等都市大众媒体对于青年先经济独立而后结婚的大力提倡,“真正恋爱虽不应当重视金钱,但是要能维持愉快的小家庭,必须有相当的经济能力,否则就是有了小家庭,同过‘牛衣对泣’的生活,不但不能享受家庭之乐,反累人以自累,远不如独身的轻松自由,所以我们反对没有充分经济能力的人贸然结婚” 凌向荣:《单恋》,《生活》周刊第4卷第7期,1928年12月,总第70页。

  这种先立业后成家的想法,一方面在于《生活》等大众媒体的积极倡导,另一方面,许多青年渴望通过经济自立增加与家庭对抗的勇气,达到婚姻自主的效果。他们还以此作为对抗家庭催婚的理由。如一读者来信中道:“而我却自信在生计未能独立以前,决不能得到理想中的妻子;(并非十全十美,但不愿和一个乡下无智的女子结婚)”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一辑)》,生活周刊社,1930年05月版,第40页。

  (三)提倡恋爱、离婚自由

  民国时期男女之间的社交较旧时多为频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等工商业发达城市,由于女子教育和就业等机会的增加,男女间的公开交往渐成风习。这为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男女间通过通信等方式往来交友,互生情愫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位读者因与一女士互生爱慕之情与家庭包办婚姻之间产生冲突而难以解决,故来信求援。周韬奋则回信令其根据自己的义勇自行取舍:“婚姻自由顾为近世青年之特权,然在此新旧过渡时代,非有相当之义勇,具有奋斗之精神,则亦难答最后之目的”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第一辑)》,生活周刊社,1930年05月版,第40页。

  一位读者曾这样形容表妹的不幸婚姻“她是一个旧式家庭的女子,目不识字,经济不能独立,慈父早已见背,家道清寒,前四年间,从媒作伐,(上海所谓之媒婆)由她母亲做主,全不征求她本人的同意,订了婚…但她的对方,早有恋人,结婚了十二天,就将恋人卷入同住一室…现在母女二人,啼啼哭哭……东托西托,要解除婚约…” 同上,第79页。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的都市青年受新旧交替的社会思潮影响,其婚姻理念虽十分赞同自由婚配,但受制于社会风气尚未完全开化,其父辈多思想守旧。由父母包办婚姻的现象仍十分的普遍。从而在社会中出现新旧并存、中西杂陈的婚姻家庭制度。大部分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对于自己的另一半都抱有极高的期待,他们往往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容貌端庄,富有情趣,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故而对于父母安排的对象总是诸多不满,甚至诋毁排斥。转型时期父母与子女之间、男性与旧式女性之间关于“新”“旧”理念的错位往往是导致当时青年男女双方婚姻失败的重要根源。

  结语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上,最好再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状况和青年个人发展的矛盾之处予以强调。以突显此一时期青年群体的苦闷和彷徨。换句话说,再深挖一下青年思想状况的社会原因。

  《生活》周刊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颇有影响力的报刊,以其重视青年修养,力图社会改造为己任,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的来信,这些信件集中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中国的青年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观念,体现了在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青年群体在面临求学就业、婚姻嫁娶等社会化问题时的困惑和价值选择。

  这些以商店学徒、小学教员及部分大中学生为主的青年群体成长于新旧过渡的特殊时期,他们大多受过中学以上的新式教育,对于父辈的许多生活理念和陈旧思想理解但并不赞同。在学业方面,他们深刻的认识到读书求知对于人生塑造的重要性,对求学求知抱有极大的热情,渴望通过学习提高个人的知识修养,达到更高的学历,以追求将来在事业方面的成功;在职业方面,他们多不安于现状,充分认识自己在本职工作中的限制,渴望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求得职业上的突破,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事业成功的人生理想;在婚恋方面,他们积极追求婚姻自由,渴望通过自身大胆的斗争冲破传统旧礼教的束缚,找到自己理想中的结婚对象,组成平等和谐的新式家庭。但在转型时期的民国社会,小农经济的逐步瓦解使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力涌入城市,新型产业的尚未完备又使许多专业领域的人才容纳量十分狭小,加之政局动荡,社会失序,用人为亲等现象的影响,这些介于社会上层读书人和基数众多的不识字社会群众之间的青年,在社会变动中上升十分困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身经济实力的不足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加重了青年对于家庭经济的依赖,而固守封建礼教的旧式家庭又反过来影响制约着青年对于学业婚姻等颇具现代意义的人生规划,这些问题往往困扰着成长过渡时期的青年群体,成为他们时感苦闷与彷徨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青年男女的求学就业观念与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与局限,这些天性敏感脆弱的青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承担着更多的压力与制约,但他们也怀有改变自身命运的远大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获得理想的职业和美满的家庭生活。他们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新旧交替时代中广大平民青年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行为,他们也像一辆列车,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时代变迁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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