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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略类论文 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比较

2018-12-08 15:02:52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近代以来史学界对左宗棠和曾国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二者军事思想的对比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二人在建军、治军、后勤保障、战略战术等方面既存在着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比较左、曾二人军事思想的异同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重要人物的军事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左宗棠;曾国藩;军事战略思想;对比;特点 左宗棠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40岁时前往湖南巡抚佐理军务,从此潜心研究兵法,其30余年驰骋疆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成为晚清著名的军事家。曾国藩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而立之年进入翰林院,仕途开始一帆风顺,正值高升之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便南下成立湘军组织团练,从此与军事结下不解之缘,经过11年的残酷镇压,平复了太平天国,随着这一过程也形成了一整套军事理论,成为“一个‘足于古今中外名将相须顽而毫不逊色’的军事家。”论及二者的军事思想,以湘军为萌芽、为基础,后左宗棠另立门户,虽有模仿湘军的地方,但二者在建军、治军、后勤保障以及战略战术方面各有特色,值得后人学习研究,本文通过对比,细探二者军事思想的精华。

  一、选兵用将之比较

  兵作为军队之本,纳兵是一个将领需要精耕细作的部分,左宗棠对这部分工作要求很严格,“从来兵事最宜质实之人,最不宜浮文巧作之人。”他对士兵的要求是朴实可靠,喜乡村中人,认为他们容易管教,能服从命令,对军队的士气大有帮助,他招兵买马不注重乡土情结,他认为一个地区的人才有限,而且乡里乡亲的,好讲私情,怕军纪不严整,如果真要是放到战场上,一军受挫全军受影响,所以他贯彻“挑选精壮,无论南北籍贯。”这就很好的避免了“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的弊端,使得军队在后来的战事中表现神勇,然而在战事中的胜负,左宗棠认为将是关键,“胜负之分全在将领,将领勇则兵强,将领怯则兵弱。”他觉得用将的关键在于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最大限度的发掘出将领的真本事,用于战事之中,这方面左宗棠做的非常成功,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对年轻将领刘锦棠的提拔任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读懂了刘锦棠的脾气,让他担任主攻,最大限度的发挥他能谋善战的才华,也时刻教育和警告他戒骄戒躁,避其妄自尊大的心态,使得刘锦堂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所向披靡,助左宗棠取得战事的胜利,曾国藩成立湘军时痛改前非,革除绿营腐败的内容制定了详细的征兵标准,“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受用。”这一点被左宗棠所学习和应用,两人的思路一致,都喜欢乡村中人,老实之人,便于管理教化,而与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国藩崇尚“以乡亲邻里关系组建成军,利用乡土感情和地域观念固有的排外心理来维持军队的团结,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而曾国藩在控制士兵的方法上采取了民间的“保甲法”,将府县、父母兄弟等的姓名做成册子,取保具结以便清查,束缚了士兵的“手脚”,防止战时逃脱,“保甲法”下的士兵就像拴在线上的蚂蚱,与家人一起,所以士兵的命运牵连很多人,使得招募的勇丁成为士兵之后,只能做个勇敢的士兵,绿营士兵腐败无能,令曾国藩恨之入骨,对此他在招募士兵时要求:“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使湘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超过了绿营,八旗兵成为清朝最主要的武装力量,锻造出一支勇兵方阵。勇兵狠将是他建军的主要策略,他选将的核心标准是“忠义血性”,他要求将领“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勤恕廉明,三是简默朴实,四是坚忍耐劳。”把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培养出了“忠义血性”的将领诸如左宗棠、罗泽南、杨载福等,湘军在后来的战事中表现出的“残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曾国藩栽培的。

  左宗棠和曾国藩在选兵用将的方法上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也有各自独到的地方,左、曾同出自湖南乡村,对湘兵湘将必有大爱之心,但左宗棠在这方面突破了乡土束缚,网络天下之勇士,“当他转战于浙、闽、陕甘期间,除派人回湖南招募新勇外,还经常就地招募健壮的农民补充缺额,甚至吸收农民起义军的投诚士兵,这表明他的乡土观念不如其他湘军将帅浓厚”

  二、军队编组的比较 在军队的编组、兵种的建设、兵器装备等方面左曾二将也是煞费苦心,左宗棠“因地制宜”组建部队的方法不仅在战事中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史学界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这种方法“反映出左宗棠建军思想的灵活性。”左宗棠西征新疆时,对西北的地形和捻军、回军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然而认定“西北大局,非练马队,讲究车营,别无胜算。”因西北地形复杂,车营没有在战事中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然而在后勤运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队是新疆战事中的主力军,配合左宗棠“速战速决”的战术要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精兵节饷”又是左宗棠在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兵多而冗,不独虚糜可惜,且亦断不能战也。”他认为军队在于精不在于人数臃肿,他要求军队训练有素,精悍而有战斗力,将“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进行裁减,留下精兵,补充强兵,提升军队的整体实力,在战事中不光要兵强马壮,还要靠利器强化部队,在武器装备方面他比较早的提出了“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学习使用西式武器,购买德国枪炮,并设工厂学习仿造外国军器,他认为枪炮提供火力,减少自己部队的伤亡,炸开缺口,然后士兵才能“趁势如潮涌进”,然而左宗棠的这一思想与曾国藩的“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家书不甚笔墨,然则将士之善者,岂必争洋枪洋炮乎?”的说法却大有相反之意,虽然曾国藩和左宗棠均为洋务派的开明人物,但在改进武器装备的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守旧思想制约了军队的强势发展,但曾国藩在兵制上的改革,对后来晚清的“中兴”保驾护航。绿营军队腐败不堪,士气低落,管理混乱,“东调一百,西调一千,成军之后,兵不习将,将不知兵,鉴于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时,决心改弦更张,别开生面,仿明戚继光之束伍法,用募兵制代替世袭兵制”,在湘军中曾国藩设置了“营”“哨”“队”三级编制,每营500人,这种编制彻底改观了清朝绿营“标兵”、“差防兵”兵员人数定制不一,战争之时统帅与士兵互不了解,难以合理使用和调配兵力的局面,“平时利于训练,战时利于调遣。”他还创造性的设置了“长夫之制”和“帐篷之制”,军队后勤跟前线士兵分离,各司其职,这有效地提升了军队的灵活性,帐篷之制解决了军队驻扎的问题,自设营房,便于统一管理、迅速集结,这对后来的军队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左宗棠和曾国藩在军队的遍组治理中各有所长,特色鲜明,左宗棠注重精兵利器,因地制宜组建兵种,部队机动性,灵活性强,曾国藩虽不注重武器装备,但对部队的建制作了突破性的改革,对近代军队建制作出了贡献。 三、部队后勤保障的比较 后勤保障工作直接影响军队作战的持久力,是战事胜负的关键因素,左宗棠和曾国藩在这方面也熬费苦心,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军事后勤工作的策略,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战事中制定了“缓进极战”的战术,而这一战术的目的是针对后勤补给,他对新疆的地形、敌我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后,认为新疆在阿古柏政权的黑暗统治之下,民不聊生,而新疆地处内陆,荒漠覆盖面积大,粮食产量有限,前往新疆进行当地征粮不合理,而去往新疆的路途遥远坎坷,几千万斤军粮从内地运往新疆,劳师动众,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行,他要求粮草兵马分批开进,先进驻的部队利用马匹车辆将后方粮草运到前方储备,如此循环,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粮草兵马全部到达预定区域,而战争只进行了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大获全胜,实践证明,左宗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对于后勤补给他强调“兵与饷二者相同,未有乏饷而能用兵者”,可见他对粮饷的重视,而他对后勤工作的重视体现在整个作战思路的方方面面,“厚饷养精兵”是他又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认为“惟其兵多,故饷不能厚,惟其饷薄,故兵不能精”所以他大力阔斧裁汰冗员,减少军队中的老弱残兵,去掉大部分非作战人员,留下的精兵强将,给予厚饷,对于提升将士士气作用很大,“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既节约粮饷又加强了军队的作战力,基本解决了后勤的供给矛盾,左宗棠作为一名精干的军事家,他的“理财”水平也是专家级别的,庞大的军费收支系统,从开始的筹算到最后的使用,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非细心不可,据左宗棠计算,前往新疆作战的部队共计6万余人,每年大约需要800万两军费,而当时的清政府,财政赤字已经非常严重,拨款数额有限,他就争取协饷,所谓协饷就是省财政预算的结余指定用于财政紧缺的省份,每年大量的协饷用于省际调剂,左宗棠费尽心思,但每年收上来的协饷数量极为有限,也就只能保障每个士兵的基本生活问题,“将领虽极窘乏,而士卒尚免饥饿。”协饷征收不利,固与地方总事有关系,他将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的协饷作为抵押,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300万两,这一举措既解决了地方省份拖欠协饷的问题,也缓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筹款如此困难,西行路途坎坷,他要精打细算尚可,“此窃维粮台之设,原以支应粮饷军需。俾前敌各军。得壹意驰驱。无须分心储峙。”粮台的建立其目的就是供应前线作战,而新疆战役的粮台左宗棠坚持设在西安,并且他反对将士们分设粮台的要求,他认为西安交通便利,南北联系方便,便于向各协饷省份督办协饷,并且作为大后方比较安全,而精减机构有利于节约粮饷,后来的作战实践证明,左宗棠的做法实属精明,粮饷源源不断的从西安运往新疆,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之需,与左宗棠一样曾国藩作为一名军事家,也非常注重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他在军队的后勤工作中创造性的制订了长夫之制,专门负责后勤工作,系统的规定了后勤专职工作,“营官及帮办人等,共用长夫四十八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用长夫三十名,亲兵每劈山炮队用兵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六队共长夫十四名,如拔营运行营官另拨公夫搬抬,劈山炮哨官哨长及护勇五人,共夫四名,四哨抬枪八队,共长夫二十四名,刀矛小枪二十四队共长夫四十八名,以上各共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计百人用夫三十六名,只需减少,不需增多。”长夫制的设立使部队不随便指派地方百姓做苦力,与百姓的关系变得和缓,军队得到地方的拥护和帮助,并且长夫制对后来的军队兵种建制起了启示作用,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天国时制定了“以上制下”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的势力已经强大,非一日能灭,应以湖南为基地,逐江沿下,最终攻取天京,而这一策略源于对后勤的考虑,湖南作为湘军的根据地为湘军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他实行“就地筹饷”,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大后方,巩固了后勤保障,为军队的持久性提供了动力,进而实现了“以上制下”的作战方针,在军队内部实行“厚饷养兵,半饷制兵”的措施,曾国藩认为绿营军队的战斗力差与兵饷太低有很大的关系,士兵每月的饷银在道光年间已经不够五口之家使用,导致士兵经常兼做第二职业赚外快,训练不力,军纪涣散,绿营的后勤措施在曾国藩眼中已经弊端百出,“平日有少粮之名,临事无省实之实,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国藩重新制定了将士的饷银制度,将士月饷丰厚,不但能满足个人之用,而且还满足了家用,将士的身心得到解放,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和战事中,军队士气得以改观,为防止士兵拿了厚饷而半途逃离,军中又实行半饷制度,有效的控制了士兵的发财梦,他强调如若士兵中途擅自逃离,欠饷全部没收,而正常的离军可以拿到全部欠饷,对于士兵来说那可是一笔“巨额”的财富,稳定了将士的情绪,这一制度与“保甲法”的结合使用,有效的控制了兵源,强化了军纪,也减轻了军队一时筹饷困难造成的财政困难,正所谓一举两得之法,为顺利攻破天京,灭太平天国提供了保障。

  后勤保障工作直接影响战争结果,也是考验一个将领军事才能的重点,左宗棠虽受湘军影响,但自己的思路也明确,细心谨慎,耐心超凡,身为将帅,对琐碎的后勤工作做到了极致,极其重视后方建设,他将后方物质保障放到军事工作的最高处,厚积薄发。曾国藩首创长夫制,为军队后勤工作走向专业化作出了贡献,为后来部队的兵种建制提供了思路,左、曾二人潜心研究后勤保障,在当时做出了极为正确的选择,促进了战事的胜利。

  四、战略战术之比较 “审势度势,灵活用兵,先阿后俄,先北后南,粮运兼筹,精兵足饷,先迟后速,缓进急战,从严治军,剿抚兼施。”这是曾长秋学者总结的关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术策略,纵观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其战术思想的核心是严谨,慎之又慎,在进入新疆之前,他曾多次派人对新疆的地形地貌、敌情作了详细的查证,保证后勤畅通,谨防腹背受敌,做到万无一失,前期准备工作用时三年,从后勤保障到出兵策略,从将领到士兵,做好每一个环节,当清军出兵北疆战事连连告捷时,他的“慎战思想”越来越浓重,他常提醒部队将领切忌骄逸,在北疆战事大获全胜之际,他拒绝将士们乘胜追击的请求,他认为南疆有阿古柏的主力军,且北疆战事刚刚结束,军队需要补给休整,需要勘查敌情,等准备工作做完后,制定了攻打南疆的计划:兵分三路,速战速决。新疆战事迅速取得胜利,验证了左宗棠战略的高明,他在战事过程中采取的“剿扶兼施”策略,对战事结果起了催化作用,他在进军陕甘乃至新疆时,始终提醒将士分清敌民,能俘者不杀,对俘兵进行安置,“左宗棠这种‘且剿且抚,剿抚兼施’的战争策略,其实就是历代兵家所倡导的攻心策略,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新疆人民的支持,在吐鲁番战役结束之后,敌军抵抗力度减弱,应该是这一策略最为积极的一面,然而与左宗棠相反的是曾国藩制定的“三光”政策,这也是曾国藩的军事生涯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运用极为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太平军,“他向往的是这种大地主经济与‘强梗者除之’的社会秩序。”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他将“强梗者除之”付诸于行动,在长沙设审案局,专杀起义反抗的平民,曾国荃在一次屠杀中杀人之多自己都胆战心惊,曾国藩给他作心理疏导:“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不惜大放狠招,湘军所经之处一片废墟,能拿走的全部拿走,对不动产能毁则毁,能烧则烧,“三光”政策的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的是曾国藩想镇压太平军的群众基础,让民众安分守己,“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才是他军事活动的重点,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正是他的最大‘功业’应该说这是他的一个特长,但同时也是他致命的错误,使其在成为一个受后人重视的有影响的军事家的同时,也落下了‘刽子手’的千古罪名,永难洗清。”虽然这是他军事思想中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对他后来的评价影响很大,但他能成为古今中外颇具影响的军事家,固然他也有独到的令人称赞的战术思想,曾国藩是一位能学习、能读书、能总结、会应运的军事家,“学究无人,于书无所不读。”他研究古籍,总结军事经验,他学习模仿戚继光治军打仗之法,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中的战术原则,面对太平军的势力范围,他总结了历史上在长江一带进行过的战事经验,“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距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即针对太平军他首先从武汉开始,沿江而下,继而攻取九江、安庆等重镇,最后攻破天京。1861年8月,安庆陷落,天京没了屏障,1864年湘军一举攻下天京,这是他潜心总结的“以上制下”的战略决策,最终取得胜利,作为农民起义的克星,曾国藩对中国的农民起义研究非常透彻,他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分为“窃贼”和“流贼”两类,“盗贼”规模大,正规,有自己的大本营,而“流贼”顾名思义就是流动对抗的起义军,他对这两种起义各制定了对付策略,“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甚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盗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其老剿”,虽然他的军事思想充满着争议,但很多内容也有其情妙之处,需要我们去做客观的评价。

  综上所述,左宗棠因收复新疆而芳名千古流传,而曾国潘因残酷的镇压手段,丑名昭著,左宗棠一个“慎”字,曾国潘一个“狠”,左宗棠的思想显得严谨慎重,曾国藩的思想针对性强,手段残忍,同时更具创造性。

  结语

  左宗棠和曾国潘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在军旅生涯中创造了辉煌,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军事思想,通过梳理对比,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争议较多,他的一系列思想主要是针对农民起义,所以否定的人比较多,而左宗棠的思想除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最主要的是用于收复新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所以肯定的人比较多,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评价中出现了“抑曾扬左”的说法,但是二者的军事思想都有诸多的精华存在,可鉴之处不少,后来都曾被许多名人所推崇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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