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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事业类论文 纳粹德国对传媒行业的控制--以广播业与报刊业为例

2018-12-13 13:31:20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 要 无线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初步应用使得当时的人们认识到了无线电在宣传中有着以往的传媒工具所不具有的优势,尤其是英国对于无线电的充分利用使得德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很大原由是宣传做得不到位,所以纳粹党在上台之初就将德国的广播业与报刊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利用广播业与报刊业为自己的战争政策进行宣传。了解纳粹政府通过哪些措施控制广播业与报刊业,引导国内舆论,获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从而进一步了解法西斯体制下的宣传体制,了解现代历史上的专制政治体制。

  关键词 纳粹德国 广播业 报刊业 控制

  美国的马克思·维尔与唐纳德·肖提在1968年提出并加以论证了设置议程这一传播学理论。虽然该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提出的,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战争国家却已经有意识的通过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新闻标题来引导大众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认知,从而获得大众的支持,形成有利的氛围。通俗说来,设置议程理论就是媒体报道某一方面的事迹越多,篇幅越大,人们就会认为是因为它非常重要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报道,并且认为越是重要,报道就会越多。反之,媒体报道越少、篇幅越短,人们越不会重视。

  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的运用了设置议程这一理论来争取国内民众支持的典型代表。通过封锁外部消息来控制国内舆论,使得民众只能接触到纳粹党散布的消息,即使那些消息是假的。当民众只能接收到这些并且被反复灌输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这个消息是真的,并和持不同意见的人产生争执。“谎话说了一千遍就是真相”就是这个意思。有的学者甚至以为:纳粹德国自身就是 “宣传的产物”,是最先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作用的国际宣传组织的国家。纳粹党通过宣传建党立国,对于宣传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样就注定了纳粹执政期间必然会采用一系列的手段去控制国内舆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到 “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到知识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们要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们的宣传,那么宣传的知识尺度,也就应该随之而降低,如果我们宣传的目标是使全国的民众都受到影响——比如要使战事贯彻到底一一那就必须极其注意、防止宣传知识尺度的过高。纳粹政府的宣传语言随着宣传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但都是围绕着向民众解释纳粹党所推行的方针政策而改变的,其核心思想并没有改变。纳粹党的宣传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在那个时期最为常用的也是最有效的宣传手段是广播与报纸,所以控制了广播业与报业的消息输出,也就控制了民众对外部消息的了解,也就宣传了纳粹党的思想。

  纳粹德国时期的广播业

  著名的纳粹宣传家戈培尔认为文化和传媒只能作为政府宣传的工具而存在,戈培尔的宣传信条是,宣传是行动的先锋,宣传只是为达到目标的手腕。而且宣传就相当于男女朋友谈恋爱,可以做出空头许诺而不付诸于实践。无线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广泛运用使得无线电得到充足的发展,成为生活中重要的辅助工具。人们也已经意识到无线电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是过去的传媒工具所不及的,所以在战争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大了对无线电事业发展的投资,这种传播手段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收音机成为人们关注外部世界,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即便在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收音机的销量也没有因为经济的不景气而下降太多,甚至在使用率上已经大大超过同期的其他家电,可以说在20世纪的30年代收音机已经走进了每家每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英国,即使人们饥寒交迫也仍能收听到收音机。乔治·奥威尔曾经说过:“2000万人食不果腹,不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英格兰人都能听到收音机。”而同时期的德国大力发展无线电事业,收音机收听率远远超过当时的英国。

  1.1纳粹德国对广播业的控制

  许多国家在二战前夕相继建立起了由国家进行管理的广播体系,而且对外电台中应用的语言越来越多。英国在1941年的对外广播电台中使用的外语多达46种,相比之下德国广播电台的发展则比英国更为突出,德国的对外广播电台在1943年时使用的语种多达53种。戈培尔认为20世纪是广播的世纪,广播在电视尚未问世的的情况下成为了当时的主要宣传工具,是能把嘴巴安排在人们耳边的工具。戈培尔还称赞广播“现有的最现代化的影响公众的手段”,虽然广播并非他的最爱,然而他以为广播是当时最现代化的能够影响大众的工具。在当时广播拥有着传统传媒工具所不具有的优势,在时间上,人们不需要每天早晨去排队买报纸,只需要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新闻、音乐甚至是演讲;在空间上,人们不需要特意跑到固定的报刊亭就能了解到实时消息;在表现手法上,它不再是刻板的文字,人们能够通过广播听到激情四射的演讲,而演讲者也需要通过激情洋溢的演讲来触动人们的心灵,赢得人们的支持。所以1933年纳粹政府掌握政权以后就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将广播这一宣传工具紧握在政府手中,在广播系统的核心位置上安排了纳粹党的忠实分子而不是老实的工作人员,从而彻底掌握广播系统。

  收音机作为一种新时代的产物,价格应该是较为昂贵的。但为了让每一个德国人都能够收听到元首的讲话,戈培尔领导的公共教育宣传部强制要求厂家生产了一种价格不贵的、民众能消费的收音机——“人民牌”收音机。它售价为76帝国马克(约合30美元),还不到一套好衣服的价格。

  当然,如果这种价位的收音机民众也因为觉得昂贵而接受不了的话,政府还生产了一种只能收听国内广播的廉价收音机,这种便宜的翻版的收音机的价格还不到那种的一半。这一决策使得德国收音机的拥有率翻了3倍,至少有70%的德国家庭拥有收音机,这一比率远远高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到1938年,德国正在使用的收音机台数高达950万台。戈培尔曾经很自豪的说,他为元首每次的讲话至少召集了5600万的听众。戈培尔宣称:“我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已经消灭了反叛精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广播!”这充分体现了纳粹德国的“一体化”的梦想。纳粹政府认为广播是除了海陆空以外的第四条战线,广播是最重要的对内战线。同时他们还认为集体收听广播会产生更好的效果,所以在许多公共场所如等候厅、广场、城市街道等安装了许多高音喇叭,除此之外还强制要求工厂、办公室等工作地点也必须装上大型收音机,以保证在播放重要节目时,所有人都能及时停止手上的工作,围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同时还鼓励人们互相举报,互相监督,比如:人们是否收听指定电台,是否抱怨收听公共广播占用时间过多。曾经就有人因为在收听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被周围的邻居或者是自己的小孩告诉了纳粹分子而被抓进集中营。自从纳粹党掌握了广播系统以后,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7点都会播放一个小时的“国民时刻”广播,用以宣传纳粹的种族优越论、反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生存空间论等等意识形态内容,对民众进行“洗脑”。

  在广播的时间确定以后,每天约20个小时的播放时间中有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是专门为纳粹党的宣传服务的,形式有很多诸如评论、戏曲、演讲等等。其他时间都是新闻和音乐。当然,从上面的描述来看,纳粹党统治下的德国人民的生活还是相当自由,至少从表面上看直接的宣传只占了时间的四分之一,但是到了后文我们会详细的说到民众所能了解到的新闻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民众只能接受到对纳粹党有利的消息,甚至是虚假的消息。

  戈培尔认为如果单单是宣传类节目,民众不会有打开收音机收听节目的欲望,所以需要开发娱乐性节目,他还曾警告电台工作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节目的枯燥乏味!”他甚至还亲自指示过维也纳的一家电台不要在上午10点用他称之为“过于伤感维也纳管乐队音乐”使听众们神经不安。即使戈培尔一再的要求对广播节目进行改革,但是由于节目内容的单一,政治要求过多,使得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面对德国民众毫不避讳的批评,纳粹党人、时任德国广播协会主席霍尔斯特·德莱斯勒·安德莱斯对这种批评非常的恼怒,认为德国民众过于吹毛求疵,认为这是“对德国文化的侮辱”,绝对不可以容忍。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德国民众对广播的播放内容有着如此多的异议,如此多的批评,但戈培尔仍然成功的利用广播这个宣传工具改造了德国人民的思想,使得他们忠诚的追随希特勒的目标,并证明了广播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一切的宣传工具,变成了纳粹政府最有效的宣传工具。驻德记者威廉·夏伊勒曾经说过你永远不能想象出“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的困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里即使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明白事理的人,也会因为消息的闭塞、国家的宣传而被蒙蔽,变得不理智。

  1.2德国民众对德国突袭波兰的反应

  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出动58个师,2000架飞机,2800辆坦克,6000门大炮,对波兰进行“闪电式进攻”。在9月3日,英法不得不对德宣战,战火燃遍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国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当时以英法为代表的国家的反对,遭到了世界人民的反对。袭击波兰这一举动虽然在1939年9月才得以实施,但被称为“白色方案”的袭击计划早在1938年10月就已经制定。德国打算让航空兵和快速兵团突袭波兰,一举灭亡波兰。可以说,当时的世界人民接收到的都是“德国突袭波兰”这一消息,可是当时的德国民众接收到的却不是这样的新闻,他们所能接收到的新闻甚至是与之相反的。甚至在德国突袭波兰的前一个晚上,德国的民众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关于波兰问题而提出的和平建议,细说这些建议是如何的诚实、公道而切实可行,而该建议却被波兰不止一次的拒绝了,所以希特勒宣称“不能再指望德国政府无尽休止地表达良好的和平意愿了”但是纳粹政府根本没有向当时的波兰政府和英国当局提起过关于波兰的和平建议,而这至关重要的一点纳粹政府在广播中却从未提过。所以当波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民众在只能接受到国内新闻的情况下一致认为是波兰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才导致战争的爆发的。同时德国还自导自演了一场波兰袭击德国的事件,在8月31日晚上,德国军人穿着波兰陆军制服伪装成波兰陆军“进攻并夺取”了格莱维茨小镇。而电台中所谓的被打死的德国工作人员其实是从纳粹集中营弄来的死人,这就是所谓的“格莱维茨的波兰进攻”事件。在第二天早上德国通过广播愤怒地宣布波兰人在格莱维茨侵入德国,德国只是被迫“还击”。在当天的德国境内,整个通讯网络都被中断,人们只能从官方的广播与报纸了解到消息,而在印象中,他们的元首一直在为和平而殚精竭虑,所以德国民众普遍的认为波德战争只是德国的自卫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

  2纳粹德国的报刊业

  戈培尔认为要根据人们的文化程度,年龄阶段的不同而设置有针对性的相应的节目。比如:对于祖国的青年一代,他们接受新的事物较快,自身的情绪、观念、思维、行为也会受到当时的环境影响,所以通过广播、集会、演说等具有情感号召力的方式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从而实现控制他们思想的目标。而对于心智已经成熟了的成年人来说,他们的感情比较冷漠,不会轻易被演说这种具有煽动性的方式所改变,而要从他们的生活习惯下手,对报刊书籍这样的书面文字进行控制,引导他们的思想。戈培尔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方式紧紧地把握住了德国民众的思想。

  2.1纳粹德国对报刊业的控制

  出现于19世纪的报刊业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可以在不需要国家政策的帮扶下独立发展。不像前文所提到的广播业,因为出现时间短而轻而易举的被纳粹党所掌握。纳粹党是在1933年魏玛共和国的公开选举中掌握政权,通过选举途径上台注定了他们不能用暴力去控制报刊业的发展,而只能通过一系列的法令和行政措施去限制、管理它。

  1933年,希特勒担任总理6周以后给予了戈培尔丰厚的回报——任命戈培尔为宣传部的部长(以前一直由希特勒担任),给予他“负责全国的一切文化生活;负责国家文化和经济的公共关系;负责管理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各种机构”的权力。希特勒给予了戈培尔掌握国家文化生活的大权,而戈培尔也没有辜负希特勒的期望把国家的一切文化生活都置于监督之下。为了管理和指点文化生活的每个方面,在戈培尔的指导下成立了以“推行德国文化的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在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为目的的德国文化协会。除此之外,戈培尔还说服希特勒建立了一个囊括美术、音乐、报刊、文学、电影、戏剧和广播的国家文化处。国家文化处不单纯是一个民间组织,它是政府的一个特许机构,它的决议和批示具备法律效力,要求人们加入属于自己职业范畴的协会。职业范畴囊括了“每一个生产、发行和销售文化财产的人”,以报刊业为例,从一线的记者到编辑文稿的人,甚至是卖报人都必须按照要求加入国家文化处下属的报刊协会,服从戈培尔的指挥,如果拒绝加入就不能从事这个职业。当然,国家文化处有权力开除或拒绝接受他们认为的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会员,从而使对不关心国家发展的人无法从事他们的职业。一位德国公民只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而被认为不可靠从而失业。同样的这些特许机构把犹太人、非雅利安人和他们认为的没有政治可信度的人排除在外,禁止他们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毕竟他们不属于任何协会。

  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政府官员每天都会召开发布会,在会议上答复记者的问题。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这一习惯被保留了下来,但内容却完全变了。由原来的记者向政府官员提问突变成了戈培尔的宣讲会。记者每天聚集在宣传部,听戈培尔或其助手详细传达宣传部的指示,究竟什么是民众能了解到的,什么是民众不能了解的。记者们所接收到的指示被称为绝密,他们必须签名写下书面保证,当着证人的面销毁得到的指示,以保证这些绝密不会外泄。这些指示一般多达十页,上面详细说明了哪些新闻该报道,哪些不该报道,哪些该详实报道,哪些一笔带过或者不提。为了监视指示是否得到实施,还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监视网络,审核各地的报刊,一旦发现绝密消息泄露,报社将被予以应有的惩罚。有一名记者曾说:“从1933年开始,编辑们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了官方既定观点的橡皮图章,他们每天在报纸上盖上标记,表面他们已看过那篇材料了,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工作”。记者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傀儡,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能将新闻真相如实的报道,“任何心里面还残留一点点荣誉感的人今后都会小心谨慎,别赶上记者这一行”。

  纳粹党要求“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内在或外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这一指示使纳粹党有了清除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报刊的依据。最先停刊的是创办于1704年的《伏斯日报》,它在德国报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当时德国国内最主要的报纸,在德国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泰晤士报》,但由于它主张自由主义,而且老板是犹太人,在1934年4月1日被迫停刊。在1937年世界著名的自由主义报刊《柏林日报》也被强制停刊。除了直接没收敌对报刊的财产外,纳粹政府通常还会用其他手段压迫出版社使得其不得不以最低的价格出卖给纳粹政府。在1934年马克思·阿曼买下德国最大的出版社ULLSTEIN时说:“我们现在买下了德国最大的出版社,而花的钱还没有买一支铅笔多”。在1932年国家拥有的报社多达4703家日报,然而一年之后只剩下2527家日报。埃耶出版社(纳粹党的出版公司)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出版帝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赚钱的出版公司。直到1941年,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处于纳粹政府的控制之下。

  纳粹进行宣传的理论依据是“新闻就是政治本身”,其主要论调包含了报纸属于国家事务的,应该接受政府对报纸的领导,服从政府的调配,一旦与纳粹主义发生冲突则视为不忠,决不能进入新闻行业工作;言论应向国家看齐,新闻工作人员不应被类似出版自由的这样的荒谬理论所蛊惑;报纸是向民众传达政府思想,进行通俗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的重要工具,应保证向群众提供的信息均为保持民族团结的内容等。除了通过建立特许机构限制报刊业的发展外,纳粹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来限制报刊业的发展。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成为纳粹党限制言论的最大阻碍,需要颁布法令来取消言论自由,从而达到控制言论的效果。戈培尔认为要想实现宣传真正的威力,必须在它的身后树立一把锋利的刀剑,让人人畏惧、不敢胡乱说话。严苛的法律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剑”。1933年,纳粹政府掌握政权后就取缔了《魏玛宪法》中对于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相应规定,从而开始了一家言论控制德国的局面。1933年10月,戈培尔公布了《报刊主编法》,规定强调报刊主编必须通过戈培尔的考验才能任职,而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均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编辑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身份,血缘关系上属于雅利安血统,配偶不能是犹太人,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满足种族条件的人才能获得成为编辑的通行证,才有资格从事报刊出版工作。编辑们受到这一规定的限制不能像原来那样自己决定报刊的出版,他们现在是国家的工具,完全受制于国家。该法还要求主编为报纸上的所有文字部分及其态度承担责任,戈培尔认为“一位编辑就是国家的一个喉舌,他需要去完成国家最重要的其中一项任务”,编辑们要为刊登的每一个字,每一幅图承担责任,不能报道对国家有害的资料。一旦失误就会失去这份维持生计的工作。当报纸上出现社会主义分子或犹太作家的名字时,具体负责这个栏目的编辑会丢掉这份谋生的工作。埃森市的编辑们和出版商由于排版上的失误被送进了集中营。这个规定还使编辑的地位高于发行人,发行人不能随意指出缺点和提出建议,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使他们互相监督。1933年10月,戈培尔公布了《写作指导法》,该法最开始将新闻报刊单纯的归类为由国家控制的的公开发行的刊物,这样记者这一行业变成了类似公务员的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职业,接下来对从业人员在种族、教育程度等方面的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后规定了工作人员的义务与责任,其中核心是第十四条,它禁止新闻工作者提出与政府意志不相符的论调,新闻工作者及其配偶在血缘上都必须是雅利安血统。之后就提出了对工作人员的保护措施及犯错之后的处罚措施。《报刊主编法》和《写作指导法》对新闻从业人员做了如此详细的规定,为纳粹党控制新闻界提供了基石。这两部法律的颁布使得许多报社都明里暗里被纳粹政府收购。但对于不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帝国新闻处处长马克思·阿曼在1935年4月24日颁布了以减少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私有新闻机构为目标的法令,简称为“阿曼法令”。使私有报业最终成为国家所有是阿曼法令颁布的最终目的。第1条规定投机商人、缺少趣味以及道德的人不能成为发行人。表面上允许私人拥有报业,但是在接下来在第2条规定中又沉重打击了私人报业。它给予政府可以关闭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报纸的权利,这就让阿曼有权任意关闭或暂停任何报社。第3条是关于有关部门如何保障报业的独立性,也就是要求报刊的控制权必须属于日耳曼人。第4条规定了如何对待特殊团体利益的报纸,简言之就是全部禁止发行。在这样的宽松法令的宽松解释下,任何一家报社都能够被随意的关闭。虽然各种法令颁布于纳粹政府上台以后,但早在1926年希特勒就在25点纲领中提出了关于限制报刊业发展的文件。其中第二十三条详细的规定了如何制止政治谣言及其在出版上的散播。它从公民资格、语言、人种等各方面上做出了规定。首先要求从投稿人到报刊编辑都必须具备德国公民资格以保证在政治上的忠诚,必须是雅利安血统以保证血缘上的纯粹。其次对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禁止用德语出版,以防止民众从这些报纸上获得与政府传播的信息所不一致的报道,同时还禁止非德国人参与有影响的德国报纸。最后对于教会等不能为国家带来利益的特殊团体则禁止出版。戈培尔与阿曼所颁布的法令不过是将25点纲领的要求具体化了。

  建立特许机构、不停地打压、收购以及一系列的法令的实施,使得德国的报刊业的出现了极大地倒退,许多报社倒闭或者是被迫低价卖给了纳粹党所控制的报社。虽然阿曼认为过滤之后的2300家报纸比起原来的3500家报纸更有用。但不得不承认无论在哪方面,报刊业的发展都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在经济上广告业务与1931年相比较有60%-80%的滑落,订阅的读者也有10%-20%的流失,1934年报刊发行量降低了约100万,广告交易额也从4亿马克减少到1.9亿马克。

  在内容上,因为各家报纸都接受宣传部的领导,明白什么该报道,什么需要避免就导致全国的报刊显示出了单调划一的局面,甚至连《人民观察家报》和《进攻报》这样的纳粹报纸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阿曼认为:“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这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格律恩邮报》的编辑响应阿曼的号召,便抓住了关键,说了一句实话,结果被送往集中营。戈培尔也强调创新性,尝试着用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这种尝试注定失败,体制不允许说实话,不允许有着不同的声音,这就注定了单调划一局面不可能被改变。纳粹德国的报刊业直到1939年形成了以下三个特征:(1)如果单纯从数量上考虑的话,明面上的报刊业主要还是掌握在私人手中;(2)在德国的每一个区,都有受到阿曼控制的纳粹党报,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党报系统;(3)直接由埃耶出版社控制的报刊,他们保留了以前的名字,他们不被认为是纳粹的喉舌。

  2.2德国民众对英国空袭波兰的反应

  1940年5月10日,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并于1940年6月4日占领法国。在法国崩溃后,希特勒以为英国还会像从前一样实行绥靖政策,但他没想到接替张伯伦的丘吉尔没有屈服,丘吉尔说:“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鲜血、艰辛、眼泪和汗水”,通过演讲号召民众进行抵抗。希特勒放弃与英国媾和的希望,转而准备进攻英国。1940年8月13日,德国空军对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几乎摧毁了南方的通讯网络,德军对伦敦和英国主要的工业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恐怖轰炸”,希望打破英国军民的心理防线、摧毁英国军民的抵抗意志。英国于1940年8月26日进行反击,英国皇家飞行部队对柏林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轰炸,使得德国人民第一次正面接触战争,柏林人在心理上遭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而这次从飞机上扔下的传单比炸弹要多得多,柏林的损失很小,但这却让纳粹集团十分的生气,戈培尔马上命令报社对英国的空袭行为进行声讨,指责英国空袭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暴行,同时还向民众强调德国进攻的只是英国的军事目标而英国却专挑普通民众下手。驻德记者夏伊勒在8月31日因为感冒生病住院,为他检查身体的护士愤怒的问他英国人为什么要轰炸柏林,夏伊勒说是由于德国轰炸了伦敦,可是护士立刻反驳说,德国轰炸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却轰炸“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这样一位普通柏林妇女的反应,足以说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已经坚不可摧了。夏伊勒认为“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夏伊勒自己也说在他驻德期间,虽然他每天都能看到国外的报纸,收听国外的广播,但由于工作的原因,他每天都需要阅读德国出版的国内新闻,收听德国广播。如有必要还和纳粹官员探讨交流,参加纳粹党的集合。即使他知道真相,即使他从来就不相信纳粹党的说辞,但他仍然会感到迷惑。更何况是与外界隔绝的德国民众。

  3.结语

  丘吉尔说:“在那里,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丘吉尔对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国内的舆论控制做出了最准确的评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发现无线电的优势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短短的十几年间,纳粹政府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传媒工具紧紧的握在自己的手中。广播业在发展之初就被国家接手,成为政府对人们进行“洗脑”的工具,利用广播消灭了人们的反叛精神。报刊业虽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有着完备的体系,但纳粹政府仍然通过一系列的法令政策控制了报刊业报纸。这些措施虽然极端但谁又能否认它的效果呢,通过广播和报刊建立起了德国民众对政府坚不可摧的信任,民众对于本国的宣传深信不疑。在那里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人也会认为事实真相就是希特勒和戈培尔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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