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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律论文 论法律与道德

2018-12-19 10:04:36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法律与道德在我们现代法治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社会两种主要的秩序调节机制。作为维持人类社会规范的两大基本维度,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要建设文明、健康、和谐的社会就必须使道德与法律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外法学尤其是法哲学中的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西方哲学滥觞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提倡的“法治”;从中国古代的周礼到后代的礼法并治都体现出法律与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法律;道德;区别;关系;互动

  一、引言

  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今天,法律与道德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是考察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在社会治理中,根本上来说法律与道德要相辅相成,相互适应。但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在实践中,法律与道德的结合往往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状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在社会中更好的发挥二者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分析研究,针对我国社会现状以及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促进我国法律与道德关系协调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以达到双方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二、法律的学理含义

  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并且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用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

  广义的法律,是指法的整体,包括法律、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及其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狭义的法律,专门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是人类社会的强制性规则,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规范。法律以正义作为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时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的手段。法律的目的首先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段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可以说法律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法律的概念在古时指的是律令或者刑法,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准则。

  三、道德的学理含义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有着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一书。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Mores”,意思为风俗和习惯。道德是用来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正当的观念标准。道德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它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道德其实就是社会规范对人的本能的制约,同时道德也是在法律之后用来制约这种本能,同时减小这种伤害的工具。

  四、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一)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法学理论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分属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都是调整社会关系与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彼此渗透,相互补充。

  (1)法律需要道德的奠基和支撑

  道德的产生先于法律,古今中外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无不是以特定民族和国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石,并力求与道德相适应,相协调的,一个真正的法律制度必然蕴含着道德精神,法律的实施不仅靠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而且要靠群众在舆论上的支持。

  (2)道德的实施需要法律的强制保障,人们道德自律的增强不仅靠教育,还要靠法治,为道德立法,有利于促使人们逐渐形成道德自律。

  (3)道德要法律化,道德的本质决定它和法律同属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共同起着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塑造美好心灵,优化社会风尚,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作用,道德法律化就是要使社会的道德规范逐步纳入法律条文。

  (4)坚持法律与道德两手抓,法律规范大多起源于道德规范,它们原是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内容,国家才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借助法律的强制力予以保证。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1)两者产生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不同。法律是阶级社会所持有的现象,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道德贯穿整个人类社会,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

  (2)两者表现的具体形式不同。法律是具体的、规范的表现形式,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是成文的;道德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和信念中,道德规范出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日积月累,一般没有特定的表现形式。

  (3)两者的实现方式和约束力不同。法律具有国家的强制力,这种强制性在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各环节中体现;道德不依靠强制力,依靠内心信念、习俗、教育力量来维持。

  (4)两者作用的范围不同。道德的作用范围比法律广泛的多,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

  五、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在现如今的法制社会,法律与道德是整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法律作为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约束着人们平时生活中各种法律行为;而道德作为人们内心的规范准则,约束着人们平时生活中除法律规定之外的行为。两者应相互作用,共同约束着广大人民群众,关键时刻相辅相成。

  (一)坚持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注重道德的法律化和规范功能

  即通过科学立法把国家中大多数的政治道德、经济道德、社会道德、文化道德、生态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的普遍要求法律化,使之转变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范。一般来讲,道德是法律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道德所要求或者禁止的,往往是法律做出相关规定的重要依据,因此,大多数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立法,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结果。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法律的源泉,是制定法律的重要依据,是评价法律善恶的重要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立法工作,不断加强科学立法和重点领域立法,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许多法律规定的内容,都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道德法律化的积极成果。例如,我国法律规定诚实守信、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尊重和保障人权、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等,总体上都反映或者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要求。

  (二)坚持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注重道德的非法律化和教化功能

  道德与法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大多数道德已经或可以法律化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少数或者某些道德是不能法律化的。例如,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同事之间的友爱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爱关系、孝敬父母的伦理要求以及公而忘私、舍己为人、扶危济困等道德追求,一般是很难纳入法律调整和强制规范的范畴而使之法律化的。在某些道德不能或不宜法律化的情况下,不要随意使这些道德问题成为法律问题。而是应该加强道德建设,注重道德的约束力和教化能力。

  (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完善法律,促进道德建设

  目前,有的地方和有的领域出现的见利忘义、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我国法律对于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法律对道德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方式来实现某些道德的法律化,通过法律来确认和强化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诉求和规范实施。对于需要法律禁止和惩罚的不道德行为,对于需要法律褒奖和支持的美德善德行为,都应当通过立法予以必要体现。当务之急,一方面,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进一步加强有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的立法,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堵塞立法漏洞。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加强道德建设。当然,对现实中背离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能否用法律介入以及用什么法律、在何时、怎样介入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结论。但注重在完善法律的同时要注重加强道德建设是必须的,注重完善法律和促进道德建设两者都重要,两者都不能偏废,这也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个基本要求。

  同时法律与道德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最后总是以法律规定为准。所谓“情、理、法”三者,以法为先。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最为优先,只有在法律无法调整的问题上,才会适当考虑以社会善良风俗为原则。(尾注3)古往今来,在法律与道德相互交织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问题、矛盾与冲突也是一直存在的,并且不断的在发展着。一边是道德文章满天飞,一边却是反道德的行为随处可见。现今社会上的许多行为在冲击着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例如安乐死。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指无痛致死术。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的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结束生命过程。从而赞成安乐死的人坚决表示安乐死能够消除病人的痛苦,使人在世间获得最后的解脱,不再煎熬于病痛,这对病人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是高尚的可取的。而反对安乐死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安乐死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是剥夺人的生命权的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实施安乐死的人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任何人的生命权利都不可剥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显然与之不符,是为法律所不容的。在刑法中,积极的安乐死(作为的安乐死)是一种受托杀人,即使有自杀者的承诺,也不能成为杀人者免责的事由,仍应认定构成故意杀人罪。在司法审判中,我们的法院也会在无形中受到社会舆论、公序良俗的影响,使法律的权威遭到了挑战。因此,“安乐死”作为一种使人无痛苦的死去的做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问题。而这中间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是长久争论的焦点。

  例如2001年发生在四川泸州的“二奶案”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泸州市纳溪区法院最后妥协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公开宣判认为尽管《继承法》有明确法律条文,遗嘱也是真实的,但黄某把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民事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中“基本原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之规定。因此驳回了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二的规定,作为单方法律行为的遗嘱无效的情况包括以下几种:(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2)受胁迫、欺骗,没有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所立遗嘱无效;(3)伪造的遗嘱无效;(4)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黄某的遗嘱并不在无效遗嘱之列,即可认定为合法的遗嘱。根据法理学中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和一般的法理,只有在不存在具体法律规则的时候,才能适用法律原则。该案的判决直接超越了可适用的法律规则,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瑕疵。司法者为了迎合大众的赞赏不惜牺牲法律的权威,因为“包二奶”的行为是严重违反了传统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是为国人所不齿的。

  又如在市场经济的民事活动中,一个已过诉讼时效的真实的债务关系,虽有法律上的瑕疵但实际上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借据,在法律上被宣告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债务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届满后,不予清偿债权人的债务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并不违反法律但却与道德有着重大冲突。在刑事犯罪领域亦是如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关于追诉期限的规定,一个人即使杀了人,只要过了法律规定二十年的追诉期限,就可以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与中国古代盛行的: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再者,若一个父亲做了一件犯罪的事情,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即使是他的儿子也有举报的义务和作证的义务,用道德的眼光来看会觉得很绝情!这与我国古代“亲亲相隐”的制度正好对立,在封建刑律中,亲属之间犯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论罪。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安乐死可能离我们比较的遥远,但是在生活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行为也在拷问着法律与道德。当一些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却发现了法律在制裁上的落后。“地沟油”、“苏丹红鸡蛋”、“豆腐渣工程”、“染色馒头”、“瘦肉精猪肉”、“石蜡翻新陈米”和“硫磺中药”等这些带有讽刺意思的词语,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公民的很多行为并不违反法律却受到道德与舆论的巨大谴责,摔倒了的老人到底扶不扶,婚外恋行为,诸如此类,在法律上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并不是法定义务,所谓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并且这些行为已经完全越过道德的底线,虽然我国的相关法律也规定了这些行为的违法性,但是往往要等到媒体或其他组织和个人揭发时才会被各个监管机关重视,并采取事后的补救措施。虽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往往这时伤害已经造成。

  因而法律追求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程序上的正义,是一种利益博弈的结果,有时是以牺牲道德和人性情感为代价的;而道德追求实质正义,对人的行为有更高的限制和要求。从根本上说,法律是理性主义的规则的集合,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提的“法律是摒弃了欲望的理智”,司法者只能依据法律评价当事人的行为,不能掺杂个人情感。而道德更多是一种情感的激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统一性,没有严密的逻辑基础。在法治社会,一方面,法律的统治有利于保障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另一方面,则会导致情感的麻木以及人的道德感的萎缩。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仔细分析道德与法律在各种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二者的冲突并不是在本质上的矛盾,而只是在相同的领域采用的评价和判断视角不用罢了。因此,有很多时候,当道德已经无法约束一个行为时,法律就应该马上作为道德的最低标准对行为进行制约,但是在现在的社会我们不能不说很遗憾,因为法律并不能像它自己所标榜的那样能及时处理许多道德无法制裁的问题。

  六、法律与道德的互动

  (一)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影响

  法律与道德作为作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相互存在着联系与区别,当然两者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

  在渊源流长的历史岁月中,道德与法律是在不断的相互影响并共同发展的。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在不断进步与发展,同时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可以说从原始的社会发展开始并不存在法律,人们相互之间生活依靠的道德规范。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法律的产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以说法律是在道德的基础上不断成型的。可以说法律是站在道德的肩膀上发展而来的。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成熟,当然法律也是不断的进步的,同时道德也在不断随着各方面的进步而进步。

  试看中西方的法律发展的进程不难看出法律的发展与道德是息息相关的。

  我国战国封建制形成时期,当时,围绕着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统治形式等一系列问题,不同派别的政治家、思想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争论的焦点在于“德治”与“法治”。对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认识,是这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封建社会前期,秦王朝“一任刑罚”短命而亡的结局,给后代当权者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西汉王朝为避免重蹈覆辙,在确定治国方针的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问题首先被提了出来。汉武帝时,儒学大师董仲舒系统的论证了“德主刑辅”思想,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规定了基本的模式。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为运用道德教化与刑罚两手治理国家提供了理论武器。由于在封建专制制度历史条件下,人治大于法治,这就造成了客观上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德主刑辅”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客观地位,又便利于当权者进行统治,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至西汉中叶后,这一思想长期被奉为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封建社会中期,统治者为了推行封建礼教,很重视及时把道德规范上升了国家的法律,以强制的手段在社会推行,这就形成了礼法的合一。从而产生了“礼法合一”思想。从魏晋到隋唐,“礼法合一”思想有不断强化的趋势。由于在治国实践中,单用礼教来推广道德并未得到显著的成效,所以当时有许多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开始开始用法律来推广道德,因此出现了“礼法合一”思想。封建社会中期的“礼法合一”思想,是对“德主刑辅”思想合乎规律的发展。由于封建社会周期性的出现阶段矛盾、社会矛盾及民族矛盾的激化,造成政权危机,历史是在“治”、“乱”交替变化中发展的,“德主刑辅”原则往往在“乱世”的情况下无法得到正常实施,或者当形势需要把刑罚作为主要手段的时候,“德主刑辅”这一模式就显示出其局限性。封建社会中期的礼法合一思想,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并在坚持“德主刑辅”原则的框架内提出的。当时思想家所说的“礼法合一”,主要是从立法角度上讲的,仍强调“德为刑之木”,所以它同“德主刑辅”思想并不矛盾。

  封建社会后期主要是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反对封建礼教束缚意识的觉醒,完善封建法制理论,以便有力的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内容的封建礼教,成为历代统治者迫切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明刑弼教”思想,当时为了有利于统治者更好的处理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从“礼法结合”的意义上对“明刑弼教”思想做了新的阐发。

  从以上我国法律的发展中不难看出,法律的形成于道德是紧密相连的,同时法律的发展与道德也脱不了关系,同时在很大的程度上,法律的发展依赖与道德的发展,我国许多的思想家在立法中更多的会参照道德的标准。同时,法律的形成也不断影响着道德规范,排除了许多不合理的道德规范,同时使得人们所生存的社会更加的洁净。

  西方国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与讨论也非常久远。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亲朋好友,以恶毒对付敌人。还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主张守法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责任,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道德和善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法律应当是实现公平、社会美德和家庭幸福的各项基本原则。西方社会大多数有名法学家也都认为,人们对社会道德理想的向往也是由法治表现出来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国人民都能进行公平正义和善良道德的制度。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学派的自然法学观念,它对罗马法律和罗马法学的制定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自然法学的宗旨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公正的规范,自然法构建了自然、和谐、公平、民主的价值观念。

  18、19世纪以后,自然法学观念又被大部分资产阶级法学家们作为反对封建统治者专制的强力手段。自然法学派最突出的主张就是认为符合道德的法才是善法,才是符合效力的。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社会传统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念,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的规定,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禽兽一样野蛮”的名言;近代的“热爱法律”作为“公民道德”的核心价值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公民的道德责任,惟独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保障支持。

  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

  (二)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所谓的“道德的法律化”,是指将道德因素融入到法律中,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也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尾注5)优良的道德成为了法律维护的对象,于是便成了法律的外在道德。将法律变成人人都能自觉遵守的优良道德的一部分,形成人人法律至上的观念,培养人们正确的权利义务意识,以及正确运用道德原则来指导法律实践。法律应当是正义的体现,法律的好与坏是以符合正义为标准的。道德化了的法律使法律具有了更多的人文情怀和伦理关怀,正如十二铜表法所宣扬的:使人民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只有具备道德基础的良法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信仰。而法律只能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2013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诚信信用直接写入法条第13条之中。这种“引德如法”的模式正是反映了道德对于立法活动的引导作用。道德对于司法活动和执法活动也具有公正性的辅助作用,正如博登海默所说:“当法律出现模糊不清和令人怀疑的情形时,法官就某一种解决方法的‘是’与‘非’所持有的伦理信念,对他解释某一法规或将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则适用于某种新的情形来讲,往往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立法者不是预言家,他们也会有遗漏的时候,这时就需要法官依靠道德的原则发挥自由裁量的作用。再者,法律的强制性是有限的,它能够追究违法者特定的法律责任,却无法真正的改造行为人的内心使其不再违法,所以需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根据相关统计,政府靠强制在任何时候最多只能执行法律规范的3~7%,由此可见一斑,良好的道德环境是法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它能够降低实施法治的成本,因为它能够有利于法律的传播与普及,有益于人们守法观念的形成。在市场经济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并驾齐驱的现代社会,体现现代社会精神风貌的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制度化的法治文明。而对市场经济而言,由于它是以利益为取向的经济制度,它要求的不是重义轻利的道德观,而是合义合法取利的法治观。而法治必然蕴含着市场经济主体之间以诚信为道德原则和公正原则的道德精神。

  法律的道德化。我国法治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的法律文化——道德化的法律文化。它起源于我国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殷商时期的“德”“礼”“孝”,直到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思想的“德主刑辅”的完全道德化的法律文化。这种道德化的法律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我国法律文化领域上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尾注7)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对道德发展具有引导和指导作用。没有永恒的道德,也没有永恒的法律。法律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人类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也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在王朝替换或者统治阶级的更迭时,立法者基于自身所以依赖的意识形态,通过立法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抛弃不利于自身的内容。一种途径是通过“法律革命”的形式,把维护旧道德的法律废弃,制定反映新道德的法律,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采取这种形式。二是采取“法律改良”的方式,即通过对法律的修改而逐步把新的道德伦理移植到立法当中,逐步推广和传播,目前修改法律就是这种形式。二是法律对道德的强化和促进作用,这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实现的。法律中的道德性规定,由于具有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通过法律的颁布和实施,该道德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得到了强化,人们的行为将在无形中受到其更大的影响,上升为法律的道德具有了更多的行为引导作用和规范作用。三是法律调整转变为道德规范。根据物质文化基础、政治形势的变化,有些原来属于法律调整的道德问题现在不再有法律调整。例如,婚外恋在建国初期被法律严格禁止,而当代绝大多数国家不再将其纳入法律禁止的范畴,而转化为道德来规范。这是由于法律调整的有限性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法律无法做到完全禁止,只能由道德加以规范。

  因此,法律的道德化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时刻扮演自己的角色,也是我们社会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道德化的法律在我国悠久的法律文化中地位较高,但是我们也并不能过度的抬高它的地位,因为,在现代社会我们追求的是公平公正,从更多方面来说追求的是法律的公平公正,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因此,法律的道德化只是对法律的修饰,而我们更应该关系的是法律。

  当代中国,究竟应注重“道德的法律化”,还是“法律的道德化”,抑或是两者的结合?从现在的社会发展看来应当将两者相结合来运用。原因主要在于: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法律的地位。任何轻视法律的重要作用、无视法律的观点是可笑的。二、中国历来强调德治为主,法制为辅,过去没有错,但当今社会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虽不需要完全推翻这一观点,但也要逆道而行。三、当今中国,种种道德问题的存在,势必决定了道德的法律化的地位。我们势必要加强道德法律化的改进。所以,“道德的法律化”或者“法律的道德化”都有偏颇。惟有“道德的法律化”为主,“法律的道德化”为辅,才能避免偏颇。

  (三)道德的法

  现代社会的两大规范体系——法律和道德在不时的冲突和亲和。这种矛盾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迷茫。虽然有时能达成短暂的共识,但仍旧无法达成和谐的一致。依然站在各自的领域里无休止的“争吵”着,谁也无法整合人们的认识。人类思想方式的不同以及矛盾本身所具有的多角度思考的特性,决定着争论是必然的,这同时也昭示着法律和道德这一永久的矛盾将是人类探讨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的永恒话题。

  法律的出现曾暂时缓解了道德斗争的冲突,并且把这种冲突限制在法律秩序允许的范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的是社会的道德斗争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这个冲突就是无法消除的。相反的是,法律在调整道德冲突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的漩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的增强。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例如公平、公正、正义、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效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如果法律不承认或者否认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者法律制度是存在着极大的缺陷的。如果法律舍弃道德,那么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的程度上具有生命力都是存在疑问的。

  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身份出现的。虽然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同时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赖于道德规范;在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为法律制度的,之所以称道德为法律的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同时才使这法律规范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是比较稳定的。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更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是需要通过人们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来衡量的,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人,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人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是那么合情合理的,存在正义的。

  七、结论

  法律与道德这两个无比亲密同时又互有区别的,在我们平时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它们共同制约着我们的生活、工作、人际交往等等一系列的事,有时法律与道德会产生许多冲突,有时甚至是无法调和的冲突,但是两者在我们生活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任何其他都无法替代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才是两者即使相互之间有不少冲突与矛盾,却同时又存在着。当出现一边是道德文章满天飞,一边却是反道德行为随处可见,我们要懂得正确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能运用自己所学习的知识来解决。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时确实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纯粹依靠法律却无法形成真正和谐的社会,法律必须要与道德一起共同来调节人们的行为才是最理想的状态。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寻求道德与法律融合的途径,让二者在各自发挥作用的同时与另一方形成最和谐、最默契的配合。在现阶段的转型时期,对于道德和法律,我们必须坚持以法治为中心,同时也应重视道德的积极作用,双管齐下方能让他们的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作为学法大军中的一员,我们也要不断的努力。努力去调和这两者间的矛盾与冲突,争取让两者可以更加和谐的在我们这个法制社会当中安稳和平的共存下去。因为当今的社会是无比需要法律和道德的。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无比需要道德,因为道德可以涤荡我们的心灵,但现在的道德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所有的要求,所以我们还是无比需要法律来约束我们。因此,法律与道德应当相辅相成同时又相互制约,为我们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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