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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出版业论文 论张元济对近代出版业的贡献及影响

2018-12-21 11:31:54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 要:张元济是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文献学家和教育家,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出版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主持商务印书馆业务期间有着辉煌的成就,其丰富的出版思想富含创新精神,对后世出版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商务印书馆期间,编撰新式教科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翻译出版外文书籍,引进先进的近代文化;广泛搜集抢救古籍并影印出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元济的出版思想包括他识人用人的出版人才思想,经营管理思想和编辑思想,值得认真梳理。

  关键词: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出版成就;出版思想

  张元济(1867一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文献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25岁时,即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 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甲午战争的惨败是张元济人生的转折点。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决定变法图强,张元济积极参与其中,出谋划策,与此同时在北京创设“通艺学堂”培养翻译人才。戊戌政变后离开北京去往上海,经李鸿章介绍进入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协助筹设译书院并任主事。张元济在译书院的工作与编书、出书密不可分,也让他逐渐熟悉了出版印刷业,因印刷业务与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接触变多。

  1901年,张元济认为救国图强,首先要开启民智,而开启民智则应该大力发展出版事业。但是南洋公学却不能满足他的理想,于是1903年他接受夏瑞芳的邀请,到商务印书馆开始主持业务,从编译所所长一步步最终出任董事长。张元济全身心投入于近代教育文化出版行业,并将商务印书馆逐渐做大。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对文化教育出版事业鞠躬尽瘁。他在出版业有着辉煌的成就,主持编撰新式教科书,通过出版辅助教育以开启民智;翻译外文书籍引进先进思想和理念;编辑和翻译科学技术书籍,引进先进科学;搜集古籍珍本影印保存,传承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张元济的出版活动对中国近代出版业、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教育史上有着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张元济在出版业方面的成就

  编撰新式教科书

  张元济主持编撰的新式教科书,是他在近代出版业、教育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张元济从离开南洋公学投身商务印书馆,体现了他教育出版思想由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的转化。洋务运动时期,小学教育已经开始打破了传统的私塾教授的模式,但是蒙学课本和教材却无法适应飞速发展的教育体系。如《百家姓》、《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内容不能与时俱进;而直接引进西方教会做编写的新式教科书脱离实际。

  1903年7月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张元济主持编撰的第一部小学教科书《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起陆续编印出版了“最新”系列的小学启蒙教科书,包括《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最新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等,不仅分类详细,而且内容新颖适合儿童启蒙时期的心理,发行广泛影响深远;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的新式教科书还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职业技术甚至补习夜校,涉及方方面面,真正做到了开启民智的普及教育。

  新式教科书的编印十分严谨,采用“多人合议”的方式作为编写原则。《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由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编辑。内容上从语文体系的字、词、句,生字词笔画的难易程度等方面进行编写,还附有丰富有趣的图片,知识结构由浅入深难易结合。《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引入“国民”概念作为全书中心思想,提出“爱国者,爱我国也。我为何国之民,即当爱何国”,这对当时的“忠君”思想有一些挑战,强调国民的爱国意识。《修身教科书》对于抨击封建腐朽思想、传承古代优秀文化品质等方面均有影响,又引进了外国寓言故事,形式新颖富有哲理性。

  (二)翻译出版外文书籍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期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名著和科技书籍,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大批书籍中,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刻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8种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小说,影响也十分深远。

  张元济与严复早在1890年就已相识,当时张元济在北京创办了一所名为“西学堂”的教育机构。学堂的教学宗旨是提倡西学、培养维新人才。严复曾经亲自到学堂讲授“西学门径功用”课程,还提议更改校名为“通艺学堂”。 严复在1895到1897年间,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赫胥黎作为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书中提出了他的进化论观点——“物竞天演,适者生存”,和他首先提出的人类起源间题,在维新变法期间宣传西学,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赴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着手组织出版了由严复翻译的《原富》,并给予相当高的稿酬。张元济在1903年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后,又接连组织出版了多本严复翻译的名著,其中有孟德斯鸿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

  除了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外,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期间还出版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翻译家林纾所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商务出版或在杂志上发表的林纾翻译的小说就有145种,林纾在1897年至1921年的20多年间翻译的西方小说,总计184种。其中有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狄更斯、欧文、大仲马、小仲马、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塞万提斯、易卜生、德富健次郎等。作品有《茶花女》、《伊索离言》、《鲁宾逊漂流记》、《滑移外传》、《孝女耐儿传》、《贼史》、《通茵小传》、《离恨天》、《鱼雁抉徽》、《柑掌录》、《现身说法》、《不如归》、《魔侠传》等。传入中国后最为脍炙人口的西方小说,就是是小仲马的《茶花女》和美国女作家斯陀的《黑奴吁天录》。

  张元济翻译外文书籍出版的这一伟大成就,对于中国近代出版业乃至全社会文化风气与思想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丰富的外国名著和文学作品传入中国,对于开阔国民眼界,拓宽了中国近代了解西方思想的途径。

  (三)搜集抢救古籍并影印出版

  张元济在近代影响最深远意义最重大的一项出版活动,就是不惜余力的搜集古籍并影印出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不断地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打击,甚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珍贵历史文物进行掠夺。对于帝国主义日渐恶劣的行为和即将无法挽回的损失,张元济深感痛心,并决定投身于搜集抢救古籍。他曾有信言道:“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籍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这短短十六个字概括出了张元济在抢救古籍搜集古籍时的艰辛过程。“丐之藏家”就是直接从珍藏古书的藏书家手里购买善本图书 ;“求之坊肆”就是在民间大量走访搜集那些隐藏的古籍珍本。“近走两京,远驰域外”,表现了他抢救古籍走访了许多地方,不仅在大城市例如北京、南京搜集寻找,甚至远渡重洋到日本访书,1928年就曾经从日本带回46种罕见古籍的胶片。这恰恰体现了张元济在搜集抢救古籍时的特点,一是在搜集古籍时注意版本的选择,他走访民间收购藏书甚至到日本求书,都是为了博览众多版本,并逐渐完善古籍的内容;二是精准校勘,对比不同版本的异同,并适当补充删减,从而影印出版最为精确的版本。

  《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就是张元济所整理的影响最大的古籍丛书。《四部丛刊》从 1919 年开始出书,1922 年印成。它是一部集经、史、子、集之书 323种,共 8548 卷内容丰富的大丛书。1926 年重印,称《四部丛刊初编》,至1929 年完成,抽换了 21 种版本,并给一些书增加了校勘记。初编采用的底本,以涵芬楼所藏为主,同时遍访海内外公私所藏的宋元明旧椠,基本上网罗了当时所存的珍本秘笈。《丛刊》满足了读者一个很大的需求,那就是所选的古籍都是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要经常研读的参考书,即常用常见的书。但正因为是基本的参考书,版本的选择就更加慎重。《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印刷于1930年,直到1936年才全部印成。所谓“百衲本”,来源于和尚所穿的“百衲衣”,是指使用的各种版本残缺不全,彼此补缀而成。历代正史汇刻本,保存到今天的有汲古阁本《十七史》,南、北监本《二十一史》,清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南北监本多出宋元旧椠,汲古阁本也多宋版精本,但这些书到清末已流传不多,流通最广的只有武英殿本。由于殿本校刻时未能广集宋元旧椠,存在不少脱文误字,直接影响到史实的真相。张元济辑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旧本的面目,纠正殿本的缺少,保持这些史料的真实性。

  张元济认为 “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这就是他搜集抢救古籍,保留珍本善本的意义所在。这一伟大的出版成就,对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

  二、张元济的出版思想

  (一)出版人才思想

  张元济投身出版业以来,不仅有着辉煌的出版成就,他在出版业奋斗一生所形成的出版思想也是宝贵的财富。在经营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张元济明白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使商务屹立于中国出版业的顶峰,只有广泛招揽人才培养人才才能聚集足够大的力量。

  首先,张元济人才思想的第一点就是善于识人。张元济很早就开始物色网罗人才,广纳贤才,聘请术业有专攻的各方面精英到商务担任职位,在张元济的不断推动下,国文部、理化部、英文部逐渐有系统有组织的编制起来,编译所当时各部门的负责人高梦旦、杜亚泉、邝富灼等均是在该领域中有所建树的人。杜亚泉是中国最早受西学教育的科学家;国文部的蒋维乔和庄俞都是有经验的教育家;陆尔奎、方毅(叔远)在国文字典方面有专长;林志(仲枢,清翰林)擅长古书选校;黄蔼农精于书画古物鉴定选印等。英文部人才更多,有颜惠庆(骏人)、蒋梦麟〔兆贤)、郭秉文(鸿声)、黄士复、江铁、徐润全、甘作霖;此外,尚有寿孝天(数学)、傅远森(史地)、余云帕(医学)等;各种杂志方面又有胡愈之,茅盾、叶圣陶、周建人、钱智修(经宇)、章锡深等。[8]张元济慧眼识珠的能力十分高,胡愈之原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中学生物教员,张元济看过其文章后看出他有才华,聘用他为实习生。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各方面的人才及其恪尽职守的工作,使编译所连续出版了很多在读者中获得了高声誉的出版物,使商务在社会上的声望日渐提高,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张元济的人才思想还体现在他的善于用人。第一是主张用新人,他所指的“新”人的“新”包括两方面第一指年龄小。年轻人身强体健有着充足的精力,受到过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的影响,接受环境和变化的能力强,工作效率高能胜任高强度的工作。第二指思想“新”。他认为新人接受的是新知识、新思想,知识丰富全面,头脑灵活,能跟得上时代步伐,善与学术界、政界交涉,易与社会沟通。商务创办的主要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一直是社会比较热销的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逐渐开展,对于社会所倡导的新思想和白话文,这些杂志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是落后滞后。如《东方杂志》编辑、当时有名的理化学者杜亚泉,由于思想守旧,对于社会的进步不理解,写了许多指责白话文和新思想的文章。与当时社会的思想方向相去甚远,因此遭到了陈独秀的抨击。张元济立即将其撤职并开始在杂志中使用白话文。后来由留法归来的青年胡愈之担任编辑的职位。张元济的革命并没有结束,后来他任用文学大家茅盾为《小说月报》编辑,茅盾上任后引入了有创造性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西方近代作品的白话文译作,一些有关现代文学的文学批评和分析论文受到高度赞赏,奠定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是不轻易用相识之人,尤其不轻易用高层领导人的子弟。张元济反对做“家族式生意”的旧式商人风格。他认为用老高级职员的子弟是搞裙带关系,若这类年轻人进公司,即使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也会仗着父兄的关系谋着高位厚禄,不知其父兄当初创业的艰难,自然看问题简单,花钱大手大脚,不安心努力工作。别人对他们就是有意见,碍于其父兄面子也不敢提,更有一批阿谈奉承之人前呼后拥。这样一来,影响到公司员工士气,人浮于事,最终会毁掉整个公司。因此,他主张不轻易任用重要职员子弟.即使聘用,也应让其先在其他公司做事,多经受些磨练,等其有了经验资格,阅历较深,知道甘苦,的确有了办事的能力和经验时,再由公司延聘,那时公司倒宁可出重金聘请。

  (二)经营管理思想

  张元济的经营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文化教育为核心的多元化经营思路。商务印书馆除了将出版社作为主要业务之外,还同时拥有自己的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馆、支馆。张元济首先确保了出版的主体地位,然后努力将商务印书馆从横向拓展和延伸。通过早期创办通艺学堂,张元济积累了丰富的的经验,当商务印书馆发展趋稳时,张元济开始创办文化教育机构,从幼儿园到小学,甚至还开办了商业补习学校。同时创办了电影厂、玩具厂等一系列工商企业,这为近代的出版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这些横向拓展延伸业务的经营方都是紧紧围绕“文教”这一核心展开的。这就增强了商务印书馆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张元济的经营管理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出版家,决不做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在张元济主持工作的年代,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科学先进的管理理念。强调廉洁,注重福利。张元济在企业中强调公私分明,各尽其职的管理理念。商务印书馆还较早的实行了对职工待遇方面的福利措施。比如说花红制度,无论职员工友、职位大小;年老退职有“退傣金”,因病死亡有赂赠金,因公伤亡有特别抚恤。这些福利制度,在近代的中国工商业中比较少见,这些都出自于张元济的大力提倡。上海的商务各机构部门使用钟卡进行考勤,以凭借其显示的到厂出厂时间来结算工资。还设立了免费为职工看病的医务处。并且为职工办理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以免在发生意外事故时没有保障。

  张元济以文化教育为核心的经营思想和科学先进的管理理念,使商务印书馆在近代企业中独树一帜,而这种先进的管理制度与经营思想不仅多为当时的近代企业所借鉴,也给后世的文化教育企业提供了思考。

  (三)编辑思想

  张元济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近代的出版巨头,与他“适应变化不断创新,集思广益兼容并蓄”的出版编辑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张元济要求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积极适应新学制变化,根据学制不断更新教科书。同时又不断创造新的教科书体例来适应当时中国教育的实际和近现代教育的发展需要。商务印书馆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教科书在知识内容、语言文体、课程设置等方面不断进行修订。商务教科书的内容满足社会需求,主要依靠丰富的知识,才能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在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首创了每个科目的教授法和“详解”,《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教授法和《最新修身教科书》第一册教授法就是由张元济在1904年编校的。这样不仅方便了广大师生,还对教科书起到了一定的促销作用。

  张元济善于识人和用人,网罗了大批人才加入商务印书馆。在编印教科书时,多采用多人会议的形式,集思广益,吸纳众人的意见,使学生从小就认识到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教材内容不仅贯通古今、兼容并包,还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优良品格。张元济亲自编写了《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1 套 10 册。这套教科书采用启发式教学法,主要培养学生的品格。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始终将德育贯穿其中,这与我们现在倡导的思想品德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他设计了一套编写体例,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思路,采用“古人嘉言懿行,是以增进民德,改良风俗者依次编入,由浅及深,循序渐进。末数册于合群,爱国尤为再三致意。”每篇课文讲一则故事,就配合一幅插图,由自身的修养推及到家庭、朋友、社会和国家。在内容写作上,张元济没有提到“忠君”、“三纲五常”这些传统封建糟粕,而是将爱国、民主、平等、博爱、勤奋、自立等新内容、新思想加入其中,用以启迪民智,振兴中华,真正实现其“扶助教育”的伟大抱负。

  三、对后世出版业的影响

  (一)儒商出版理念

  爱国是张元济作为一个儒商最为鲜明的特点。他在早年间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无忌惮,于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张元济与其他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勇敢地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他创办了通艺学堂,倡导学习西学。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逐渐意识到要想使中国富强,教育乃是“根本中之根本”,他在1901年便认为,“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张元济在最初从事出版之时就曾经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认定“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这不仅是张元济的教育理想同时也是他“出版救国”的理想。

  追求义利统一是张元济区别其他近现代企业家的出版理念。作为民营出版企业的管理者,张元济始终坚持儒家义利统一的原则。张元济极其鄙视“利在前而后从事学”的出版商业习气,以“宜多出高尚书,略牺牲营业主义”[14,p465]为经营准则,把商务印书馆办成了一个“不粗制滥造,不惟利是图,讲求质量,出版对读者有益的书”的一流出版社。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对于获利微薄的古籍,他是如何地不惜代价进行编纂出版,以“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出版企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文化事业。如何在出版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求得平衡与兼顾,这是有品格有抱负的出版家们共同面对的难题。

  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即在自己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儒商不仅在自我的人生价值追求中,积极体现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境界,还具有“以己之欲而譬诸他人”的成人美德,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集聚大批志趣相投、积极上进的同辈或后辈,形成富有朝气的团队,以实现各自的理想价值。张元济的一生中,既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也没有留下多少巨著,但他开明、实干而且见多识广。张元济一生为人立德、为事立功、为文立言,用自己的生命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创办和发展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中国出版的新纪元。

  (二)开创版权保护先例

  张元济在1905年时对清政府商部依据日本明治二十六年(1984年)的出版法和明治三十二年(1900年)的著作权法所拟的出版条例、版权律草案提出了意见书。他主张仿照日本著作权法之规定,对教育类书籍进行审查注册并墩纳审查费用后, 再给予版权。这与他的教育兴国的思想一脉相承。借助这种“注册市查式版权”来杜绝惑世诬民学说的传格,保证教育的健康发展。在他对版权律草案所提的五条意见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有关保护外国有版权的书籍在中国翻印或翻译的问题。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馆期间,第一次在书的版权页上注明“版权所有,翻译必究”字样,首开我国版权保护先例,这也是现在我国出版界把印有著作者姓名、出版单位名称、定价等的页码称为“版权页”的肇始。

  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后,与严复签订了我国第一个出版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和版税支取、版权归属等问题。严复同时也是我国近代最早获得版税的作者,《原富》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后,他除得到200元稿酬外,还得到了张元济承诺的版税。这种版权保护意识对于后世的出版制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对当今出版行业版权的保护有极大的启示。

  (三)满足社会需要,重视文化积累

  后世出版业从张元济的出版活动和出版思想中获益匪浅。从他的经营出版思想和编辑思想中,能够意识到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满足社会需要。这就要求出版企业随时注意市场动态,及时调整出版方向根据市场动态及时调整出版方向并不是盲目跟随热点搞“一窝蜂”,跟在别人后面“依葫芦画瓢”是永远做不出成绩的,必须要有预测市场的眼光。市场预测是当代出版业生存发展的关键点,需要搜集市场信息,了解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从而不断调整创新自己的出版计划和出版方向,这样才能赶在别人前面第一时间占领市场。还要以读者为本,努力适应民众需要。考虑到杂志出版周期短,印刷量庞大和影响面广,从1904年到1913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创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期刊。期刊杂志的出版,满足了读者阅读的需要,非常受欢迎。设文具仪器部,发售文具仪器、美术用品、音乐体育器具等。商务印书馆为方便读者就近购书,在上海市区内设分店,此亦以商务为始。此外,并有流动服务车,定期开到大学、中专院校去,方便读者,增加了营业额。

  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壮大与它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文化沉淀紧密联系在一起。张元济所主持时期的商务有着明确的经营理念——“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正是这一理念促进了当时它编撰教科书、工具书、翻译外文名著和科技书籍、抢救古籍影印出版的伟大的出版成就。因此,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要有着正确的文化理念和出版方向,才能够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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