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至周五 | 9:00—22:00

期刊论文网 > 文化历史论文 > 历史论文 > 历史学论文投稿模板 浅论中国古代土地兼并问题

历史学论文投稿模板 浅论中国古代土地兼并问题

2018-11-18 17:16:41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土地关系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大规模严重的土地兼并会加剧贫富分化,引起社会矛盾,甚而引发农民起义,而这往往是一个朝代由盛转衰的契机所在。因此,各朝统治者大都推行了抑制兼并的国策,或者一些君主政见不同,实行纵容甚至鼓励兼并的政策,但不管是“抑”或“不抑”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关键词:土地兼并古代经济 市场经济

  中国土地制度自周朝井田制起,战国时代,各国纷纷实行一夫百亩原则的国家授田制。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诏告天下“使黔首自实田”,允许农民自由占垦荒地,垦种之后即归私有,从而宣告了授田制的结束,标志着国家对土地私有制的承认。自此,土地国有制、私有制并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总格局。而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土地关系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历代统治者、士大夫、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都倍加关注。这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土地兼并是建立在封建土地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的并加以否定,出现了所谓“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理论模式。也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理论夸大了土地兼并的程度,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兼并的本质和历史作用。这一争论甚至延伸到了对当代农村土地制度的讨论当中。

  一、土地兼并的文献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为盛行的观点,是“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理论模式。并且农民、地主、国家之间重演上述现象,土地兼并也重复着这样一条规律:被限制——公开、大规模进行——被农民起义打击——被限制——公开、大规模地进行,如此循环(有影响的分析如胡如雷(1979),李文治、江太新(2005))。

  少数学者(日本满铁调查者、黄宗智、陈翰笙等)对此观点提出异议,如刘正山(2007.p27)认为:“古代土地兼并程度没有学术界主流看法那么严重,相反,各个朝代土地分配相对分散;土地兼并与农民起义没有直接关系,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诱因多为天灾,客观原因在于苛捐杂税等各种因素导致农民生存艰难,主观原因在于起义领导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认为起义能够实现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收益。”

  在土地兼并的“抑”与“不抑”政策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而“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国家与民今日俱贫,而官独富。”

  根本问题有

  【1】《明史·邱橓传》,卷二二六

  如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称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土地买卖的必然结果”(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也有如秦晖(1997,p5)认为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没有遵循‘最初财产来路清白,此后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规则”。

  本文力求从土地兼并的原因、结果以及历代对土地兼并的政策态度对中国古代土地兼并问题作一个简单的陈述与评价。

  二、历代土地兼并的概况与政府态度

  进入两汉时代后,土地买卖与土地兼并现象迅速增加。西汉武帝时期的重臣董仲舒曾发出警告说“秦用商鞍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于是富者田连吁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东汉时期的仲长统也说“井田之变,豪人货值,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乱篇》)由此可窥见汉代土地兼并问题已非常严重,而针对这种状况,总体来说,汉代政府限田政策的干预力度以及成效是非常微弱的,而其中出现的最为极端的作法莫过于王莽“王田制”,禁止私人买卖土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仍,朝廷迭更,政府打击豪强兼并土地政策难以贯彻,吏治选任方面实行九品中正制和世官世禄制,门阀故吏姻亲裙带累世为宦,使大家族得以长期维持。这些有高官显贵背景的豪强世家广占田园,建立了一个个封建庄园。

  北魏至隋唐时期,一方面,特殊情况下买卖土地的禁令有所放弛,例如,北魏允许买卖桑田,唐朝允许“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出卖永业田,允许“乐迁就宽乡”或“卖充住宅、邸店、碾皑者”出卖口分田另一方面,政府的禁令在执行中大打折扣,实际上的土地买卖有禁不止,只是政府禁令对民间普通百姓的小规模土地买卖制约比较到位,而对皇亲国戚高官豪民的禁止就形同具文了。因此,这个时期大地产占有情况也所在多有例如,隋朝的杨素,“诸方都会处,邸店、小恺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时议以此邵之”,而且杨素还于开皇中平陈获赐“公田百顷”,仁寿中营献皇后陵“赐田三十顷”(《隋书》卷四八《杨素传》)而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名实俱亡,此类土地立法与行政干预基本上已不复见,土地兼并掀起高潮,土地兼并现象已极为普通而且十分严重。

  宋朝中央政府一开始推行听任甚至鼓励土地兼并的政策,据史载,宋朝形势户拥地占全国耕地高达以上。北宋仁宗初年臣僚奏称,“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六九)也有文人学士认为,宋代“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秦观《淮海集》卷一五《财用上》),有十之六七的田亩被豪户隐瞒不纳赋役。(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四》)然宋朝虽号称在经济上实行宽松政策、以“不抑兼并”,实际上也搞过好多次“榷制兼并.均济贫乏”的运动。即使是政见不同的双方,不管他们的真心实意如何,都以抑制兼并为词。王安石变法时就是如此。王安石曾作一首古诗,题为《兼并》,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苏轼、韩琦、陈舜俞、曾布等也都主张抑制兼并。如陈舜俞在关于《厚生》问题的策问中,谈到“国有兼并之家,则里有冻馁之民。里有冻馁之民,则涂有攘夺之暴。善为政者,必使强者不得而有余,弱者不至于不足”

  。王安石大力推行青苗法,其出发点也是“抑兼并,振贫弱”。甚至有学者认为:“……不能因此就说,宋代的基本国策是不抑兼并,甚或说宋代实行促进土地兼并政策。”(杨际平,2006)

  入元之初,地主豪强利用宋元交替的混乱之机,大肆吞没官田,致使南宋官田不少成为地主豪强的私产。史载“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江南隶官之田多为豪强所据”。(《元史》卷一四《世祖纪》十一)

  明清时期土地兼并问题同样严重,明中叶以后,缙绅地主的势力得到显著发展,有田千亩以上的地主比比皆是。天启年间一年礼部尚书钱士升向皇帝上奏说“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论之,富家数亩以对,百计者什六七,千计者什三四,万计者什一二耳。”(《明史》卷二五《钱士升传》)清初更是通过“圈地令”来兼并关内汉人的土地,实际是野蛮的掠夺,迫使百余万人破产失业,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三、土地兼并的原因、性质分析

  土地兼并的缘起,无疑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及发展。中国历史上自秦开始承认土地私有,此后土地国有制、私有制并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总格局。发展到宋代,私有土地已占多数。土地的私有即是允许土地买卖。

  而有学者认为土地自由买卖与土地强势兼并是有所区别的,“土地自由买卖是民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的一种非暴力、非强制的正常交易土地的自由买卖完全是货币或其他等价物与土地的相交换,因此一般来说规模不会很大。而所谓土地兼并,是指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人

  【2】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四《古诗·兼并》。

  【3】陈舜俞《都官集》卷二《策·厚生一》。

  手中,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转化为佃农的过程。因此,土地兼并存在一定的暴力或强制力,就是说兼并者一般是官僚勋贵或地方豪右,是强势群体而被兼并者大都是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是弱势群体。但自由买卖和强势兼并有时是难以绝然区分开来的,因为拥有资金购买大量土地足以引起地权集中的,往往是贵族官僚、地方豪强,或者说已有大量货币资金积累的强势者在土地买卖行为中,货币支付只是象征性的,或者是强行收买,小土地所有者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出卖土地。”(王能应,2008)本文认同这种说法。

  中国古代土地兼并盛行的时期,一般是到了王朝的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中央政权遭到削弱,再加上封建国家对小农的保护有限,地主、官僚便纷纷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土地兼并,致使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其中官僚占田现象尤为严重,以宋代为例,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四月五日诏也说到“士大夫与民争利,多占膏脾之地”。袁燮也说过:“吾观今人宦游而归,鲜不买田”。《宋史·职官志》更直截了当地说:进纳出身人“有经覃恩迁至升朝官者,类多兼并有力之家”。这些都说明当时官僚士大夫大都热衷于购置田产。假若伴随荒年巨灾,兼并现象往往更为严重,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制置三司条例司建议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应“遇贵量减市价巢,遇贱量增市价朵”,说此举“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从中可看出,每有凶荒之患,则兼并之家“邀倍息”“乘其急”,失地农民或转为佃农,或沦为流民,造成巨大的民生、社会问题。

  四、土地兼并之后果

  土地兼并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兼并的利弊之争,现在仍在继续。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加剧了剥削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矛盾,直接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导致王朝的灭亡。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政治清明,对农民的剥削相对较轻。而慑于国家政权的强大,地主兼并土地的行为有所收敛,广大农民也可以相对安居乐业。但是,到了王朝的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中央政权遭到削弱,再加上封建国家对小农的保护有限,地主、官僚便纷纷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土地兼并,致使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另一方面,失地农民的增多,导致国家赋税的相应减少。为了维持财政支出,封建国家必然加重对所控制的有限农户的剥削,甚至超过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使这些农户不堪重负,最终将自己的土地出让给地主而去租种地主的土地以躲避苛税,这样更加剧了土地的集中。随着农民与国家、地主之间矛盾的日趋加剧,导致农民起义,最终腐朽的旧王朝灭亡,同时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随着新王朝的建立,农民、地主、国家之间又重演上述现象,土地兼并重复着这样一条规律:被限制———公开、大规模进行———被农民起义打击———被限制———公开、大规模地进行,如此循环。

  而也有学者如刘正山(2007.p27)分析到:“土地买卖导致土地集中,使一些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这种现象最为士大夫乃至现代学者诟病。然而,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证明(哈特, 1998),在一定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自有土地比租地更有效,因此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于租佃制度的命题是完全错误的。以美国为例, 1879年美国25. 6%的农户为佃农,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4. 5%(高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完全佃户比率),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 1945年间大大提高(杨小凯, 2002)。而张五常(2000)的研究表明:租用地的生产率不仅不低于自耕地,大约比自耕地还高20%。可见,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土地兼并之后未必带来全社会生产率的下降。”然而,这种观点讨论的是自由买卖基础上形成的土地兼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已有大量货币资金积累的强势者在土地买卖行为中,货币支付只是象征性的,或者是强行收买,小土地所有者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出卖土地。”因而“土地兼并”从性质上讲就是缺乏自由买卖基础的非公平交易。加上从生产率角度并未解释佃农与流民的经济损失,没有很好地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因此可以认为大规模严重的土地兼并确实会加剧贫富分化,引起社会矛盾,甚而引发农民起义,而这往往是一个朝代由盛转衰的契机所在。

  而有趣的是,一些外生变量对土地兼并的抵消,导致了土地占有的分散化,使得中国古代并未出现极其集中的土地兼并。一是由于中国古代由于“分户析产”的传统,即作为家长的父亲去世后,子弟当分家立户,财产平均分割,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但由于“分户析产”制而被迅速分拆,很难形成稳定的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另一重要原因便是战乱的影响,中国古代战乱频仍,朝代频繁更迭,无法形成稳定的大面积的土地集中。

  五、土地兼并的“抑”与“不抑”

  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都有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主张国家应当严厉抑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

  抑制兼并的重要思想出发点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我国早期“抑兼并”的思思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汉代桑弘羊认为,抑兼并就是梢“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报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

  历代统治者抑制兼并真正的动因往往有两方面,一是道义方面的,即抑制兼并是为了“削富益贫”,然后百姓均平;另一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即抑制兼并是为了国家控制利柄,与民争利。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王安石推出该法的一大动机是为了“抑兼并,振贫弱”,然在实施中,却产生了更大的问题,以至对兼并的打击大打折扣,其中有两点为“旧党”所诟病。一是“青苗法”对借贷粮食的需求太大,以至于与当时政府实行的“义仓与常平仓制度”,即前文说过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建议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应“遇贵量减市价巢,遇贱量增市价朵”,而两种政策在荒年并不能相容。陈舜俞就曾攻击道:“今朝廷以新法散常平为青苗,唯恐不尽,使仓库既空,饥谨荐至,则兼并之民必乘此时有闭来而贵果者,……此岂不为兼并之利哉。……臣故曰,此特为兼并之利也。”另一理由司马光在熙宁四年(1071)上的《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就谈到:“窃惟朝廷从初散青苗钱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债取利侵渔细民故,设此法抑其豪夺,官自借贷,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陈米散与饥民,却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纳粟三斗,所取利约近一倍。向去物价转贵,则取利转多,虽兼并之家乘此饥懂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

  历史上,抑制兼并虽多打着“右贫富民”的旗号,然多是国家与民争利、扩充国库的重要渠道。梁启超称这是以“国家自为兼并”来代替民间的兼并。而这种国家对民间财富的汲取,往往导致“国富民穷”。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宫中藏银达7000万两,而据黄宗羲说,当时全国“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之九。”而这往往是王朝由盛转衰的契机。

  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它与先秦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之论有渊源关系。秦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一文中提出“官”与“民”这对对立范畴的双重含义说,在此基础上认为古代政府所区分的土地兼并分两种,一是“权贵以及富绅对庶民的兼并”和“富绅对庶民的兼并”。抑制兼并的实际理由通常应该基于抑制前者,而“不抑兼并”论者更多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私利。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这种做法不仅称不上“市场竞争”,且在此语境下,不抑兼并就发展成了“国家与民今日俱贫,而官独富。”的局面,极端结果也是王朝崩溃,天下大乱。

  六、结论及思考

  经过前面的论证分析,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问题是传统土地私有制下土地流转的必然结果,随着土地兼并的严重化,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逐渐尖锐,并影响到国家的统治。失地贫农难以维生,董仲舒所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虽有夸张,但确是极为恰当的比喻。而国家亦因为治安动乱走向衰亡。历代统治者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其中风险。相反,各朝统治者大都推行了抑制兼并的国策,或者一些君主政见不同,实行纵容甚至鼓励兼并的政策,但不管是“抑”或“不抑”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倒产生各种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个中原因,众说纷纭。

  而我认为,通过政府抑制土地兼并来与民争利的行为只会引起民间经济的萧条,不利于经济的繁荣稳定。而不抑兼并这种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自由放任的政策为何在土地兼并问题中收效甚微甚至同样酿成大祸?我们反思古代专治政府的特点与农业技术水平可以得到解答。之前说“不抑兼并”实际上只是“官与民争利”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不抑兼并”过程中往往存在大量的政府官员寻租行为,严重扰乱经济秩序。加上“不抑兼并”政策下,兼并行为不规范,如前文提到的“荒年兼并得乘其急”的做法等,都违反市场的公平自愿交易原则,而这些往往是政府所疏于管制的,也就是说,古代的市场规则并不完善或者说施行过程中大打折扣,这是一大原因。另一原因则是农业技术的局限,根据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土地集约和科技发展提高了农业产量,减少了农民,形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被城市工业部门吸纳,从而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直接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因此,要跳出土地兼并的怪圈,光是讨论国家垄断的“抑制兼并”与自由放任的“不抑兼并”之间的利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注意到条件的影响,如市场规则的完备与否以及技术效率上的现实状况。这对现代农地产权制度的讨论也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栏目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