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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类论文写作格式 公共管理视角下-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媒体角色研究

2018-11-20 15:39:12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 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加快、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深入和信息化与多种行业的深度融合、飞速发展,标志着我国社会转型期已经到来,我国已进入了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时期,在民主程度逐步扩大、公共管理思想在我国日益成熟并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的今天,各类突发事件正在考验着我国的新闻媒体。媒体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四者之间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值得研究。在我国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媒体肩既要负着时代的话语权,又要切实担负起社会责任,承担好职业角色,更主要的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更好地传递信息、维护好社会稳定,构建与政府良好的的互动关系,化解危机,妥善处理问题,展示新闻媒体应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策略和水平。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百姓在更多范围内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势在必行,同时在人们生存中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得到有效解决后,人的安全、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工业生产、食品药品、交通运输等各类安全问题,房屋拆动迁、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生活问题都倍受百姓关心关注,可以说以上问题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在此过程中,有的媒体往往争前恐后,争相获取和向社会公众报道第一道信息;有的却行动滞后,导致群众了解消息不及时。无论如何,在此过程中,媒体的作用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偏差便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激发矛盾,导致暴力冲突事件发生。本文以“石首事件”为实例,深度剖析我国媒体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的角色扮演情况,对整个事件中媒体角色进行细致分析、研究,从多个层面分析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各个阶段媒体角色的调整和把握。探讨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背景下,媒体如何定位准、发挥好自身的角色,强化媒体的导向性作用,使政府、媒体、社会公众三者间良性互动,为全面完善我国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角色定位提出积极的建议。

  本文采取比较分析、个案研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明确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媒体角色、角色定位等相关概念和国内外理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分不同时间点、和不同层次,分析研究了2009年湖北荆州“石首事件” 、2012年辽宁台安“高力房事件”和2014年东莞鞋厂罢工事件三个典型案例,通过媒体在该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找出媒体在类似突发公共事件中角色的定位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多角度分析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最后在广泛参考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媒体要以正面报道和传播正量为主、不能错位或越位、更不能缺位等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旨在提高媒体在维护社会稳定、助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社会安全事件,媒体,角色定位,报道

  1 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从时代背景看,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化与调整也在随之发生。目前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与“社会转型”相联系,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变革导致很多不确定因素形成,也会致使社会经济发展中潜伏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当代社会环境日新月异,让这种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更加明显。目前,我国社会因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积累的诸多内在变革因素,导致我国社会正步入风险多发期,在这样一个各种不预定风险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动荡和风险隐患都将成为常态存在,需要我们去正确认识、高度重视。特别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生社会矛盾交织、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变、破坏逐步加重,导致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范围和影响皆呈上升趋势,这些都赋予媒体以新的角色和新的内容。所以研究好媒体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的角色定位是时代的需要。

  从社会背景看,多种事实证明,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具有突然性、非常规性和具有一定破坏性等特点,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破坏作用常常超出人的意料之外。另外,在信息化高速发达、公众自觉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热情空前高涨的今天,微博、微信、短信、论坛等新诞生的媒体工具极为活跃,一改过去电视、广播、报纸“老三件”的局限性。而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拍摄、传导功能的多功能手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传播工具早已步入千家万户。社会安全突发事件引起的各种社会流言、谣言传播速度大大加快,由过去“奔走相告”转变为“瞬间传遍世界”。在各种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频发的当今社会,若媒体没有在关键期作出迅速反应,没有发挥好角色职责,将会在一段时期内造成恶劣的后果。“十三五”时期,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维护社会稳定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如何定位好媒体在作为突发事件中之一——社会安全事件中的角色势在必行。

  1.1.2研究意义

  从转变观念方面来说,过去媒体角色定位基本上是为政府服务,是政府收集各类社会信息和向社会发布各类信息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新闻媒体被称为“政府喉舌”。从对公众宣传角度讲,广大人民群众从媒体了解的基本上是正面信息,即使有对负面信息的报道,也是草草几句带过,而且有片面的不连续性。对重特大安全事故、群体事件、恶性犯罪活动等事件的报道慎之又慎,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一家主导,方式是以“捂”“控”为主,其弊端是造成公众不知详情,胡猜乱想,更有好事者便随意传播谣言,添油加醋,造成不利影响。媒体角色必须要面向新时期新要求加速转变,尽快实现面向政府、公众、社会全方位、多角度的服务。

  从社会层面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前所未有的矛盾产生并迅速发展,百姓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安全等引起的干群关系、医患关系、师生(家长)之间的矛盾问题,在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开采使用过程中,与局部地区百姓生活冲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安全事故、暴力执法、群体上访等事件引发的突发社会安全群体性、安全性事件等等,以上矛盾和问题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给社会稳定和群众生活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人们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迷茫困惑时,媒体的阐释会成为吸引公众的焦点和有力工具。所以,恰当的媒体宣传报道策略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帮助政府处理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媒体好比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帮助社会尽快化解危机、恢复社会和谐与稳定,是新闻媒体及其工作者的社会职责所在。

  另外,对于媒体自身来说,既要紧随时代发展步伐面向市场化运作,更要承担起政府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要以正面报道和传播正能量为主,以消除不利影响、维护社会稳定为主。媒体工作者要做到忠于职业道德,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详细全面地向社会公众报道信息,以此引导社会舆论朝着积极健康、稳定可控的方向发展。所以,媒体要发挥好媒体桥梁纽带这个基本角色,与政府、市场、公众一道共同为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努力。而不应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在此,把媒体角色准确定位,对于实现政府、社会公众、市场三者对社会事务实施社会安全管理(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1.2.1国内研究综述

  一般从“大安全”角度出发,把社会安全问题分为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治安问题,总体上分为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两大类。近些年,我国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频发,收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对此从各学科角度展开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在相对早期的研究中显示,刚刚进入21世纪不久,我国就经历了突如其来的一场全国性的突发公共事件——非典,其影响之甚远让人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张维平(2006)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管理媒体的角色地位》中提出:媒体应从构建社会舆论互动传播机制出发,最及时的发布信息,展示事实的真相,把流言和谣言封锁住。并强调,不管是主流媒体,还是草根媒体,都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使舆论朝着有利于突发公共事件解决的方向发展。王丹(2011)《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角色定位》同样以“SARS事件”等案例为研究对象,剖析媒体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角色应如何扮演等问题,主张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理过程中要做到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互动。文章还对媒体公信力等自身建设问题提出建议。岳璐(2006)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介角色研究—以矿难报道为例》一文,通过对类别案例——矿难的研究,指出媒介在矿难事件中同时扮演着政府稳压器、为矿工发出声音的人以及矿主的监督者等多重角色。但由于媒介的政府代言人角色浓厚,同时市场化经营运作方式挤压了媒介其他角色,造成媒介角色冲突和缺位,缺乏舆论监督和人文精神。

  在对不同媒体之间的角色研究中,许厚今(2009)在《突发公共事件与新闻报道》一文中提出,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如果事件不被媒体所报道,那么就有可能被公众和决策机构所忽视或被歪曲;其次来说,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之间形成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媒体能够转化危机,媒体反映并引导了社会舆论。这是比较全面阐述媒体角色和地位的文章。唐琼(2011)《公共突发事件中草根媒体的角色定位》中,通过对草根媒体的传播力及其与主流媒体的相互作用的分析,揭示了草根媒体起着不能忽略的作用,指出草根媒体如果角色定位准确,则是新的信息源和主流媒体的有益补充。游恒振(2012)在《社会化媒体的演进研究》中,针对当今手机微信、视频分享、微博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社会化媒体格局日趋复杂的形势,社会化媒体的演进必然存在某些规律性,文中从传播类型的扩展、由偏重信息向偏重人转变、传播速度加快和空间限制减弱、融合趋势角度等多个方面总结了社会化媒体的演进规律。

  近年来,针对媒体角色的专门研究逐渐增多,媒体角色定位引起了年轻专家学者和传媒院校博士、硕士毕业生的注意。王超(2013)在其题为《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角色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以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体角色为研究对象,探讨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媒体如何认识、把握自身的角色位置,发挥媒体导向性、解读性、权威性作用,最终实现在准确把握信息公开与新闻处置两者相互依存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媒体角色定位和媒体汇聚和传播正能量、弱化并消除负能量的显著功能,实现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妥善处理和全面彻底解决。仇晶晶(2013)《试论突发给你公共事件应对中媒体角色的实现》指出,要积极改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过程中,媒体角色期望与现实失调的现状,媒体要深化改革,更新观念,角色要定位准确、规范,要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使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避免出现角色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1.2.2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公共事件本身定义的研究和媒体角色演进两个方面。在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形成机理学界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塞缪尔·亨廷顿、格尔、齐默尔曼等人提出所谓的“偶发论”,这种断点认为突发公共事件是一种偏离正常秩序轨道的非常状态,这种事件源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突发公共事件是一种社会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二是蒂利等人提出的“固有论”,这种观点认为突发公共事件是社会中固有的普遍状态,有的突发公共事件表现为“显性”,有的则表现为“隐性”。但是两种观点都认为,近年来世界上各个国家中,发生的众多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无不与当地长久积累的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量变引起质变的逻辑观点。

  在对媒体演进和角色研究方面,欧美学者对于媒体自身的研究主要是相较于传统媒体(广播、电视及各类印刷媒体)而言的新媒体,从技术角度分析新媒体发展轨迹与规律,并尝试做出预测。这个领域的代表作品有罗杰·菲德勒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特里·弗卢的《新媒体导论》等,此类研究基本上都是试图利用传统传播学知识、文化研究成果与政治经济理念来对新媒体进行分析。立足新媒体与互联网特性本身,研究其自身的演进模式。唐娜·哈拉维的《赛博宣言》,系统阐述了作者对于数字时代到来时,“人机互动”前景的大胆预期,唐娜·哈拉维在作品中指出:“新一轮的媒介革命亦将随之到来,并势必颠覆传统的信息交流概念。”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研究,都是在分析媒体角色发展演进的基础上,以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为基础,分析突发公共事件自身随着时代变化、社会变革而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样,媒体自身的发展也是离不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科技水平提高的。所以,无论是针对媒体自身的研究,还是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都是离不开而这所处时代和社会这个大前提。其主要目的,都是旨在从媒体角色研究中,能利用在社会公众、政府间构建合作共赢关系而努力的。

  1.3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内容比较分析、个案研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纵向与横向对比、个别案例研究发现和解决共性问题。

  内容比较分析法:首先以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概念界定为依据,对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不同表现进行了客观的分析研究,与国外媒体报道方式等进行对比,找出异同点和可借鉴之处。

  个案研究分析法:从我国近期以来,媒体在各个阶段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表现进行举例分析,总结出媒体在此类报道中的角色错位、缺位等现象,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再以“石首事件”为研究案例,仔细分析事件前前后后工程中媒体的角色问题,分析问题,找出存在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最终目标是使媒体加以改进担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角色。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2009年湖北荆州“石首事件” 、2012年辽宁台安“高力房事件”和2014年东莞鞋厂罢工事件为例,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对我国媒体在此类(群体性事件)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方面的角色错误及经验缺失进行了实际解析,指出在当今社会形势特别是社会治理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前提下,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角色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媒体自身建设也必须加强;二是将突发公共事件相关概念与国内外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情况相比较,结合突发公共事件的特征、发展、危害等,指出媒体角色准确定位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2009年湖北荆州“石首事件” 、2012年辽宁台安“高力房事件”和2015年东莞鞋厂罢工事件的部分报道涉及秘密,在某种程度上给论文搜集资料带来了一定困难。加之论文所选的案例只是针对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目的是通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来表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众媒体觉角色定位的共性,视野和理论深度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水平,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端。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媒体角色

  早在1948年,美国人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首先提到媒体功能:社会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1982年,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形成以传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的5W模式,本文也是从媒体的功能角度出发界定媒体的角色定位。

  当今时代信息传播高度发达,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及新媒体下孕育而生的自媒体,都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媒介化社会客观上要求媒体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把握自身的角色定位,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

  在本文研究的媒体角色,是指与媒体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相一致的一整的套权利、义务以及符合社会期望的社会模式。媒体角色定位简而言之就是媒体自身在社会管理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2.1.2 突发公共事件

  突发公共事件从限定词“公共”本身的含义来看,突出了事件发生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是指具有公共性和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事件,指突然发生的,严重威胁与危害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引发社会混乱与公众恐慌,需要迅速动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采取紧急应对和处理的各类事件。

  突发公共事件构成要素包括突然爆发、难以预料、需紧急处理等。按照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为四级: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从发生的领域可分为: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生产性和自然性。根据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分类来看,突发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类型。这种分类法是在总结了诸多学者分类观点基础上建立的,较为全面而科学,涵盖突发公共事件领域内的各个面向的事件。

  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与中国本身所处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时代背景、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突发公共事件根据性质可分为群体事件、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多种,公共性、复杂性、多样性、危害性、可控性、破坏性、急促性、聚焦性都是突发公共事件的共性特征。本文主要研究对象——“石首事件”“高力房事件”“东莞鞋厂罢工事件”基本都是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属于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范畴。

  2.1.3社会安全事件

  “社会安全”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巴瑞・布赞(英国)的《人民、国家和恐惧》一书中。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安全”开始作为一个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随着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兴起,过去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逐渐退居次席。新社会安全理论认为社会安全的客体是社会而不是国家,它突破传统以军事安全议程为主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将安全的中心转移到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空间的“社会”层面上来。

  社会安全事件,是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一种,通常包括刑事案件、事故灾难、恐怖袭击、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其他社会影响严重的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是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一种。在我国,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或矛盾处理不当而长时间积累,在特定时间段内突然激发的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部分公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大规模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在现代公共管理学中,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管理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2.1.4 角色定位

  在一定的系统环境下(包括时间),在一个组合中拥有相对的不可代替性的定位,就是角色定位。“角色”不一定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群体,甚至可以是一个物。角色定位在当代西方政体管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发展趋势是一条向上的射线或波动向上的曲线。本文中的角色定位,是针对“媒体”这一行业职业来说,含有责任分工、义务分工和作用发挥的含义。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7O年代末期,兴起于西方社会的公共管理改革运动被看作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即改变政府传统管理模式、转变政府的职能,营造对方参与共治社会的局面。该理论是对传统的行政管理进行反思。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门应是为公众服务的机构,而政府公务员则是对公众负责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为政府提供税收的纳税人,同时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因此政府应增强公务员的“服务”意识,核心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即阳光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有限政府。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不应该坚持一家独大和“唱独台戏”的老思维,该管的管,管就管好;不该管的要放,放就放彻底,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提供服务、加强有效监督等方式,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一道,通过市场化运作,构建“大治共治”的新型社会治理局面。

  其中,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理论之一,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指导理论。所谓公共危机管理,就是指诸如以各级党政机关之类的各种组织机构为主体,为应付危机情境,由特定人员所进行的信息收集分析、问题研究、措施制定、调节(化解)处理以及动态调整、经验总结和自我诊断的一系列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化解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实践证明:有效的危机管理过程中,媒体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2.2.2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即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西方人本主义等学说中精华部分的吸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其要义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注重为人类生存创造和平、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要确保人的合法权益,其中就包括知情权等。主张在一切事物中发展中,要尊重一切人民群众的首创性,政府应该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打造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该理论主要是针对日益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言,面对水灾、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和交通、矿难、群体性事件、恐怖袭击事件等社会安全事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组织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应该为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和平安稳的环境。

  2.2.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涵:首先,新闻媒体都是为一定阶级、党派、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超党派、超政治、超利益的媒体是不存在的。其次,就是要求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事实说话,对事实负责。第三,主要是要求要媒体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正确地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且使两个效益相得益彰,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最后是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积极健康主流舆论得前提下,媒体工作要保持完整性、整体性,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遮遮掩掩,要把最真实、最完整的一面展示在公众面前

  3 媒体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的角色

  3.1 媒体与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关系

  媒体是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者。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不仅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影响着统治阶级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作为社会环境的“守望者”,大众传媒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急剧的变化中向社会成员提供最准确和最新的信息。一方面通过提供信息,便于社会成员全面了解和洞察社会情况。另一方面,传媒依据某些专家、学者对某种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可能发生程度的合理推测,向社会上全体成员发出警告。

  媒体是克服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动员者,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媒体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新闻媒体作为党政喉舌,作为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它担负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任务,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时刻其作用尤为突出。媒体要把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带来的威胁和影响以及人们的反应及时报告给上级,同时把上级应对和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指示传达给公众,形成统一指挥、上下一致、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主流媒体要积极发挥“意见交流桥梁”的沟通作用,实现政府、媒体、公众三者良性互动。一方面,媒体及时向公众提供政府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处理中的对策,解释政府行为,凸显政府作用,增进公众认可政府的信心。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也通过与政府的互动,向政府传递公众社会目前的心理状态,增进政府对民意的敏感度,为政府导航,推动政府的社会安全行政运作。,从而达到克服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目的。

  3.2 媒体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的角色构建

  3.2.1 信息报知者角色

  当今社会民众对突发事件的知情权和参与意识空前提高,这些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时效性作为构成新闻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决定一条新闻的报道与事件的发生时间差越小,新闻的价值也就越大,因此新闻媒体必须遵循新闻传播报道的规定,为社会大众最大限度提供新闻知情权。

  重大的突发事件威胁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社会安全安全,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是及时处理好突发事件的前提,媒体要牢牢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第一时间使真实、准确、全面的新闻事实得以迅速传播,不仅要对事情发展的最新动态进行报道,包括种种防御及自我保护措施也要予以及时、准确报道。比如说4.20的庐山地震中,除了向广大人民群众报道最新动态外,还提供和很多科学有效的地震防范和应急自救、互救的知识。这是新闻媒体发挥信息信息传播功能和履行信息发布者角色的必然要求。

  3.2.2信息解读者角色

  在我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下,媒体不仅是党政喉舌,更要始终站在聚焦社会安全利益的前沿,媒体信息解读者的角色构建以及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各方面的正确解读离不开媒体与政府的互动交流,通过交流,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政府的权威信息,防止留言、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传播,对政府应对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进展情况、政策、处理措施进行充分的报道,进而维护社会稳定。

  媒体在做好信息解读者角色的同时,更容易赢的公众的信任,在受众中形成“首因效应”。而从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信息需求紧迫性的心理学方面解释,信息解读者的角色对于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都尽到了保护的义务,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媒体形象,为今后报道中与受众的良性互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3 媒体监督者角色

  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和评议的重要途径。舆论监督具有力度大、效果好、成本低的优势。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爆发后,社会体系中既定的平衡被打破,公众表现出对动态信息的饥渴,以化解心内的不安全感和恐慌,这时流言会在这种情况下滋生,如果不及时对舆论进行引导和监督,将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因此媒体对舆论的监督和引导角色是必不可少的。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要在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上抢占先机,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引导公众舆论导向。如2014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发生后,我国媒体能及时准确的传播疫情信息,把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以“快”抢占先机,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同时,媒体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要围绕党和政府对重大事件的处置决定,通过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作用于社会公众意识,从而达到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扮演好舆论监督者的角色。

  3.3 我国媒体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的角色

  3.3.1媒体角色定位的演进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界末是我国媒体的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我国媒体报道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总体来说此期间,在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呈现出责任主体三缄其口,媒体报道避重就轻的特点,总体表现在报道内容上含糊其辞,政府对事件反应不够迅速,媒体报道倾向上有淡化问题的嫌疑。

  改革开放后,虽然国内局势趋于缓和稳定,但由于种种局限和历史遗留原因,我国媒体对于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仍在摸索阶段。1994年千岛湖游轮抢劫纵火案中遇难人员中有24名台湾同胞,但当时由于我国刑事案件有着“不破不报”的规定,加之相关部门对消息进行了封锁,最终我国媒体以“意外事故”的说法对外进行报道,而台湾记者经调查后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导致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暂停的巨大风波,两岸关系长期停滞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再如1991年和2003年的淮河洪水报道中,没有提及具体伤亡的数字,而是通过“是上次事故的百分之多少”等方式进行报道,报道内容突出“水大灾小”,以及宣传防洪工程的科学性等等方面,使得抗洪抢险类新闻报道呈现出口号式语言,极大忽略的是对实际灾情的报道和后续灾民安置情况的报道,使得政府的公信力极度下滑。2003年的淮河洪水事件中,6月21日连续上涨的洪水已使水位突破了警戒线,然而媒体的第一篇报道却在6月23日才予以刊发,接下来的第二篇、第三篇分别是在第一篇的两天后和四天后。然而,抛开如此速度之慢的反应速度,其报道的内容与抗洪抢险的主题也相去甚远,其中第一、第二篇报道是以淮河污染和淮河河道入海工程通水为主要内容,与救灾抢险无半点关系,第三篇虽是刊登了干部群众抢险照片,但已是此次社会安全事件发生的第10天。

  2003年之前,尽管我国媒体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主要呈现回避和淡化问题的状态,但是他们对改变此类事件报道的努力和尝试却从未停止。2001年的南丹矿难事件报道中 ,主流媒体揭发了瞒报的情况,并对事情进行了如实报道,还大众一个真相。2002年,河北苯中毒事件中,媒体跨省批评的报道思路,让媒体的舆论监督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然而行政管辖、广告资金等问题都成为了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进行深度报道的制约,这一瓶颈的破除,出了需要媒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大环境下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是要让人们意识到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公开透明的报道对解决此类事件中产生的危害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而2003年“非典事件”,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这样转变观念的机会,现代媒体角色由此而生。

  3.3.2媒体报道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转变

  2003年是我国媒体应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方式转变的关键之年。这一年,淮河抗洪的报道引人深思,更重要的是肆虐全国的“非典”使全国人民对“淡化事实消息”的这种新闻报道方式产生了严重的质疑。

  非典前期,媒体集体失声,这种做法使得相关部门没有对此次疫情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病毒迅速扩散的同时,各种流言、谣言都随之而来,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慌。抢买板蓝根,抢买白醋,抢买各种抗病毒药品,媒体以刊发政府声明的形式来消除恐慌已经失去作用,谣言流传于街头巷尾,人们对“上午传染,下午就得死”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非典事件”进入失控局面。2月13日,广州市政府发布非典疫情。随后,广州各主流媒体均对非典疫情予以了详实报道。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重新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央要求对非典进行全面报道的重要决定,至此非典报道进入了全面公开时期。2003年的非典事件,由于前期的集体失声,造成了全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害,由于社会安全信息的严重缺失,引起了社会的恐慌,而造成国际形象的损害,这一切后果都为政府和媒体敲响了一记警钟。

  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媒体在自然灾害报道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壮举。我国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电视台实现全天24小时全程直播,首播新闻1727条,专题133个,制作特别专题节目《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地震后两个小时,第一批记者已赶赴灾区现场,各大省级卫视也连续滚动播出进行不间断报道。在全面报道的带动下,共募集到救灾募捐款15亿1400万元,社会爱心空前高涨。我国媒体对此次突发事件的报道,使得媒体与社会大众产生了巨大共鸣,我国媒体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产生了一次巨大飞跃,也为社会安全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透明的报道方式奠定了基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媒体在应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上已有一套日臻完善的体系。从最初的反应迟钝、避重就轻到现在的迅速反应、大规模投入报道,从对人的财产生命和心理动态到对事故的反思,这些都可以称得上是质的飞跃。

  3.4 案例中媒体角色分析

  3.4.1 湖北荆州“石首事件”

  2009年6月17日20时36分,湖北省石首市公安局笔架山派出所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报警台指令:石首市笔架山街道办事处东岳山路“永隆大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接警后笔架山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调查处理。经初步查明,死者名叫涂远高,男,24岁,石首市高基庙镇长河村人,生前为该酒店厨师。民警对死者生前所住房间进行了检查时发现了死者的遗书,大致内容为悲观厌世而轻生,勘察结果排除他杀可能,初步认定为自杀。民警为进一步查清死因要求进行尸体解剖,但遭到死者家属拒绝。原因是死者亲属听传闻之前该酒店发生过女性服务员坠楼事件,当时被怀疑为遭强奸后被灭口。所以将尸体停放在酒店内拒绝火化,导致围观群众越聚越多。

  6月18日傍晚时分,死者家属与酒店的两个女负责人在派出所见面,提出酒店方在镇上压40万元,但要求被酒店前来谈判的负责人所拒绝,导致谈判无果。6月19日凌晨1点左右,警车和殡仪馆车辆再次到达酒店现场想把尸体运走,被连夜守在那里的2000多名民众阻止。6月19日上午8点,酒店门口有围观的群众悬挂上条幅要求调查死亡真相,“警察随时会过来抢尸”的传言在流传,现场近千名民众阻止警方“抢尸”行动,造成附近主要交通要道堵塞。由于传言“政府将在6月20日凌晨5点再次抢尸”,19日当晚,上万名石首市民连夜上街,将永隆大酒店门口围住。据称大约4万名市民聚集在街头,人数达到最高点。

  6月19日晚,事发酒店的二楼和三楼被不明人员点燃,消防车到来时已经无法靠近,围观者将消防车拦住并且捣毁,火势并没有波及停放冰棺的宾馆一楼。6月20日下午,永隆大酒店一楼突然起火且火因不明。最终石首市政府不得不向武警求助。6月20日傍晚,从荆州等地调来的武警赶到,但被民众逼退。此时许多公安、武警车辆被民众砸毁。据事后相关部门调取位于事发酒店对面的石首医院门诊部一楼摄像资料发现,当时前来维护治安、手持盾牌的武警方队被密集的石块和啤酒瓶围攻,面对激动的群众,警方采取了克制,在冲击中节节后退,最终队伍被冲散,散落的武警遭到攻击。经过多次协商,家属最终同意将尸体运往殡仪馆进行尸检。6月21日凌晨5时许,在事发80个小时后,死者涂远高的尸体被运离永隆大酒店。警方随后对现场进行清场,绝大多数围观群众也逐渐散去。事后有消息称,在这次冲突中有100多名武警战士受到不同程度受伤。

  在“石首事件”整个演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媒体、社会中之间的可以说是“零”协调沟通,政府机关没有通过媒体组织和平息事件激化,向群众做出解释、安抚群众;媒体自身也处于等靠、观望的缺位状态,没有积极主动配合政府处理事件;公众没有求助于任何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是直接采取暴力冲突的形式,导致漫无目的“跟风”的群众越来越多,给社会治安造成不利影响。据后续报道,因为参与“石首事件”的暴力冲突而受到处理的“无关人员”不在少数。

  3.4.2 辽宁台安“高力房事件”

  2012年4月6日,辽宁省台安县高力房镇红星村村民,因怀疑该镇通过招商形式招来的一家冶炼金属镍的企业进驻红星村后会造成重度污染而上访。经几次上访后,并未及时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与回应,也没有任何新闻媒体出来作出说明或对该事件进行了解。以至于后来逐步恶化,发展成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就是由当初普通上访上升为后来的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

  经后来在查明,这里面有当地的地痞流氓和别有用心者的鼓动和煽动,导致不明真相的群众集体冲击高力房镇党政机关,在冲突中有1警员在此事件中受伤,有人称当时是“多人(上访者)打一个人(受伤警员)”。高力房镇政府的窗户和门玻璃、停在政府院内的部分车辆基本都被砸或烧毁了,还有人砸了党政机关一些办公室的电脑及其他办公设备。后来证实,这次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当地村民有信教的,挨家挨户通知。但值得反思的是,百姓对镍的知识了解的少,导致偏听偏信、以讹传讹,添油加醋的无限夸大镍的危害性。而党政机关和各级媒体对此并未及时作出解释和回应,导致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的爆发。

  3.4.3 东莞鞋厂罢工事件

  2015年4月14日开始,广东东莞裕元鞋厂等企业,因企业未给职工足额交纳社保基金引发职工罢工,有数以万计员工参与,成为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罢工工人在厂房附近聚集,武警在场戒备。

  后来经查明,东莞台资裕元鞋厂过万名员工连日罢工抗议资方没有替他们缴付足额的社会保险及公积金。资方17日发出通告答应依据地方政府规定,下月一日起会调整员工福利金,但工人不接受,继续罢工,多个厂区处于停歇状态。据工人代表透露,裕元的台湾母公司宝成工业17日早上派代表与劳方谈判。而裕元于17日早上发出通告,表示应员工诉求,决定依据相关地方政府政策,调整高埗鞋厂员工的福利金,下月1日起生效。但现场有工人质疑通告是否有效,要求公司再澄清。

  在此事件前后过程中,当地各种新闻媒体并未积极参与其中,原因是未接到政府相关指令授权,不敢轻举妄动,错失为解决事件第一时间提供采访资料的良机,好在员工没有过激行为,也没有人过分的造谣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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