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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原始论文 黄文弼与中西交通研究

2018-11-16 16:38:30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内容摘要:黄文弼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西域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他一生先后四次进入新疆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诸多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他在新疆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他的研究成果和著作论述对后人研究中西交通提供了众多资料和思路,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黄文弼 西域 考古 中西交通

  中西交通研究概述

  古代中西交通和往来限于交通道路条件主要是由近及远潜移默化而缓慢进行的,季羡林曾经说过:“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传播早于文字记载。在普遍使用文字之前,尽管有无数天然的艰难险阻,比如说大海和大山;但是人民间还是有往来的”。要讨论早期中西交通的发展状况,首先我们要明白何谓“中西”,何谓“交通”,所谓“中西”,现代指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合称;古代时多指中原地区与西域以及更西方的伊朗高原、地中海沿岸地区。古代的“中原”,即黄河中下游的夏商故地和周、秦、汉立都所在的关中盆地,包括今天的河南北部、山西河北的南部、陕西的东部等地区。“西”在中国史籍记载和文化印象中更是一个特别的概念,它既是一个方位名词,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最早的西域仅指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地区以及今天的新疆大部,后来随着丝路的延伸逐渐将印度、波斯、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地区囊括进来。“交通”在现代多指旅客货物运输和语言图文传递;古代的交通则多有往来通达、交往交流、融会贯通之意。

  “中西交通”一词虽然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30年代,但在中国古代对中西交通的记载则出现很早,中国上古时期的《山海经》、《禹贡》、《穆天子传》等书籍中都有关于昆仑、流沙、弱水、西王母国等西北地区民族地理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有神话传说的成份,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上古时期中原和西域交流往来的记述。《竹书记年》则记载周穆王驾乘八骏从宗周出发渡过黄河,穿越太行山,出雁门关,越过贺兰山,一路西行到达西王母国,得到西王母国的热情款待并刻石纪念,然后又在西北大旷原围猎,最后走天山北麓返回宗周的故事。并且对西周时期西北地区的大月氏和戎族也有记述。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其中专列《大宛列传》、《张骞传》、《匈奴列传》等篇目,对西域的情况和中西交通也有记载。班固《汉书》中《西域志》、《张骞传》明确记述了中西交通的路线,其《安息传》更是标示出安息和长安的距离,记载了汉王朝和安息使节来往的情况。此后每朝每代在修史时都会专列一篇,或概述西域的情况,或记载中原王朝与西域的交通往来。这些史书虽然大多只是记述西域和中西交通发展的一个方面或者一个故事,但对今天中西交通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材料。

  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微,众多西方探险家纷纷涌入中国西北,探寻中西交通所留下的痕迹,其中包括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德国人勒柯克、法国人伯希和。这些探险家虽然造成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但也留下了关于西域和中西交通的游记和考察报告,成为研究中西交通的资料。譬如斯文赫定的《戈壁沙漠之路》;斯坦因的《去中国突厥斯坦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伯希和的《伯希和西域探险记》;勒考克的《东土耳其斯坦的希腊遗迹》、《东土耳其斯坦的风土人情》;大谷光瑞的《西域考古图谱》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对中西交通的研究也有了显著突破,有大量成果面世出版。向达的《中西交通史》,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朱杰勤的《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其中当以方豪及其《中西交通史》较为专业和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学术界的开放,中西交流与交通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凸显,国内学者不断尝试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研究中西交通往来,探悉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合之处,中西交通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其中李明伟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史》,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等成果大量出版。

  我们研究中西交通,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正是他在的新疆一系列考古发现和历史考察,为我们研究中西交通史留下了丰厚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他就是被称为“新疆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黄文弼,字仲良,1893年4月生于湖北汉川,1966年12月18日病逝于北京。近代中国享誉国际的新疆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历史地理学家,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在国学门留校任教并进行宋明理学研究。后来,他转而研究目录学,他的著述《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中国旧籍新分类法纲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旧籍目录的创新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后,黄文弼受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学术革新思潮影响,他的研究方向逐渐由务虚的“故纸堆”转入无视的“考古学”,成为西北史地和考古研究的先驱,对后来吐鲁番学、西域考古、丝绸之路等领域有深远影响。黄文弼一生曾4次奔赴新疆考察,对西北史地、新疆考古、西域民族文化以及中西交流交通都有深入研究,他的考古成果和研究心得为后世研究中西交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触手深入西北内陆,一些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在新疆一带的沙漠发现了并带出来了一批古代文书,这引起了归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随着而来的是大批名曰“探险家”、“考古学家”的强盗涌入西北内陆,盗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知道这时候,如梦方醒的中国学术界才开始将注意力投向那片不毛之地。1927年,经过众多学者和民国政府以及斯文赫定团队的协商,中瑞两国共同组建了“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亦参与其中,这次考察中,黄文弼以考察考古、民族、以及西域史地为主要目标。在这次历时三年零四个月的考察中,黄文弼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将考察与研究相结合,白天实地考察,晚上与所携带资料进行对照验证。这次考察结束后,他根据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提出了“东西文化两期推进说”,这一学说对研究中西交流和交通具有重要影响,黄文弼也据此通过结合史料记载和地下文物佐证,对丝绸之路及其沿线重要节点做了大量研究,对后来学者研究丝绸之路这条古代中西交通大动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黄文弼的四次新疆之行

  1927年,北洋政府准备无条件同意斯文赫定的要求,准许他率领欧洲考察团去新疆考察,这一消息公布后,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反对。后来,经过北洋政府、中国学术界、斯文赫定方商议决定:由中国学术界和斯文赫定所率欧洲考察团共同组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作为中方学者之一参加了这次考察团,从此开启了他与新疆考古、与西域研究、与丝绸之路的不解之缘。黄文弼一生曾先后四次奔赴新疆,走遍了新疆各地,形成达40000公里,在西北史地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与交流、新疆历史与考古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文弼参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经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年5月到1928年初,这期间主要是跟随考察团在蒙古一带进行考察。他考察了蒙古境内遗留的秦长城遗迹、居延古城遗址、包头周围的石器分布,获得了大量成果。在居延古城他发现了一些零散的汉简,为后来居延汉简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在通过对包头及其以西地区细石器分布特征的考察,他发现了古代新疆、蒙古各民族之间交流往来的重要证据,为研究传说中的草原丝绸之路找到了些许原始痕迹,并借此大致勾画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图。1928年4月,黄文弼独自率领一个小分队进入新疆,开始他第一次新疆之行的第二阶段考察。在这一阶段,他对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罗布泊地区进行了重点考察,发掘得到了众多实物性证据。在吐鲁番盆地,他通过考古发掘收集到了大量文书、碑文、绘画、泥塑、雕像等,这都成为研究那一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交流往来的重要证据;在罗布泊地区,他发现了一座西汉烽火台遗址,并从中发掘出土汉简70余枚,这些汉简所记载的年份从公元前49年(汉宣帝黄龙元年)至公元前9年(汉成帝元延四年),虽不完整,但里面零散记载了汉王朝在西域的官职设置、邮驿制度、屯垦卫戍、往来交通等情况,对研究汉王朝对丝绸之路的保障和维护有重大意义;在塔里木盆地,黄文弼重点进行了古城遗址的定位与发掘,对诸如龟滋、于阗,焉耆等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进行重点考察,并结合史籍记载和当地地势进行定位;在塔里木盆地,黄文弼发现了众多具有中国、印度、中亚三者艺术相结合的佛教遗址,对研究中西交通史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他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众多汉唐钱币、金银丝绸、西域特产,充分证明了丝绸之路上繁忙的交流往来。黄文弼这次两个阶段的考察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取得了众多实物证据,并在随后几年根据这次考察写了众多考察报告及专著,诸如《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1933年黄文弼以教育部新疆教育文化考察专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新疆之行。考察之初,他再次来到额纳济河畔,考察了居延要塞遗址及其周边散落的汉代边防设施,包括古城址、土垒、古道等。进疆后,因为当时新疆正处于马仲英和盛世才的战争之中,政治局面和军事形势相当混乱,原定的考察工作无法实施,黄文弼只能向南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在罗布泊,黄文弼发现了汉代时驻兵的营房和西汉在此屯垦卫戍的遗迹,找到了一些汉简、五铢钱、铜矢等。他通过对比这次发现的遗址和史料记载,证明了罗布泊北的一段丝绸古道就是丝绸之路北道。由于各方面情况阻挠,这次考察没有太多新的发现,只能说是对第一次考察补充和延续,1934年黄文弼返回北平,对这次所得资料进行整理,论证第一次考察成果中模糊的地方。

  1943年,在西北大学的组织下,黄文弼跟随“国父事业计划考察团”第三次赴新疆一带考察。因为正值抗战时期,国家经济条件和技术实力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考古,所以考察的重点是新疆教育文化的发展及古迹文物的保护情况。不同于第一、二次的路线,这次考察从陕西出发,经甘肃过河西走廊,进入敦煌,在莫高窟进行考察后再进入新疆,所走的路线与古丝绸之路的走向基本吻合。这次考察的目的在于了解以前未去过的地方,而对已经考察过的地方则着重观察它们的变迁,1944年结束这次考察返回。

  1957年,黄文弼已经六十四岁高龄,身体健康情况也不乐观,但是他依旧率领中科院考古所的队伍出发前往新疆,开始他对新疆的第四次考察,在考察期间,黄文弼的先后走过新疆的5个专区、2个自治州、24个县,足迹遍及疆内,探查了众多古城遗址并尝试发掘了一些遗址,取得了不少心收获和新发现。1958年结束这次考察返回北京,根据这次考察,结合历次考察的研究成果,写作出版了《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再也没能进入新疆进行考察。

  黄文弼四次新疆之行不仅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有促进作用,更对后来学者研究中西交通史有指导作用,他在考察中述写的报告、实地发掘的证物、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对后面中西交通发挥着重要意义。

  黄文弼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一)黄文弼对丝路古国遗址的考证与发掘

  汉唐时期,西域民族众多,小国林立,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商人给西域带来了繁荣,伴随着繁荣的中外贸易而来的是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西域正处于东西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在中西交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上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为过度的开发,导致繁盛的西域逐渐被淹没在沙碛之中。黄文弼在他的四次新疆考察期间,根据气候、河流、沙漠等地理因素的变迁,结合史书记载与实地调查,对诸如高昌、楼兰、鄯善等曾经闪耀丝绸之路的西域古国进行了考察定位,并对有些古国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众多佛像、壁画以及古代文书,是研究古代印度、中亚乃至西亚、欧洲和中国文化交流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对中西交通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吐鲁番盆地的活动

  吐鲁番盆地位于新疆东部,东接河西走廊,南对罗布泊地区,自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就是中原王朝和西域往来的交通要冲,也是中原王朝进入西域的第一站,史书记载丝绸之路北道自吐鲁番由车师王前庭沿天山南麓向西翻越葱岭直达大宛、安息,直到宋朝以后,仍然作为中西交通枢纽发挥着作用。由于吐鲁番盆地的特殊交通位置,无论是西北少数民族向西迁徙,还是中亚、印度文化向东传播,都必须经过吐鲁番盆地,吐鲁番盆地积淀了大量的古代文化艺术。因此,吐鲁番盆地理所当然的引起了黄文弼的关注。

  在对吐鲁番盆地进行考察期间,黄文弼主持发掘了交河古城、高昌古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遗址。交河古城最初是汉车师王前庭所在地,后归属高昌郡、高昌王国管辖。黄文弼根据史书中记载的内容,对交河古城进行了分区域有顺序的挖掘,出土了800多件陶器,130多方墓表,同时还有大量其余陪葬品。高昌王国曾在历史上存在140多年,但是中国历代史书均只是一笔略过,没有详细记载。黄文弼根据出土的陶器和墓表大致推测确定了这些出土物所存在的年代,研究整理得出高昌麴氏王朝的年代、世系,据此写了《高昌麴氏纪年》、《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官制表》。

  黄文弼根据交河古城所出土的实物,结合史籍记载,对比分析找到了不同时期中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高昌国的不同影响,以及不同特点。他著名的东西文化两期两期推进说就是居此得来的。在考察结束后,1931年,黄文弼根据他在吐鲁番盆地的发掘成果与研究,出版了《高昌砖集》(1951年增订),1934年出版了《高昌陶集》,在《高昌陶集》的序中,他提出了“东西文化两期推进说”,他认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是东西文化向新疆推进的第一期,西方文化通过荒漠传入新疆,中原文化对新疆也有所影响;公元前1世纪到是3世纪是东西文化向新疆队进的第二期,汉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新疆,西方文化也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南疆一带。黄文弼在交河古城发掘得到的陶器和墓表,加上他在吐鲁番其他地区收集到的文本、碑志、绘画、泥塑等实物,为中西交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资料。

  2.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察

  1928年4月至1929年10月,黄文弼开始对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察,在这期间,他几乎走遍了塔里木盆地东南隅以外的所有地方,调查遗址上百处,多为古城遗址和佛寺佛窟遗址。对曾经的丝路明珠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城,不仅结合史书记载对其进行定位,而且重点考察了这些古城,就此作了《略述龟兹都城问题》、《古代于阗国都之研究》、《焉耆考古调查简记》、《轮台考古调查简记》、《库车考古调查简记》等文章。

  在对塔里木盆地内众多的佛寺佛窟遗址考察发掘的过程中,黄文弼得到了大量佛教人物的泥塑、陶范,以及残存的壁画、器物。这些残存物大多呈现中国、印度、中亚三种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形态,是证明中西交通发展的重要资料。

  在发掘古城遗址的和其他地方考察时,黄文弼找到了大量的丝织品、文本印刷品,汉唐及以后历代的钱币、中亚钱币等。不仅证明了中西交通线的存在,更显示了中西往来频繁活跃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的收获是丰厚的,其过程也是无比艰辛的。但他的收获和研究不仅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有众多参考借鉴意义,同时也对研究塔里木盆地的历史更迭和变迁有重要意义。

  3.在罗布泊的考察

  近代以来的罗布泊几乎就是“生命禁区”的代名词,可谓是人迹罕至。但是黄文弼却毅然于1930年春、1934年春先后两次进入罗布泊进行考察。虽然两次考察持续的时间都为一个月左右,却也取得了比较可喜的成绩,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古冢、以及汉朝遗存下来的烽火台。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属汉代烽火台遗址,黄文弼也在《罗布淖尔考古简记》中说道:“吾人亦感幸运,时间虽短,而收获尚佳也。尤其在汉代烽火台遗址中之发现,为吾人意外之收获;至于古冢及石器,犹其次也”。

  根据黄文弼考察,汉代烽火台遗址位于北纬40º50′,东经90°,是丝绸之路自玉门关出发到西域的必经之地,并且方圆之内唯有此地有淡水。其余皆是咸水。在烽火台遗址,黄文弼考察了城墙遗址、高粱谷物、残存房址,先后两次在遗址周围发掘捡拾得到木简70余枚,铁件15件,铜块492件,漆器、木器、漆麻布37件,丝麻织衣及残巾39件,木竹杂物22件等古物共计600多件。这中间,最为重要的就是70多枚木简,根据其中所记内容,这些木简应当是汉宣帝黄龙元年至汉成帝元延四年期间的,虽然零散残缺,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得到汉王朝在西域设立的各种制度,包括职官的设置、驿邮传递制度、卫戍驻兵情况、粮食仓储制度、往来交通与日常补给情况等。对研究汉王朝如何对丝绸之路进行安全保障和日常维护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这批汉简所处的时间仅仅比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的神爵二年迟了11年时间,正是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间,也是汉文化对西域输出的鼎盛时期,黄文弼此次发现也是对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的有力佐证。黄文弼在罗布泊还考察了汉通西域以后历代的文化遗存,黄文弼将这次考察所得的实物资料与史书记载相结合,详细阐释了古楼兰的兴替,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研究得出丝绸之路路线的变迁与沙漠绿洲的存亡之间的联系,对后来学者研究中西交通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

  黄文弼对汉时丝路线路变迁的研究

  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这条路就成为中原王朝和西域各族乃至更远的地区交流往来的大动脉,对于路线的具体走向史书也有记载。但是,每朝史书记载并不完全相同,近代以来,学者也对这些记载争议不断。《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说张骞出使西域时“俱出陇西,径匈奴”,“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向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西域传》中记载丝绸之路“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魏略·西戎传》中记载:“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庐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至龟兹为新道。”黄文弼通过考察对比研究发现,《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线路与西汉时的路线有所不同,也就是他文章中所说的“班固以后汉之道路,系之于前汉,误矣”。

  黄文弼在《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中对比《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三则史料对通西域路线的不同论述,结合他前后两次在罗布泊考察时所得汉简、钱币、残铜块等实物证据相印证。得出“汉初之北道,即《魏略》由玉门关西北过龙堆,到楼兰,直诣龟兹之径道”的结论,而非《汉书》中所言。

  黄文弼在文章中,系统总结了《汉书》的南、北二道,《魏略》的南道、北道、中道,并根据自己在新疆实地考察的经历,对比收获的资料与和史书记载,为我们阐释了三种路线之间的差异和关系,将丝路路线的变迁与汉时西北边疆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联系起来,进一步说明了当时影响丝路道路变迁的因素。不仅纠正了一些史籍记载的错误,更为后来人研究中西交通的路线打开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南道、北道、新道都起自两汉时期,历经魏晋两代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曹魏向北扫灭匈奴之后,其路线更加畅通。到了南北朝时期,吐谷浑逐渐崛起于西北地区,趁中原战乱的时机不断扩展势力范围。据《梁书·西戎传》记载:“有吐谷浑者,避弟西徙,西上陇,度枹罕,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州,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以吐谷浑为号”。按照这一说法,吐谷浑最强盛时已经占据了今天的青海全境、新疆东南部,罗布泊也被囊括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吐谷浑是如何联系其治下青海、新疆两部分,即史书所记载的“吐谷浑道”的具体走向及其存续也是中西交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吐谷浑道”,即吐谷浑人进出西域的道路,这条路线开辟自北魏年间,没于唐朝,与汉时三道并存了一段时期。在《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一文的第二节《楼兰》中,黄文弼结合在罗布泊考察楼兰国遗址时的发现和史书记载,认为历史上的吐谷浑道应该是自洛阳出发,从陕西一路直向西北,通过天水、陇西后翻越西倾山,从青海西北到都兰;由都兰向西经过柴达木盆地北缘,翻越阿尔金山到达若羌。

  黄文弼对西域民族的研究

  根据史书记载,西域自古以来就是小国林立,民族众多,其中有匈奴、大月氏、乌孙等民族。历史上,随着中央王朝是实力的消长,他们或西迁、或东进,期间伴随着军事、政治、文化运动也为中西交通写下了重重一笔。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实力空前强大,不断压迫匈奴的生存空间,于是匈奴转而向西拓展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引发了民族迁徙的浪潮。黄文弼对此也是极为关注,他写了多篇文章对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进行考释。在《大月氏故地及西迁》中,黄文弼认为大月氏最初应该和乌孙共同生存在敦煌、酒泉、张掖一带的祁连山南麓,公元前174年,匈奴单于冒顿击败大月氏,大月氏举族西迁至天山以北地区;汉文帝时,匈奴又打败大月氏,大月氏西迁到伊犁河;在伊犁河,大月氏被乌孙击败,从伊犁河迁去西南方的阿姆河一带。黄文弼这篇文章不仅详细阐释了匈奴、大月氏、乌孙等民族的迁徙,而且回答了关于《史记》、《汉书》对大月氏所处地理位置不同的原因。

  同时,黄文弼在《论匈奴族之起源》中重点讨论了匈奴的起源,指出匈奴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是蒙古、东胡、汉人长期混杂形成的。在《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一文中将西域各国按所处地理位置划分为不同的山谷盆地团组,并依所划团组一一考证其地理位置、国都所在、疆域四至、民族风情等情况。在文中,他还指出古代西域囊括了汉、羌、蒙古、匈奴、印度等种族,其中“羌藏人居于昆仑山脉一带,而塔里木盆地南部诸国即杂羌藏人;突厥人居于天山西北吉尔吉思原野,故塔里木盆地北部诸国杂突厥种;蒙古人居于天山东北阿尔泰山一带,故天山东部山谷诸族杂蒙古种;葱岭山谷邻于印度,故杂印欧种;吐鲁番盆地则汉人较多”。

  黄文弼对中西交通研究的影响

  中西交通贯穿于整个世界历史,是沟通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通大动脉,连接着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中西交通的研究也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补充。黄文弼克服了众多艰难困苦,一生致力于新疆考古事业,为中西交通研究留下了大量证据和研究资料,他的一系列成果,是中西交通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更是中西交通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在罗布泊,黄文弼对楼兰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楼兰的兴衰变迁看中西交通路线的变化;在塔里木盆地,它在实地考察中论证了龟滋、于阗、焉耆等丝路古国的具体位置,勾勒出中西交通在塔里木盆地的走向和分支;在吐鲁番盆地,他通过考古发掘研究高昌历史,提出“东西文化两期推进说”,最重要的是,他在新疆的考古发现为中西交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实物。而黄文弼在研究过程中将史书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态度也对后辈研究中西交通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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