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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略思想研究论文 曾国藩军事思想略论

2018-12-17 15:35:56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威胁了清朝的统治,但却给曾国藩创建湘军提供了机会,在与太平军对抗的过程中,曾国藩认真总结作战经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军事理论,包括别树一帜的建军思想、灵活多变的战术理论、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以及完备的后勤建设理论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曾国藩,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后勤保障

  前言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的军事思想,是曾国藩在领导湘军抗击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借鉴古人优秀的军事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自己加以利用、创新和总结而形成的一套军事认知。其产生于特定的背景之下,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而当时清朝的正规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极为腐朽,不堪一击。面对这种严酷的形势,曾国藩预测到非重建一支军队,完全改变以前落后的兵制,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湘军正是作为这样一支地主武装而出现的。目前学界对于曾国藩军事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分别是其建军思想、治军方法、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后勤保障理论等几个方面,研究或总或分,总是没有脱离这几个角度。本文拟对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进行一个总的概述,以探讨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一、别树一帜的建军思想

  清朝政府的军队原先只有八旗一个体系,在康熙朝三藩之乱以后,清朝的主体军队八旗军已经被绿营兵所代替,又经过一百多年的更迭,绿营兵也已变的不堪一击,战斗能力大为削弱。咸丰元年,曾氏上奏折,指出:绿营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泼皮无赖之人代充,见贼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因为绿营兵平时要抽出一部分军队来驻防,所以军队不能进行集中的训练,此外,绿营的调遣没有章法,一旦战争发生,随意抽调,从这一营抽一百,从那一营抽五十,临时拼集在一起,结果导致将领的意见常常发生矛盾,“号令歧出,褊裨各分畛域”。

  因此,面对腐朽懦弱的绿营兵,曾国藩认识到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必须依靠一支新建的脱节于八旗绿营的部队,所以曾国藩创制湘军时下定决心,新建的湘军一定要革故鼎新并且要标新立异。

  绿营的风气已经无法扭转,新建的湘军曾国藩按照“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63页。

  的标准自主在湖湘一带招募士兵。在这个标准之下招募的士兵,不仅仅吃苦耐劳,而且因为他们生活在偏僻的山区,经历和见识都很少,只知道当兵吃粮、升官发财,所以曾国藩很容易对他们推行愚民政策。另外曾国藩选将有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近利,第四,要耐受艰辛。”当然这四条对于选将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曾国藩继而指出:“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前面所说的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选择将领首先将忠义放在首位,常常对将领进行说教,并且对士兵灌输崇尚名教、尊重名分的儒家思想,以此来作为禁锢湘勇的思想武器。这是曾国藩兵制改革的第一大特色,强化封建意识是他建军的一项重要原则。

  曾国藩兵制改革的第二大特色,是改变了清朝军队的性质,即把由清政府直接控制的经制兵,改制成由将领直接控制的私属军队,并通过血缘和地缘来将军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湘军中的成员多是湖南人,水军初创时曾国藩就早早表明:“水手须召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该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湘军内部的地缘关系根深蒂固,除此之外,血缘关系也是盘根错节。一营的成员中,多是亲戚、朋友和师生,比如曾国藩和曾国荃等弟弟们,都是出动本家一起投戎,血缘和地缘的关联在湘军中非常的普遍。

  湘军的营制和营规极为严格可以说是曾国藩兵制改革的第三大特色,湘军的纪律与绿营兵松弛的军纪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根据戚继光“营制以什伍队哨为首,乃以束伍贯诸篇,庶使知次第”的经验,编制湘勇以“队”为基础。它规定十二人组成一队,每哨共有八队,队上则为哨,哨上则为营,每营四哨,从低到高,总共三级,每营六百人。并亲定《营制》和《骑队营制》,使队、哨、营三张的束伍之法定型。这种编制方法,使得湘军的战斗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以营为单位,招募的成员服从其营官,各营官又都服从曾国藩,最后曾国藩一人掌控湘军所有人。“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生杆、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这是曾国藩招募军队的一个巧妙之处,从勇丁到统帅,上一级亲自来选拔下一级,下一级只听上一级的命令。这种根、杆、枝、叶的招募方法,使得湘军成为一个凝聚的整体,以此来对抗分散的太平军,这样就更加增加了取胜的机会。

  曾国藩的兵制改革,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但是他也增加了清末民初社会动荡的因素,辨证的来看,他也产生了很多的积极影响,尤其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军事谋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灵活多变的战术思想

  (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后发制人的用兵原则

  古人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曾国藩总结了古代的作战经验,并自己加以运用。在交战中后发制人是曾国藩一向的主张,并将后发制人形象的比作为以主待客的关系。在他看来,“守城者是主,攻城者是客;守阵营者是主,攻者是客;半途相会先到疆场者是主,后到疆场者是客;两军相持后呐喊放枪者是主,先呐喊放枪者是客;两人持矛相残杀后动手者是主,先动手者是客”。以主待客、以逸待劳是曾国藩一项很重要的用兵原则。

  对于太平军的主动进攻,曾国藩主张不要主动出击,要静守,假装暴露自己的缺点,如若敌人没有来迎战,则等到申、酉之际,敌人已经疲惫的时候我方主动出击,这就是兵法中所说的“击其惰归”也。同时我方要保有余力,避免自身气衰力竭。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曾国藩指出,宁愿数月不打一仗,也要在作战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曾国藩在作战中一直是“常存不敢为先之心”,甚至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湘军由守变为攻,太平军由攻变为守之时,曾国藩的作战策略才有了改变,挖双壕来阻挡太平军,外壕来阻挡太平军的救兵,内壕来围困太平军主力,使太平军变为被动的一方,湘军变为主动的一方。

  (二)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

  在战争中,即使军队的数量、装备优于对方,也不要分散自己的兵力,否则将会失去战争的主动权。“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来对抗敌人,就像“以镒称铢”;我们在攻击敌人时,仿佛“以石击卵”。

  在战略上,虽然曾国藩也主张积极进攻,以此来破敌决战,但从不会孤军冒进,更不愿意分散军力。作战兵力集中的策略,是根据湘军和太平军的实际力量对比来制定的。因为在数量上二者相差实在是太悬殊,太平军的人数是湘军可望而不可即的,在鼎盛时期,太平军大约是在五十万以上,而湘军大约只有十二万人,太平军的人数比湘军的五倍还多。在这种情状之下,曾国藩反对兵力分散,主张兵力集中就没有值得奇怪的了。例如:曾国藩对于张凯章行军打仗时军队过于分散,每队的成员太少,稀稀落落,不足以威慑敌人,反而长了他人志气的做法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曾国藩集中兵力进攻太平军的决心没有动摇过,安庆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国藩认为湘军一直没有攻克安庆,太平军之所以能在天京内讧之后死而复生,就是因为有滁、和、安庆作为屏蔽,有陈玉成军队的接应。要想拿下天京,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先攻下安庆。但在此时,湘军的将领胡林翼等提出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进攻姑苏和常州,一路浙江。咸丰帝为了保住姑苏和常州这两大重要的粮食供应地,也下令让曾国藩抽调出一部分军队,援救苏常。但曾国藩始终坚持自己的战略,最终安庆才得以被湘军攻克。安庆的失守,使得太平军被迫转向防御,湘军开始对其进行全面进攻。

  (三)“避实而击需”,“以实击虚”,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战争中,敌情的变化决定着作战的战略方针的变化。出于对这种战略的考虑,避免“形见势绌”,那么在作战中就要采取变化莫测的方针,要虚实结合、以时击虚,方能用兵如神。

  他主张用兵“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用兵“必须变动不测,近退时,时虚时实,时示怯懦,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态”

  使敌人摸不着头脑。曾国荃的作战方略比较死板,曾国藩对其进行过批评,教导曾国荃要根据战争的形势灵活多变,要将战争打活,要用活兵,这样才能打胜仗。

  同时,曾国藩还进一步指出,不要轻易的引诱敌人,否则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当自己的能力强时故意向敌方显示自己的弱点能取胜,但若自己的能力不如敌人但仍暴露自己的弱点,那势必会导致失败。在战争中,不能让敌人探清虚实,变化莫测,这就是一直所说的行军打仗的最高境界。

  三、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

  (一)创建水师,控制江面

  1852年,太平军攻克岳阳,继而又攻克了武汉,“水营”进一步扩大,从武汉一直顺江东下,船只铺天盖地,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便攻克了南京。后来太平军西征的时候,千艘船只,清政府却没有一船可以阻挡其进攻。

  经历了这些事件,曾国藩意识到非创建一支水军,否则决不可能打败太平军:要想最终攻克天京,第一步就是要牢牢的控制住长江,以此来阻断天京的粮食运输;要想控制住长江,那么清政府就必须创建一支实力超过太平军水营的水军。曾国藩说:“非舟楫无与争利,决不能徒步三千里,以当虎狼百万之强虏”,可见其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总以办船为第一要务”的人很多,但最终能够成功建成并且建造的水军足以抵抗太平军的,只有曾国藩一个人。1853年,由曾国藩主持,在湖南衡州第一个船厂建造完成,此后各地的分厂也相继建造完成,并花费大量金钱聘请了船户多人,由娴熟的水手训练他们;同时对水军的火力也进行大大增强,除扣留广西解鄂200余尊大炮,还专门派人买了1000余尊洋炮,威力极大。1854年2月,湘军水军的最初规模已经成型,总共拥有361艘战船,570战炮,5000名水师。在数量上新建的这支水军虽然赶不上太平军水营的人数,但是在军队的质量、武器装备上都是大大胜于太平军水营的。从此以后,湘军水师横扫千军,给了都是杂船且缺乏系统训练的太平军水营接二连三的打击。

  此后,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不断取得重大成功。列举一例:1854年,太平军水营损失了近万艘大小船只,在汉阳战役中约烧毁了4000艘,田家镇战役又大致烧毁了3000艘等。太平军水营经过经过这些战役的重创,已经无法再与湘军的水师抗衡,长江上游的制水权只能被迫拱手相让了。

  后来连同长江下游的治水权也被湘军水师牢牢掌握,长江上游至下游沿岸的地区都成为湘军的管辖领地了。

  湘军在进攻天京时,为了达到通过阻断其援兵接济而迫使其就范的目的,曾国藩下令长江上的运输物资必须经过详细的盘查,下令平时的渔船限期出水,以三日为一周期,不在放关时期内不准出水。另外,还请朝廷下旨,让总理衙门通知各国公使,不准靠近金陵地区,不准在其周围停船,更不准援助太平军,从而使天京城孤粮绝,不攻自破。

  曾国藩颇为自得地说:“贼数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1864年7月,天京在粮草和外援都不到的情形下被湘军一举攻破。

  平天国陆军强水师弱,湘军水师强而陆军弱。太平天国运功最终能被镇压,曾国藩是第一功臣,其中湘军水师的功劳也应立首功。在陆军包围安庆、包围天京的时候,不仅依赖水师运输粮草,也依靠水师的力量来阻断太平军的粮草供应,可以说没有水师的作用,攻陷安庆和天京将会花费湘军更多的精力。

  (二)先剪枝叶,后拔本根

  我们可以从战略全局和战略方向两个方面来对枝叶和本根进行理解。

  第一,在战略方向上,既有本根,也有枝叶。比如安庆之战中,安庆是本根,安庆外围是枝叶。

  1860年,曾国藩与其将领等决定兵分四路攻占安徽北部地区:在多隆阿、胡林翼、曾国藩和李续宜的带领下,分兵攻取桐城、舒城、庐州三地,此三地对于安庆的安全来说,其战略位置十分的重要,只要攻陷了安庆外围的这几个地方,再与湘军水师形成犄角之势,那么安庆即失去了所有的外援,便可轻易攻下。再后来这一战略虽然略有些许变化,但是最基本的计划一直没有改变。

  其二,在战略全局上,既有本根,又有枝叶。本根是天京,枝叶是其外围地区。

  安庆之战后,湘军的最后一步就是攻陷天京,其“欲拔本根,先剪枝叶”的战略思想在攻克天京的过程表现的淋漓尽致。

  曾国藩曾在一份奏折中说:“方今东有糜烂,臣等孰不思直攻老巢,擒渠扫穴!惟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胜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面复退,何如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

  ”同年,湘军分为十路攻打天京,主要进攻安徽北部、芜湖一带以及苏州、常州等地区,先将天京外围的枝叶全部剪除,最后再除掉天京这个本根。

  1864年,天京城的周围地区苏州、杭州、常州都被湘军攻占,天京在没有外援、没有粮草的状况下,只能投降。7月,天京被曾国藩一举攻下。

  “先剪枝叶,后拔本根”战略的优点是: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通过消灭一个个的外围据点,就能达到瓮中捉鳖的效果。

  (三)以上制下,步步紧逼

  湘军攻打太平天国从整体上来看可以分为四大步,分别是:首争武汉,再夺九江,后攻安庆,最后攻陷天京。

  1854年初,太平军进行首次西征,从安徽攻打湖北,腐朽的清王朝根本无法抵抗,火烧眉毛。这时,曾国藩向统治者奏请把战略的重点放在武昌,武昌位于长江上游,是运输四川两广粮饷的重要通道,一旦武昌失手,清王朝形势将变的十分微妙。湖口和九江,曾国藩对这两个地区也极其重视,他在一份奏折中说:“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破则扼截长江之腰膂,使安庆贼舟不能与湖广沟通。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地,则湖口之与武汉,其轻重亦略相等。” 在清统治者方面,一直将安庆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安庆的失与守关乎整个淮安地区的形势。对于太平军来说,安庆一直作为天京的一道屏障,它与李秀成早先开创的苏、常根据地,就像天京的两只胳膊,安庆一旦失手,苏常势单力薄,天京也必将不保。

  那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四步走的方针呢?我们可以看到,武汉、九江、安庆不仅仅是单纯的三大战略要地,它们联系着湖北、江西、安徽三个省份周围的广大地区,只要控制了这三个地方,那么湘军今后的粮饷就不用发愁,并且长江上的运输就掌握在湘军手里了,这给太平军的打击是致命的。没有了水路运输粮草,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只靠路上的肩挑担运是无法解决军队的庞大需求的,因此即使太平天国后期开辟了江苏和浙江这两大根据地,但最终还是被湘军围困而死。

  (四)以围为攻,以逸待劳

  由于湘军的数量远远少于太平天国,因此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必须要保护现存的,军队力量,所以曾国藩采取了“以围为攻”的策略,先包围敌人然后再谋取进攻的机会,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湘军攻武昌的时候,命士兵挖前后两个战壕来抗敌。其中控前壕以包围武昌城内太平军,控后壕以防太平军援军。有人指出挖后壕根本没有必要,反而浪费了作战的气力,曾国藩却坚信后壕一定可以派上用场。后来石达开带领援军赶到,从后方进攻湘军,这时湘军的后壕成为了前壕,湘军在其进攻之下仍然坚不可破,人们又纷纷称赞后壕之妙。曾国荃牢记其兄的教诲,在攻打安庆的时侯,首先命令将士在城外挖战壕和修营垒来保护己方。曾国藩在安庆会战前夕曾表示:“三四月内吾辈力办者三事:一曰通东流接济:二曰办米:三曰丈量各处壕沟。此外皆置不问可也。

  ”雨花台被攻陷以后,曾国荃首先抢夺一切时间赶挖战壕,并筑起高垒。后来,李秀成带领军队猛攻雨花台,攻打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没能取胜,最终被迫撤退。

  “以围为攻、以逸待劳”战略在战争中一直被采用,它的优点主要是:困敌和阻敌。首先通过包围战略阻断其粮草的外来供应,迫使其出来应战。其次通过高垒与外壕实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主待客”战略,阻挡源源不断的援军。其最终的出发点就是不让自己做没必要的牺牲,以最小的代价来战胜敌人。

  除此之外,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还有很多,像是奇正互用、忽正忽奇的战术,通过打心理战来瓦解敌人的战略等等。总之,打仗一定不能呆板,要活学活用,方能制胜。

  四、重视饷糈收集,完善后勤建设

  曾国藩从团练始慢慢组建了湘军,到最后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肯定与他战略战术、军方略等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决不能忽略他在筹集饷糈方面所做的努力。

  (一)曾国藩认识到军队战斗力的高低与军饷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寻求各种方式来筹措军饷。

  道(光)、咸(丰)年间,由于巨额战争赔款等支出,清政府已经根本拿不出来银子作为湘军的军饷,湘军的军饷必须得靠曾国藩自己来想办法解决。

  湘军的军费开支非常庞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由湖南藩库供应,第二阶段由户部指拨、外省协济和自筹相结合,第三阶段则依靠厘金,即“东南用兵十年,全赖厘金一项支持”。

  最主要的就是第三阶段的厘金,若是没有厘金,湘军也许创办不起来。1853年江北大营的军饷告急,于是清廷决定在扬州设局,让百姓按照资产的多少和土地的贫瘠来劝捐,每亩土地起捐从20文到80文不等。与此同时,对过往的行商也实行捐厘的方法,首先是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实行,然后再逐步推广各地。后来抽厘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此,项目逐渐增多,遍布百货,江南大营也在镇江等县设卡抽厘。到同治元年的时候,除了黑龙江和云南地区以外,厘金制度已经推广于全国各地。厘金制度的推行,使清政府的税收大大增加,湘军的军饷也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湘军才能够得以维持下去。曾国藩在《奏折》中也指出:厘金系“维持全局,保固军心,其中关系最巨者”。显而易见厘金对于湘军的重要性。

  (二)曾国藩不仅仅关注筹饷、开辟饷源等问题,而且对于冒领军饷等弊病,予以严厉的制止。

  由于筹饷十分困难,因此曾国藩对此常抓不懈。曾国藩深知厘金对于湘军的重要性,因而不仅在湘、鄂、赣、皖等地设局,还在湖南长沙设立东征局来收税,并且一再强调设置关卡来收税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得选择谨慎的人来办理,办理的好就会既有利于军务也不损害民生。曾国藩还指出,可以在广东地区大收厘税:“广东滨海富饶,环货山积,若厘务经理得宜,断不止此数。”

  冒领军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曾国藩,因此咸丰三年,他制定军粮饷章程,规定:凡统带千人者月支饷不得超过五千八百两,统带万人者不得超过五万八千两。 《曾文正公杂著》第2卷第37~38页

  章程的制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冒领粮饷的现象。

  对于“士兵擅自离开军营者多”的情形,曾国藩有针对性的提出给士兵发半饷的建议。发半饷可谓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防止士兵擅自离开军营,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筹饷的困难。军粮饷章程规定,士兵若是擅自离开军营,他的欠饷、存饷就会被没收,不再发放。士兵爱惜自己的饷银,那么就不会轻率地离开军营回家了。于此同时,士兵的队伍若是应被遣散或有事回家,就会总的核算欠饷、存饷,除了把部分现饷来充实川资,其余的部分都由粮台发一印票,回家后一次结算付清。这个办法不仅可以防止士兵逃离,对未曾应募入伍的农民和书生也产生一定的诱感力。

  (三)崇尚节俭

  对晚清社会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并能为整个地主阶级争生存的曾困藩,重视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列强的虎视眈眈,国内的农民战争,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朝廷已经是穷困潦倒。在曾国藩眼中,持家、养廉、兴国这三者都与节俭分不开。

  在家中,曾国藩就一直主张节俭。对于女儿的嫁妆,曾国藩不提倡铺张浪费,认为百金以内已足够。他的幕僚与朋友欧阳兆熊也说过:“曾氏任两江总督期间,其夫人欧阳氏与长媳刘氏每夜两人纺棉纱,“以四两为率,二鼓后即歇”。

  曾国藩家中的书桌上,除了简单的陈设、笔纸以外,没有一件珍宝,只有一幅有点价值的字画。以曾国藩当时的地位,能做到如此节俭,实属不易。

  对于自己的臣属,曾国藩也时常告诫他们,一定要节俭。首先从自身做起,衣服食物,每件事物都要俭约;其次,不能拿礼物来孝敬上司,也不能搜刮人民来中饱私囊,以肥家产。他所写的《劝诚营官四条》,其四曰“崇尚俭以服众”·,其具体内容是:“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 《曾文正公全集·诗文》第438页

  对于国家,那更是必须要节俭,对此曾国藩的想法是,历史上凡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无一不是勤劳节俭,凡是很快衰亡的,必有奢侈浪费的缘故。所以曾国藩认为,国家正处于乱世之中,更必须把戒奢侈作为一要义。

  (四)把后勤建设放在关键的位置

  首先曾国藩把后勤建设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军队的饷糈关乎战争的成败,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军队若是没有粮饷,那么狡猾的人会有借口造谣,朴实的人也会变得没有斗志,又怎么会有胜利可言呢?

  其次,派专门的人员来管理军队的后勤,赏罚严明。曾国藩在办团练伊始,他就认识到了,团练能否成功,难的不是带领士兵操习武艺,而是难在筹集经费,后来曾国藩又总结说,“治军筹饷,均以得人为要。”

  为此,曾国藩总是认真挑选管理后勤事物的人员,郭嵩焘、夏廷樾、黄赞汤、朱荪贴、胡兴仁、李惺等人都是曾国藩亲自挑选出来的人选,这些人不仅在同乡中声望很高,而且做官时也深得民心,他们品行端正且精明干练,经由这些人来管理后勤,军队的胜利已经成功一半了。

  最后,曾国藩认识到仅仅有大员的力量是不够的,关键还得有完备的后勤体制予以保障。为此,他又首创了粮台制度和长夫制度。

  1、粮台制度。粮台共分八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文案所、侦探所、火器所、军械所、采编所和发审所。各所中派遣多人处理事务,并设粮台总理一人,所有人都听命于粮台总理。粮台的任务主要就是通过陆路和水路等多种方式把筹集到的军饷、武器等运输到各路湘军的手中。另外由于军饷不是由朝廷拨发而是曾国藩凭己力所筹集的,因此兵权饷权合而为一,全军彻底听命于曾国藩一人。粮台制极为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粮台的人员派署都由曾国藩决定,曾国藩已经各个方面掌控湘军,湘军已经完全成为曾国藩的私属军队。后来曾国藩根据情况又不断进行改革,设立了前敌、后敌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门分工合作,工作效率更加大大提高,粮台制度是曾国藩后勤体制改革一个创新,丰富了古代的军事思想。

  2、长夫制度。绿营的战斗力低下,也因为士兵平常在行军打仗的同时,还要承担搬运等杂役耗费了很多的体力有关。为了提高湘军的作战效率,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军中杂务由专门的人员来承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士兵的负担。湘军长夫制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用长夫48名。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用长夫30名。山炮队、小枪队等以上各项共长夫180名,500人1营,只许减少,不许增多。”曾国藩独创的长夫制度,积极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第一避免了骚扰百姓,不再随意抓壮丁,军民关系有所缓和;第二,士兵心无旁骛,全心全意打仗,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三,长夫的饷银比较高,能够吸引农村的劳动力来参军,对后来军兵种配置也起了一定启示作用。

  总而言之,湘军后勤建设是非常成功的,它达到了曾国藩的最终目的,极大的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虽然不是极其完善,但是对今天军队的后勤建设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小结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湘军最终能够打败强大的太平军,与他的军事思想有着大的关系,无论是其建军思想、治军思想、战略思想还是后勤保障方面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来研究的。并且其军事思想的意义极为深远,首先批判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兵法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创新,其次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晚清史、湘军史、太平天国史等,最后对于我们今天的军队建设也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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