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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武器类论文 浅谈民警使用武器后现场证据的收集

2018-12-19 16:50:07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杨 东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内治安状况日益呈现多样化,暴力犯罪案件多发,人民警察为了有效制止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得不使用枪支。随之而来的是使用枪支后对于警察开枪行为的质疑。本文旨在讨论基层民警在执法中遇到使用武器的情况时,如何依法使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应当注意在哪些步骤留有证据。通常情况下,基层民警执法过程都佩戴有执法记录仪来固定视频、音频证据。但是由于武器使用的敏感性,仅靠视听证据还远远不够,还要收集实物证据,比如涉及的枪支、弹药以及射击后留下的弹壳、弹头等都要及时收集,以便于后期调查。通过研究基层民警如何依法使用武器,以及依法使用武器以后如何固定合法使用武器的证据,来确保警察在使用武器的过程中严格遵照相关法律规定,使用武器过后及时固定相关证据,保证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器的行为有理有据。

  关键词: 警察权 使用武器 合法性 证据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人民警察是国家的暴力机关,主要承担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目前,社会治安大局总体稳定,但是仍有部分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各种黑恶势力心存侥幸,挑战社会和谐大局,妄图扰乱社会秩序。一些地区涉毒涉黑案件频发。而这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是有组织、有预谋,甚至是有武装力量的团体,在利益的驱使下无恶不作,为了对付这些暴力犯罪分子,警察必须是一支强有力的执法队伍,这就要求警察必须合理使用武器。但是通过近些年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警察在使用武器过程中由于不注重证据的收集,往往在后期报告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出现舆论一边倒批评警察使用武器不当的情况,给红安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些基层派出所干脆在平时执法勤务活动中不予许警察佩戴枪支,形成了“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错误认识。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课题旨在研究基层民警在执法中遇到使用武器的情况时,如何依法使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应当注意在哪些步骤留有证据。在使用武器过程中很容易造成嫌疑人的伤亡。因此,使用武器必须慎之又慎,不仅在战术上要有过硬的本领,还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以及对现场形势的正确评估,既要求做到弹无虚发,不伤害到人民群众,又要有理有据。从枪出套开始,再到持枪戒备、口头警告、实际射发,都要能保留相应的证据,为自己在后期的调查中争取充分的发言权。通常情况下,基层民警执法过程都佩戴有执法记录仪来固定视频、音频证据[3]。但是由于武器使用的敏感性,仅靠视听证据还远远不够,还要收集实物证据,比如涉及的枪支、弹药以及射击后留下的单壳、弹头等都要及时收集,以便于后期调查。

  通过研究基层民警如何依法使用武器,以及依法使用武器以后如何固定合法使用武器的证据,来确保警察在使用武器的过程中严格遵照相关法律规定,使用武器过后及时固定相关证据,保证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器的行为有理有据。

  二、我国法律赋予人民警察使用武器的权力

  (一)警察使用武器基本概念

  如何定义警察使用武器的行为?这在国内外都有比较大的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必须要是警察在从公务用枪中实际击发,射出弹丸才能认定为警察使用武器。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孤立了警察执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在我国,人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法定可以开枪情形的,应首先判明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口头警告,因此使用武器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射击行为。况且如果嫌疑人在警察持枪口头警告后停止犯罪行为,服从执法民警的命令,则应当视为不具有开枪的条件。但是在此之前,举枪警告已经是利用武器对嫌疑人进行了威吓,也应当视为使用了武器。在一些西方国家,警察在进行正常执法时,由于枪支具有极强的震慑力,任何人都会恐惧被枪支击中,在这种情形下,只要警察使用枪支或者将枪支出套,人民群众就有可能会对其发起起诉,因而警察在使用武器时必须要保留必要的证据和痕迹以确保能够在被起诉时有正当的理由对法庭的问讯进行回答。

  (二)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合理使用枪支受法律保护

  公安机关是国家进行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在我国,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佩带武器和使用武器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自然也收到法律的保护。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依法佩戴和使用武器。根据《人民警察法》规定,非警务人员不得佩带枪支。因此,使用武器的主体必须是人民警察。在现实生活中,公安机关的辅警人员往往比正式民警多出好几倍,但是这些警务辅助人员都不是使用武器的主体。另一方面,警察使用武器必须要有法律的规范。法律在赋予了警察能够使用武器进行执法的权力的同时,也对其使用程序及适用条件进行了严格规范。根据这些规范,基层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应该有针对性的做出反应,提前想好应该收集那些证据。

  三、警察依法使用武器需要保留证据的过程

  (一)判明情况时必须留有证据

  判明情况时的证据并不是单纯的证明进行了判明情况的行为,还要对当时情况进行还原,在执法现场要有符合使用武器的条件,经过判别后,要对这些条件进行取证。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规定了15种使用武器的法定条件。这些是警察在现场执法过程中应当判明的可以使用武器的情形。可是,在实际公安工作中,许多民警使用武器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些条款执行。如在有些抓赌现场,由于涉案人员较多,为了震住在场的参与赌博的人群,动不动就开枪以示警告。但其实这种情形并不属于法条中可以使用武器的15种情形之一,所以这种执法行为属于非法使用武器。

  在使用武器之前,要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客观分析,不能主观臆断。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不同,警察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执法手段,只有在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现场才可以考虑是否需要用到武器,否则极易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在2005 年的4 月份,黑龙江发生了由于警察判别错误而造成的误伤事件,孕妇马玉静的腰椎被枪支击伤,这就是警方的主观臆断使得无辜人员受到伤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使用武器前的警告时必须留有证据

  根据规定,警察在使用武器前除警告后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情况紧急时不需要警告外,其他情况下如果要使用枪支必须要先口头警告,否则都可以认定为违法使用武器[10]。那么,这个环节就必须要有证据来证明民警在使用枪支之前是先进性警告的。通常情况下,警察执法都会佩带执法记录仪,但是执法记录仪的使用情况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角度不对导致没有拍摄到执法现场的画面等,电池没电导致无法正常开机等。因此,民警在出警前必须检查执法记录仪的性能和使用情况,必要时可以要求所有出警到现场的民警都带有记录仪,保证对整个执法过程进行无死角的取证。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警告不仅要警告犯罪嫌疑人停止犯罪,还要警告围观人员进行躲避,以免造成误伤。曾经就发生过一个案例,民警鸣枪示警之前没有口头警告,结果打中了小区居民楼上围观的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对于围观人员警告的取证,也可以参照之前的对犯罪嫌疑人警告,保证全程的执法过程都有记录仪拍摄。

  (三)使用武器的后续工作要留有证据

  民警在使用武器后,若犯罪嫌疑人已停止犯罪或者已无继续犯罪的能力,则必须停止使用武器。此时需要做的是重新判明情况,如果使用武器造成了嫌疑人或者其他无关人员的伤亡,必须立马做出急救措施或者通知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1、通知当地公安机关相应部门和检察院。一般来说,出警到现场的都是基层所队民警,除非重特大案件有领导到场,其余涉及使用武器的案件都需要民警在执法结束后迅速上报现场情况,这一阶段的证据主要有执法记录仪、通话记录、接处警登记表等。

  2、保护现场。保护现场是所有案件都必须进行的一个环节,而在警察使用武器的现场,所涉及的证据都是后期民警进行报告的有力依据,更不能忽视。在这一环节首先要做的就是划定现场保护范围。涉枪案件现场保护应该将射击位置和弹着点都列在保护范围之内。在现场保护的同时,还要注意寻找现场的见证人,登记号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手机号码以便于后期制作证人笔录。

  3、填写相应表格,说明情况。这一步主要是在上级领导部门以及检察机关到达现场后进行的。此时是对领导进行口头汇报,可以视现场情况来决定详略,但是后期做的书面报告则必须详细记录自己在使用武器整个过程各个阶段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有无保留证据,证据现在何处都要进行说明。

  四、现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主管单位不明

  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民警用枪的审查一直是以内调查为主,辅以人民检察院的检察,这种制度存在弊端,容易造成群众对人民警察队伍的误解。我们都知道,在法理上讲控辩审三方应该处于一个平衡状态,而这种将警察使用武器行为归于公安内部审查无疑是打破了这种平衡,况且也不符合回避制度的规定。

  (二)我国警察武器使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1、法律依据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国内规范警察武器使用行为的各项法律规定纷繁复杂,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比如在法律层面上,规范警察武器使用行为的法律就有《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等。其中《警察法》的第十条、《戒严法》的第二十八条、《监狱法》的第四十六条分别在自己的领域内规定的警察可以开枪使用武器的情形。目前规范我国警察武器使用行为的主要法律就是国务院制定《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该条例也是《警察法》的配套法规。此外,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在第十八条也明确了狱警在发现有犯人越狱逃跑的情况时可以使用武器。部门规章层面则有《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规定了警用武器管理的一般原则和制度的,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加强劳动教养场所警戒工作的暂行办法》和两院制定的《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缺少统一立法,相关法律规范不成体系,造成部分依据冲突、矛盾不利于警察合法的使用武器。

  其次,相关法律规范位阶偏低。国务院制定《警械和武器条例》在第九条明确列出了十四种警察可以开枪使用武器的情形,并在第十五款列了兜底规定;在第十条指出了不能使用武器的情况;在第十一条规定了应该立刻停止使用武器的情况。此外,有关警察使用武器的一般程序,警察开枪后的责任承担和损害赔偿问题,条例也有相关的规定。因此,我们在实践中把条例当作合法使用武器的主要依据。“警察的武器使用权”是最能体现行政权“强制性”的一项权力,它的行使关系到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基本权利。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这就牵涉到“法律保留”的相关问题。“法律保留”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而在我们国家用仅仅是行政法规的《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来规范警察的武器使用权这种极易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公权力是不符合《立法法》的要求,也违背《宪法》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

  再者,合法使用武器的标准不明确。《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十条、十一条分别规定了警察可以、不得、应当停止使用武器的情形,但是法条中在部分情况中有些关键词界定并不清楚,缺乏实践指导性,让警察在实际紧张的执法过程需要自身度量使用武器的情形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容易导致非法使用武器情况的发生,这使得警察在使用武器时的风险增大。

  最后,武器使用后的合法性审查制度不完善。在实际进行执法的过程中,现场的情况往往复杂多变,难以单靠法律法规来进行界定,若警察只依赖法律法规来使用武器而不针对现场情况灵活做出应变,可能无法完全保障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所以,为了规范警察使用武器的行为,我们就需要建立完善时候审查制度,对警察使用武器的合法性进行调查。警察开枪后的审查制度一般包括两个环节,一是使用武器后的报告制度,由警员对当时的情景以及使用武器的情况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二是由检察院和其他机关一块对武器使用的合法性进行调查。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调查过程和程序存在一定的问题。《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了武器使用后合法性审查的一般程序,警察在使用武器之后如果出现人员受伤或者死亡,则应该向其所隶属的公安或者监狱、国安、法检机关报告,在接到报告后公安机关应该对当时的情况进行“勘验”、“调查”。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规定之后就会发现,对警察武器使用后的调查主要是公安机关自己搞得内部调查。

  第二,书面报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了在警察使用武器后如果出现人员受伤或死亡的结果,应该向其单位呈递书面报告。但是,接下来第十三条又规定只要警察使用了武器就应该呈递书面报告。这样就出现了两种不一样的结果,增添了警员武器使用的困境。并且报告的内容是开枪警察自己去写的,本能的就会规避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情况。

  第三,《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对于武器使用合法性评价的标准和内容不明确。我们国家在事后判定警察使用武器行为的合法性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相关的立法依据不完善和证据不好收集等因素,我们审查武器使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主要是警察武器使用后所造成的客观后果,根本没有把现场的客观情形,警察开枪之前有没有履行警告等一般的用枪程序,事后警察是否积极履行了相应的救助义务以及对损失的赔偿情况和相关人员的责任承担情况纳入其中。开枪后审查标准不统一使警察容易被主观归罪。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即使警察开枪是合法的,政府或者司法机关迫于家属或者舆论的压力,仍然会处分开枪警察,让部分警员白白蒙受冤屈。

  2、警察使用武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忽视警察权益导致不愿意使用武器。在我们现在的行政执法工作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现象: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我们是在不断的增加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但是却忽视了对行政执法人员正当权益的关注。警察能够使用武器完全来自法律的授权,武器使用权本身也是国家公权力的一部分,也会面临着上诉问题。警察由于其职责的特殊性,他们在日常的执法实践中也会面临着很大的危险,而授予警察使用武器的权力一是其职责的需要,另外也能够保障他们自身安全,减少职业风险。但是现实中,我们长期受到“公安机关能够抓人,能够开枪杀人,是一个暴力机关”这些错误观念的影响,一直以来都只关注警察怎样暴力执法,却忽视了对他们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对警察使用武器后的合法权益的保障更是无人提及。

  其次是缺乏培训导致不会使用武器。在我们现在的警务实践中,存在着很多警员不会使用武器,甚至有在自己的警察中生涯中根本没有使用过武器的情况。比如 06 年某地一警察在巡逻时遇到袭警事件,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携带的“七七式”手枪,但由于过于紧张,误把护圈前段当成扳机,一直“单手上膛”,结果一枪未发,才造成了上诉悲剧。

  (二)民警使用武器后现场证据收集存在的问题

  1、现场保护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基层所队民警出警一般都是两名民警加上一名辅警,但是在一线执行起来往往是一名民警加一名辅警,在涉枪现场警力明显不足,现场保护就尤为困难。

  2、证据收集问题

  从基层民警执法实践来看,用于记录执法现场的主要证明就是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但是对于警察使用武器的执法现场,光靠视频资料远远不够,还需要实体物证,应该对现场遗留的单壳,血迹等物证进行保护和提取,还要现场寻找人证,带到合适的地点制作询问笔录。

  五、对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1、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

  笔者建议以《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为基础,结合《警察法》、《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规范警察武器使用行为的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和立法理念,并吸收部分行政规章、规定中经过实践检验的且具有操作性的条款、规定,如公安部 2003 年发布的“五条禁令”中规定警务人员不能携带枪支喝酒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警械和武器法》,把分散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的规定收集归纳起来,形成了一部完整的统一的警察使用行为的法规,明确了我国警察武器的配备情况,使用条件和程序,培训制度和要求以及损失和责任的承担情况,形成统一明确的法律保障。并且在宪法中除了注明对基本权利保护之外,还要强调武器使用权。此外,制定《使用警械和武器法》,一方面可以将分散的立法规定整理起来,统一下尺度,理顺和下位法的关系,明确警察武器使用的界限;另一方面,法律具有更强的权威性,也符合《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

  2、细化合法使用武器法律规定

  对于《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部分概念内涵规定不清楚,如“判明”、使用俩词,开枪前的警告程序规定不明确、有争议等情况,建议两院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警察武器使用的情形和一般条件,让执法民警在遇到可以使用武器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判断,把握战机,并且能够在确信在使用武器后自己的合法权利会受到应有的保护。

  3、明确武器使用的法律后果

  警察使用武器本质上也是一种行政行为,所以警察开枪之后我们也是需要对这一行为进行界定,如果合法则开枪警员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行为不合法的话则就需要我们的警员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建立完善合法使用武器的相关机制

  1、构建警方与媒体的良性沟通机制

  我国的公安机关之前由于种种因素长期以来很少和媒体打交道,更没有在内部设立专门的机构安排相关的人员从事此项工作,进而使很多民众在很多情况下对警察的开枪行为产生了误解,给各种不真实的信息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为此,建议从立法角度,完善制度体系,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能够成立专业的工作机构,增设警察公共关系科室,有针对性的招聘新闻专业的人员从事与媒体的沟通工作,构建完善的外界交流机制,提升警务工作人员形象和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信赖感和归属感,协调好警务人员与外界的公共关系。

  2、健全武器使用后的心理疏导机制

  对广大警员开展定期的心理测评与辅导工作。警察由于其职责的特殊性,其工作强度比较大,熬夜加班去执行任务也十分频繁,并且警察职业本身有很大的危险性,接触的事务也大都是负面的,所以如果在遇到极端的事件后警察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辅导,产生相应的心理问题也是正常的。特别是对于开枪警员来说,他们在使用武器后一般都会产生一定的伤亡,甚至会剥夺某些人员的生命,肯定会让自己的心理产生波动。因此,必须重视对警察使用枪支后的心理辅导。实际上在这方面我国香港和西方的部分国家早就有了一些成熟的做法,设立专口的心理辅导部门,并构建警察使用武器后的心理辅导体制,有效预防和治疗警察在使用武器后不正常心理反应,使其尽快恢复,并快速投入工作。

  (三)提高民警现场证据收集意识

  收集证据的意识应该时刻保持,就像警力加一原则一样要牢记心头。从扶枪戒备开始就应该想好,应该如何保留证据,检查执法记录仪是否正常开启并处于工作状态,想一下应该警告的有没有警告,有没有驱散围观群众,会不会造成无辜伤亡等问题要预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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